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寶：此時此刻的“寫”與“不寫”——關於“方方日記”及其他
此時此刻的“寫”與“不寫”
——關於“方方日記”及其他
文 | 郜元寶
文學評論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1. 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現象的“方方日記”
平時出鏡率不低的作家、批評家或通常所謂“知識分子”“文化人”群體，因為“新冠”疫情的爆發，突然碰到一個尷尬的話題，即如何看待作家方方的武漢封城日記（簡稱“方方日記”）。
圍繞“方方日記”，已經衍生出一系列“觸及靈魂”的詰問。
方方作品，我只看過《風景》《奔跑的火光》《祖父在父親心中》，其它都是瀏覽，更多則尚未寓目。繼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趙樹理《邪不壓正》、古華《芙蓉鎮》、張煒《古船》之後，方方重寫土改的長篇《軟埋》，剛想看就下架了。
一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者竟沒有通讀重要作家方方的作品，這聽起來有點匪夷所思，但也並不奇怪。除了《軟埋》屬人為設限，這裡有研究者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
中國是文學超級大國。作家太多，又普遍高產。除非你做主編，組織人馬分工合作弄一部文學史，自然可以在概念上完成對所有當代作品的通讀。否則，個體研究者只能進行選擇性閱讀。我至今沒有寫過一篇關於方方的評論，就因為騰不出足夠的時間。
這也再次提醒我，即使在專業範圍以內，也只能常懷虧缺，因為“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看作品和寫評論是兩回事。許多作家我反覆看，甚至寫了閱讀筆記，可就是寫不出評論。沒有興奮點，或者要說的話被先我一步的同行們說得很到位了，那就不必再去重複。
作家方方
但“方方日記”不同於方方其他的作品。這是她身處重災區武漢，繞過《長江日報》之類不作為甚至亂作為的官媒，在作家同行大多選擇緘默之際，以個人見聞、感受和思考的方式直接寫“疫情”，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因此吸引了無數讀者的關注。據說她的日記單篇最高點擊量有4000多萬，加上微博微信和其他網絡平臺轉載，總的點擊量可達5000萬。
點擊量和閱讀量究竟多少，並不重要。“方方日記”的特點還在於，先是有幾篇莫名其妙地被封，接著又遭到某些“讀者”口徑高度一致的批評：不寫“正能量”，只寫“陰暗面”，抱怨和抹黑地方政府，個別細節失實。甚至作者的立場和意圖也受到質疑，被扣上許多嚇人的大帽子。這就激起越來越多的讀者的反駁，形成“保衛方方日記”的一股浪潮。
這種情況下，“方方日記”就成為叫人無可推諉的一種精神文化現象。文化人若繼續漠不關心，多少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所以首先並非因為日記寫了什麼，寫得怎樣，而是疫情期間特殊言論聚集效應逼迫大家不能置身事外。
“方方日記”最後引了保羅給他在靈裡所生的“真兒子”提摩太的一段話，也招來各種議論。我不知道這樣的引用是否妥當。畢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境。但“萬事都互相效力”，如果方方知道何為“美好的仗”、“當跑的路”、“所信的道”與“公義的冠冕”，那真是再美好也不過。但迄今為止，“方方日記”還只是一個內容並不完美的完美象徵，它明確指向一點，就是在特大災害面前，個體能否有權按自己的方式面對社會公眾說話？
不管你在社交媒體上發不發聲，面對這樣的象徵物，你心裡總不能毫無反應。但我想再次強調，並不是“方方日記”本身，而是嚴重的疫情所激發的各種涉及輿情與真相的“意見”，因著“方方日記”，將作家方方平日所屬的文學圈內外更多的讀者裹挾進來。
大家都希望弄清其中的是非曲直。
2. 站到網絡這面鏡子前的正反兩方
隨著湖北大部分地區逐步解封，方方已於3月24日宣佈，日記寫到第60篇就暫時收筆。好事者很快整理出哪些“名人”罵過方方，哪些“名人”挺過方方，這就為關心此事的讀者梳理其來龍去脈、黑白正誤，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首先觸動我的也並非日記本身（網上有太多比“方方日記”更搶眼的消息和議論），而是對“方方日記”一波又一波的“批評”。
一馬當先的是當初《軟埋》的圍攻者。也有化名“中學生”的無名氏（據說是山東某自媒體寫手）。接著是北大某哲學博士和也是北大的張頤武教授。
圍攻《軟埋》的人在如此疫情之下接著圍攻日記，真可謂鍥而不捨，執著到家了。其觀點立場極其鮮明，因此也就不必多說什麼。比如他說方方“反革命”，反對方說方方“不反革命”。這就結了。剩下的問題可以交給司法和職能部門（如果他們願意受理的話）。
北大哲學博士文章太長，但除了給方方送去一頂又一頂帽子，並無別的什麼內容。之所以還有人肯於一顧，只不過頂了個北大哲學博士的帽子而已。
北大張頤武教授是我同行，他想象不出那麼多死者的遺物，放在一起該有多大的體積，卻反覆糾結於“一堆手機照片”的真偽，並嘗試以此為突破口，釜底抽薪，一舉否定“方方日記”。這也只能令人莞爾。
倒是那篇致方方的“擬中學生體”公開信，轉彎抹角，陰陽怪氣，一個勁地給別人羅織罪名，自己卻揣著明白裝糊塗，死乞白賴，死纏爛打，還滿臉無辜，自以為得計。真是令人如見鬼魅。更加惡劣的在於，如此壞人心術的“公開信”偏偏假借“中學生”名義，真不知作者自己家裡或親戚鄰居有沒有這樣的中學生？他願意自己家裡或他認識的中學生去幹這種陰險毒辣的事嗎？善良的人們擔心，倘若這“擬中學生體”果真出自某中學生之手，那可怎麼辦？小小年紀就如此冷血，往後進了大學，還不把985、211和“雙一流”之類全部夷為平地？
至於肯定“方方日記”的那些意見，跟“方方日記”本身一樣，都平淡無奇，並不新鮮。無非是說，在許多作家都保持沉默的時候，方方站出來勇敢地講了幾句真話，以一己之力凝聚起一股正氣。個別細節沒有得到核實，值得理解，因為疫情嚴峻，作家本人也沒有到處採訪的可能。日記的主要價值並非精準的新聞報道，而是給疫情中的讀者以精神陪伴和鼓勵，提醒和呼籲地方政府留心防控工作的短板，批評媒體報道的不到位。如此而已。這都是守住常識底線的中肯評價。只有極少數論者情緒激動，忍不住拔高日記的成就，比如認為可以獲諾貝爾文學獎之類（方方本人壓根兒就沒想過這一類的事）。
總之，圍繞“方方日記”正反兩面的意見都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不會引起太多誤會。彼此亮出意見和態度，如此而已。
疫情期間，網絡固然充斥了許多虛假信息，但真要亮出你對某些人和事的意見和態度，還是不會太走形的。普通人無法想象網絡技術未來還會有怎樣的發展，但按其目前速度，恐怕在不久的將來，網絡將像一面鏡子，不僅照見發言者模糊的形象，更能讓大家知道，原來我們“都是赤露敞開的”。
3. “方方日記”之外的各種“新冠寫作”
方方日記還引出一種流行甚廣的說法：面對（經歷）疫情，為何只有方方秉筆直書，其他中國作家、“知識分子”、“文化人”都幹什麼去了？
這一詰問用方方打翻一船人，把方方推到“全體----”的對立面，也把“全體----”推到方方的對立面，讓“全體------”承受來自方方一人的道德壓力，也讓“方方日記”獲得“集體沉默”的映襯。一位朋友好心敦促我：“還不趕緊寫一點關於‘新冠’的東西？疫情過去了再寫，就是馬後炮啊！”作家閻連科甚至說，“要感謝方方，是她撿起了作家和文學掉在地上的臉。”
果真如此嗎？
其實，堅持“新冠寫作”的絕非方方一人。許多小說家、詩人和文化人都在寫，但要麼是上述“圍攻體”，不值一哂；要麼像同在武漢的學者魏天真的“日記”，像陳國恩、劉川鄂、唐翼明、丁帆、陳家琪、苗懷明等教授和作家趙瑜、張抗抗、閻連科、黎安為方方所作的辯護，像林白、王家新、杜駿飛等人的新詩，像胡曉明、錢志熙二教授的舊體詩，像同濟大學教授作家張生的哲學隨筆。所有這些無疑都屬於“新冠寫作”，但因為“文學性”“學術性”太強，或論辯邏輯過於奇崛（像我的同事羅書華教授獨闢蹊徑誓死捍衛高福院士），點擊量都趕不上“方方日記”。杜駿飛和張生的人畜無害的詩與隨筆還屢屢被封。即便如此，這些“新冠寫作”在朋友圈和公眾號裡的閱讀量仍然頗為可觀。
高福院士
也許是吸取了2003年SARS和2008年汶川地震中“SARS體”和“地震體”絕大多數迅速淪為鬧劇的教訓，“新冠”爆發後，也有不少照例的“感恩體”“頌歌體”，但差不多一出籠就去了該去的地方。此次中國作家沒有聞風而動，率爾操觚，僅此一點，即使不值得為之點贊，至少也該為他們感到慶幸吧。
職業作家和文化人之外，網上“業餘作者”（姑且這麼稱呼他們）精彩紛呈的“新冠寫作”就太多了。別的不說，3月11日及以後數日幾十種文字的“發哨”大接龍，更不用說關於李文亮醫生蒙冤和不幸染病而死的無數跟帖，就註定要載入史冊。如果不是偏狹到只認專業作家的寫作為文學，那麼說中國文學界在疫情面前“集體沉默”，就並不屬實。
毋寧說，“新冠”有力地改變（擴大）了“文學”的疆域，卻並沒有改變文學的基本定義。“新冠”爆發至今，我們並非身處一個文學缺席而萬馬齊喑的“無聲的中國”。
4. 陷入“沉默”的各種理由
剩下來需要被繼續“拷問”的只有一小撮，即平時活躍的作家、評論家、學者。他們或保持沉默，或只是敲敲邊鼓，滿足於在微信朋友圈“轉發+評論”。其實這一類文字彙集起來也很壯觀，但畢竟不曾像方方那樣面向公眾堅持進行現場跟蹤式高密度寫作。在方方的對照之下，這一群的“沉默”或沒有大聲說話，對人對己，確實需要有個交代。
不知別人怎樣，拿我自己來說吧，作為一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經歷著全民乃至全球“新冠”肆虐，不可能無話可說。但千言萬語，一時又不知從何說起。
首先，有關“新冠”的研究與防控，發言權毫無疑問應該歸於具體的職能部門和廣大醫護專家，無須弄文學的人來指手畫腳。我們要做的跟一般社會公眾並無不同，主要也就是努力做好家人和自己的防護，跟親友們多一些聯絡，互相鼓勁，再就是儘可能完成疫情期間的本職工作（“網課”至少將我們教師的工作量提高三四倍）。
其次，如果要以文化人身份參與公共言論空間的討論，那就必須從整體文明的根本處下筆。但這一則顯得過於愚闊，二則那一整套與流行疾病有關的汙穢、犯罪、悔改、饒恕、隔離救治、感恩順服、直面死亡等話語，在適宜的話語空間自然暢行無阻，卻很難跟流俗的學術、文學以及媒體語言相調和。
面對如此規模的全球災難，文明的根基顯得多麼不堪一擊。一邊是巨大的恐慌與絕望，一邊卻是彼此埋怨，大肆“甩鍋”，乃至不斷被放大和狂歡化的以鄰為壑，幸災樂禍。某些國際知名學者甚至開始認真地反思和重估不同文化、習俗、制度在“新冠”面前的高下優劣，彷彿站在末世光景的一片廢墟上，還興致勃勃地比較哪些斷磚殘瓦更加漂亮。
所有這些精神現象，若不提升到靈魂省察的高度，而僅僅討論現代醫學、社會治理、媒體管控，僅僅從事經濟預測、哲學分析以及文化、習俗、制度優劣的比較，或展望疫情過後國際秩序的重構，總讓人覺得都還不夠。
哲學家尼采
尼采早就說過，一切國際關係的本質都是靈魂征戰。他這句話其實比“上帝已死”更加具有現實針對性。但要穿越所有這些領域而昇華到靈魂省察、靈魂拷問的層面，又談何容易。目前的網絡並不提供從容論道或從容憂道的平臺，它需要短兵相接，直接說出你的然否與好惡，而願意“論道”“憂道”的人們也未必喜歡網絡論爭的方式。
總之知識界的“集體沉默”，既因缺乏適宜的語言和言論空間，也因過於狹隘的專業訓練在全球疾病危機和次生文化亂相面前應對無力。這是過去若干年裡，知識界無可奈何地從公共輿論空間大踏步撤退而躲進專業學術圈的必然結果。
但許多時候，人們實在也不想再去觸碰輿論管控的堅壁。一切在上掌權者都“不是空空地佩劍”。萬世萬代那可見的血氣之爭總是太容易遮蔽日常順服的無奈與合理。孔子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不也可以充當沉默者聊以自慰的籍口嗎？
抗議直言的勇氣永遠可嘉，保持沉默也有其值得理解的權利和理由。
5. “新冠寫作”可以繼續，“抗疫文學”則不必著急
文學的情況倒有所不同。
誠然，“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某些文學體裁如“雜文”，更“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可以當匕首投槍來使用。中國文學史上如此而行的絕不只是白居易和魯迅兩人。
且說說魯迅吧。“三一八慘案”當天，他就在雜文《無花的薔薇》中予以回應，接著又寫出《記念劉和珍君》那樣“出離憤怒”的文章。方方擱下原計劃的中篇小說而改寫“日記”，便是繼承了這一傳統。
但文學還有另一個傳統，也是魯迅說過的：“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當時沉默，是為了把思想感情積澱下來。“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真正到了不得不寫的時候，自然會瓜熟蒂落。但即使到了那時，“文章”所反映的時代風雲，“歌詩”所指涉的具體事件，也並不一定總是那麼清楚明白，一覽無餘。
辛亥革命期間，魯迅並沒有馬上寫出反映辛亥革命的文學。多年後的《藥》與《阿Q正傳》也不過旁敲側擊而已。“五四”運動前後（甚至終其一生）魯迅都沒有寫過關於“五四”的整塊文章。1927年在廣州，魯迅甚至宣稱革命時代不會有真正的“革命文學”，以至於熱血青年因此質問：“魯迅先生往哪裡躲？”“左聯五烈士”犧牲整整兩年之後，魯迅才寫出《為了忘卻的記念》。
抗戰初期文人喜歡往前線跑，後來大多被軍方婉拒。前方將士一邊打仗，一邊還得照顧那些拿筆桿子的，確實有點吃不消。面對八年（或十四年）抗戰，中國作家的虧欠主要並非當時沒有“文章入伍”，沒有橫槊賦詩，立時三刻寫出“苦難歲月的不朽之作”，而是幾十年過去了，仍然沒有寫出對得起那場戰爭的文學作品。
“抗戰”尚且如此，其他皆可類推。
一個民族應該有耐心繼續等待偉大的“抗戰文學”。目前“抗疫”正在吃緊之時，“新冠寫作”可以繼續作出及時回應，但何時從中產生優秀的“抗疫文學”，則實在不必著急。
2020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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