引言
新加坡是東南亞的一個由多個小島組成的國家，面積約682.7平方公里，扼守著世界上最重要的交通樞紐之一的馬六甲海峽，這是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提供的得天獨厚的條件，憑藉著如此優越的先天條件，新加坡人民在20世紀60年代獨立後迅速發展經濟，到80年代已基本上實現了西方200年才能實現的現代化。
然而，新加坡的發展僅僅依靠區位優勢是不夠的，在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東亞文化圈內，各國的發展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儒家文化精髓的影響，而新加坡的影響則尤為明顯。新加坡發展的領軍人物李光耀就說：“我們所信奉的價值觀，是指古代流傳下來的傳統價值觀。”新加坡人民在李光耀的領導人，充分運用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的精髓打造現代新加坡，使得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儒家文化中的權威政治和精英文化在新加坡的運用
精英主義是儒家政治文化的一個核心內容，也就是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一部分人生來就比另一部分人有才能，是天生的精英，註定的統治者，而另一部分人則是天生的被統治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這樣一種文化氛圍，即一般大眾“認為管理國家理應是政府的事，與老百姓無關。他們的認為就是被動的接受政府所安排的一切。”而針對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新加坡，英國學者亞歷克斯·喬西就說過，“在新加坡，他們也不想參與，……新加坡人對政府是放心的。大多數華裔新加坡人對於民主的關心還不如他們關心由一個優秀分子領導的人道主義的、通情達理的政府。”而與普通大眾相對的是，少數精英的參政意識則十分強烈，他們都抱著一種救世主的心態，認為只有他們這些人才能將國家治理好，並且將此視為自身義不容辭的責任。而李光耀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從新加坡的歷史來看，儘管從19世紀就淪為英國的殖民地直到20世紀中葉才獨立，但是儒家傳統的權威主義影響卻一直沒有中斷過。在獨立前的新加坡社會，除了少數商人能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外，大多數的民眾都沒有明確的政治意願。從二戰結束到新加坡獨立的二十年左右的時間裡，新加坡政治上出現了政黨蓬勃發展的現象，但是由於大多數的政黨只注重發動上層階級而忽視人民大眾，使公眾對他們失去了興趣。1954年人民行動黨建立後，開始以民族主義為口號發動人民大眾，一度使新加坡的政治動員達到高潮，似乎新加坡就要結束精英政治而轉為大眾參與政治。
然而此時的新加坡並不具備民主參與政治的基礎，因為大多數人民並不知道“民主”是什麼，即所謂的“民智未開”，以民族主義所挑起的政治熱情並不適應獨立初期新加坡的發展，相反還會可能給社會帶來動盪。因此，從1959年人民行動黨開始上臺執政後，便開始在各個領域限制一般民眾的政治熱情與政治參與。同時，由於人民行動黨對新加坡發展的巨大貢獻，使得 “政府的政治穩定政策以及長期的說教在大眾中強化了這樣一種政治文化：認為矛盾、對抗、討價還價是不對的，而安定、請願、不冒政治風險受到稱讚。”同時，“由於政治活動的合法性很難界定，所以很多人不願涉足這個領域。”總之，無論是從歷史傳統還是政府的有意政治灌輸，新加坡民眾都擁有較強的臣民心裡，這些都為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推行權威政治提供了基礎。
人民黨上臺後按照權威政治的模式建立了一個家長式的政府。首先，強調政府的決定權威性，對任何違反政府統治的言行進行嚴厲打擊。儘管新加坡憲法規定人民有各種自由，但是在李光耀看來這些並非不可改變的，如果“現行的條規不能制止日益混亂和違抗政府的情況發生時，就有必要制定嚴厲的新條款，以維持秩序。”同時政府對新聞輿論進行嚴密的控制，大批不符合新加坡政府觀點立場的報紙被查封。其次，強調個人對社會的絕對服從，必須遵守政府制定的規章制度。新加坡政府認為，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因而制定了很多在西方人看來是侵犯人權的規章制度。但是新加坡人卻都能接受。第三，強調政府對人民的責任。新加坡政府認為在人民服從政府的同時，政府也必須時刻為人民的利益考慮，鑑於新加坡土地面積小而人口眾多的情況新加坡政府提倡計劃生育，同時努力解決大學生的單身問題，同時中央政府強行推行中央公積金制度，為新加坡的老年化現象做必要的準備。
而事實證明了新加坡政府所實行這一套家長式的管理體制是成功的，它使政府在推行政策使極少受到公眾的阻擾，政府也可以放手去推行政策，集中力量去解決經濟發展的問題。
新加坡的權威政治是在佔新加坡人口約1%——2%的精英人物的努力下實現的，也被稱為精英政治。 以李光耀為代表，主要有吳慶瑞、拉賈拉南、杜進才、吳作棟、王鼎昌、李顯龍、陳慶炎、胡賜道等，這些人構成了新加坡獨立後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的主體，這些精英們無一不是在國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時也抱有為新加坡服務的理想。同時，新加坡政府也刻意在新加坡國內培養精英，以為新加坡的繼續發展儲備人才。由於新加坡倡導廉潔政府，因此作為精英參加政治是要作出犧牲的，這就導致人民不願參與政治，為此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在倡導廉潔的同時，另一方面又大力提高公務員的工資待遇。在1995年，新加坡總理的年薪為100萬美元左右，這約相當於同期美國總統年薪的三倍，其他公務員的工資也大大高於同期美國政府官員的工資。這樣，新加坡的精英政治就不斷的延續著，同時也強化了新加坡的權威政治。
儒家文化的傳統倫理觀在新加坡的運用
在新加坡獨立之初，為了發展經濟，比較注重西方文化的引入。隨著新加坡工業化的逐步完成，新加坡的物質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同時工業化也使新加坡的家庭和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傳統的家庭倫理以及價值觀被改變，逐漸讓位於西方的個人主義以及功利主義。
在新加坡領導人看來，工業化使得新加坡的西方化傾向越來越嚴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個人利益至上，缺少傳統的奉獻與犧牲精神，“據1982年的調查，新加坡人自願參加義務慈善等社會工作的，只佔6%；”二是家庭觀念日益淡薄，東方人傳統上比較重視家庭的穩固，但是隨著新加坡的工業化，新加坡家庭人口越來越來少並且離婚率也越來越高；三是對向海外移民的傾向越來越嚴重；四是犯罪和吸毒現象越來越普遍；五是享樂主義嚴重，逐漸喪失吃苦耐勞的精神。
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從70年代末開始，新加坡政府開始全面提倡儒家文化，把儒家倫理當作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的的行為規範和個人道德修養的準則，這些對加強新加坡的企業、組織團體以及國家的凝聚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為了提高新加坡的國民素質，從1984年1月起，新加坡在中學三、四年級開設了《儒家倫理》的課程，從而系統的想新加坡的年輕人進行儒家倫理以及道德價值觀的教育。
新加坡的領導人對儒家倫理的作用也十分清楚，第五任總統王鼎昌就指出，“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養是導致社會穩定、天下太平的重要條件，家庭內部長幼之間，必須保持融洽的關係。”為此，新加坡領導人提出了“恪守五倫”的口號，按照儒家傳統“五倫”即君臣關係、父子關係、夫妻關係、兄弟（姐妹）關係、朋友關係，李光耀認為：“五倫理的權利和義務受到適當的遵循，社會就會穩定和有序。”
新加坡政府為此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提倡儒家的倫理道德，加強對青少年的倫理和道德方面的教育，《儒家倫理》在中學的開課就是其成果之一。二是提倡三代同堂的家庭形式，對年輕的夫婦撫養父母提供優惠政策，新加坡政府認為三代同堂的家庭能夠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將倫理道德傳給下一代，這樣比政府的說教更加有用。三是要有祖先的歷史認同感，也就是華人要保留自己的傳統，如新年的團圓飯、拜年以及各種傳統的節日。1994年新加坡政府還頒佈了《孝順法》以懲罰那些不孝順父母的子女。
由於新加坡是一個移民的地方，民族複雜，為了培養新加坡的民族歸屬感，讓人民的觀念由我是華人（或者是我是馬來人、印度人等等）轉變為我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認為，要樹立新加坡人的意識，必須把儒家道德思想中有關忠君愛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貫穿到每一個人的行動中，並建立一個融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價值觀。
經過新加坡大眾反覆認真的討論，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國會正式確立了思想道德教育的五大價值觀：“1、國家之上、社會為先；2、家庭為根、社會為本；3、社會關懷、尊重個人；4、調商共識、避免衝突；5、種族和諧、宗教寬容。”這五大共同價值觀，主張把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重視家庭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主張對不同宗族和不同宗教要能夠寬容，建立一個民族多元、宗教多元，但社會統一的共同國家意識。新加坡政府的這一舉動使新加坡社會有了一個共同的價值標準，對新加坡的長遠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結語
在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上，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東亞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特別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新加坡的國內民眾有四分之三的華人，他們的先輩從中國大陸移民到了馬來半島的這片土地上，用他們的實際行動使儒家文化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影響了一代代的新加坡人。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運用是成功的，新加坡的領導人在進行現代化的同時，注意運用儒家文化對新加坡人的道德進行教育，這對新加坡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新加坡在短短的幾十年裡實現了現代化與這些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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