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5年春天，倫敦城裡人心惶惶。在過去的12個月裡，這座城市的上空已經出現了兩次彗星和一次月食，嗅覺靈敏的人已經預感到災難的臨近。
到了4月份，一個叫黎貝卡·安德魯斯女子的死亡引發了警惕，人們在尋找她的死因時發現，倫敦的碼頭早已被同樣的症狀攻陷。很快，疫情就蔓延到了整個倫敦，英王查理二世率先拋下民眾，逃到了牛津郡避難，只剩倫敦市長勞倫斯爵士在城市裡抗擊疫情。
倫敦城裡三家主力醫學機構——皇家醫學院、藥師學會和理髮師-外科醫生協會本應是對抗病毒的主力，但當時的通行療法是“放血、排汗、催吐”三件套，而隨著疫情蔓延，皇家醫學院僅有的55個醫生還跑了40個，於是民間巫醫大行其道，把大量病人提早送上了路。
政府在最初階段也是昏招頻出，比如大規模的捕殺貓狗，反倒讓罪魁禍首老鼠失去了天敵。接著又在窮人區放火，試圖讓火焰吞噬病毒。
《死神的勝利》，描述黑死病肆虐的的畫作
由於缺乏醫學知識，加之各種錯誤指揮，倫敦群眾只好各顯神通：城市中產喜歡在屋裡燒松香和硝石，用氣味驅散病毒，而窮人只能退而求其次，把羊牽進屋製造臭氣。還有謠言說倫敦沒有一個菸草老闆感染，於是抽菸變成療法，就連兒童也會每天早上起床來兩口。
在醫療水平拖後腿的情況下，倫敦能選擇的對策只有一個，就是大規模隔離。在隔離期間，倫敦所有劇院和港口都被關閉，患病者也不能出門，城市清潔運動如火如荼，而編制每週死亡人數統計表這種大瘟疫中的創舉，成了倫敦市政府在疫情中做的最正確的一項決定。
因倫敦大瘟疫設立的《死亡率法案》
瘟疫最終平息的原因至今仍是一個謎，1666年9月之後，整個英國都沒再發生過鼠疫。有說法稱是因為大火把貧民區的老鼠全燒光了，也有人認為是歐洲人在與鼠疫長達300年的鬥爭中出現了生理上的變化。雖然原因不明，但這的確是英國遭遇的最後一次鼠疫。
事後倫敦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改善之前髒亂差的城市界面。而在對抗瘟疫的過程中，倫敦市政府的隔離措施也逐漸成為了英國乃至西方國家公共衛生機制的模板。當然，這些幾百年前用生命換來的經驗，未必能洪亮和準確的傳遞到幾百年後執政者的耳朵裡。
但無論如何，一百多年來每一次大型公共衛生事件，都是人們審視政策漏洞、改革醫療體系的契機。
01
191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新成立的蘇維埃政權決定從一戰中抽身，遠離歐洲大陸的炮火連天。
在付出了323萬平方公里領土和60億馬克賠款之後，蘇聯與德國締結了和約。從東線脫身的德國軍隊，開始全力對付西邊的英法聯軍，此時法軍已經出現了全軍性的譁變，只能一邊堅守一邊等著剛參戰的美軍登陸歐洲。不過，他們迎來的不光是“王師”，還有未知的病毒。
1918年3月，8萬名美軍開始前往歐洲，第二個月，12萬士兵便緊接著開赴前線。而就在同一個月，在美國人登陸的佈雷斯特，流感開始出現，駐紮在當地的法國海軍司令直接染病癱瘓。緊接著，流感以驚人的速度席捲歐洲大陸，並逐漸蔓延到了全世界。
關於流感的起源，一直有不同的說法，主流學界認為西班牙流感最初的源頭在美國堪薩斯州。1918年2月底，幾名應徵入伍的年輕人帶著“重感冒“來到哈斯克爾縣的弗斯頓軍營，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有1100名士兵因為這種感冒需要住院，流感很快在軍營中蔓延開來。
流感時期的軍營病房
但由於歐洲戰事吃緊，美國政府選擇了嚴密封鎖消息，並命令軍隊按原計劃朝歐洲挺進，而歐洲各國也因為戰爭，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封鎖消息。反倒是沒有參戰的西班牙放開了媒體報道，也讓流感得名為“西班牙流感”，無辜背鍋。
緊接著，流感走出歐洲，成為了波及全球的大型傳染病。最開始，人們因流感去世的人超過2000萬，但後來重新統計結果，將其重定上修為 5000萬人，但最高上限可能到9000萬人。無論哪一個數字，都遠遠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傷亡。
與死亡數字伴隨的是幾十倍於此的病人數量，由於死亡率最高的群體是年輕人，而這些人又是支撐戰爭的主力，使得各國政府都急於擺脫戰爭對付疫情。1918年11月，德國基爾港水兵起義，德皇外逃，德國政府向協約國求和，而協約國也早就沒力氣再打下去了。
費城軍事基地內的警告標語
當時，疫情也傳到了遙遠的中國，疫情嚴重時，浙江紹興死亡人數高達10%，當時的報刊記載：“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貧苦之戶最居多數，哭聲相應，慘不忍聞。”棺木所售一空，“枕屍待裝不知其數”。
雖然相隔萬里，但中國的情況並不比歐洲好到哪去，剛剛經歷了改朝換代、軍閥混戰，還沒有統一的衛生防疫體系。除了廣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能用上西方的防疫技術，大部分基層地區，抵禦流感的基本手段只有中醫。
大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給只能有流感病人的家庭發放中藥，組織民眾在房屋內噴灑石灰或石灰水，焚燒大黃和蒼朮來消毒空氣的做法，並建議村民每天多食用綠豆冰糖粥以預防流感。當時還流行一種銀翹散的藥材，結果在百年之後再次煥發光彩。
02
1910年11月，哈爾濱地區突發鼠疫，時值闖關東的務工者陸續回家過年，鼠疫經由鐵路迅速蔓延到東北全境，河北和山東也出現大量病例。
當時，清政府任命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伍連德擔任全權總醫官，遠赴東北指揮疫區防疫救治工作。通過屍體解剖，伍連德發現了鼠疫源頭與人際間傳播的特性，隨即開始隔離行動：南滿與京津鐵路停運、山海關封鎖、嚴控居民來往。1911年4月，鼠疫被徹底消滅。
東北鼠疫爆發期間的醫生
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鼠疫，波及69個縣，共死亡6萬多人。而這次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近代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也間接喚醒了許多中國老百姓的民族意識。
疫情期間，日本與俄國都覬覦著中國東北的殖民利益，藉著鼠疫蔓延，兩國相繼強行派駐警察、軍隊，繞開中國政府插手防疫工作，並趁機滲透影響力。俄國用重兵守住要道，並不斷派檢疫人員進入中國城區；日本則調動軍隊、排除高級軍事顧問，準備隨時進行軍事幹預。
1919年，華北地區疫情又起，駐京各國醫官又以中國政府防疫不利為由，開始插手防疫工作，一時間民族情緒高漲。加之民國政府本就有與傳統決裂的姿態，從洋人手中奪取疾控話語權的呼聲此起彼伏。
當時，除了間歇性爆發的鼠疫，天花、痢疾和霍亂也是中國北方夏季的高發疾病，各類民間機構隨之開始動員組織滅蠅運動。1912年，《教育雜誌》刊文介紹美國的兒童滅蠅隊，呼籲中國引進，早日與國際接軌。李大釗創辦的《晨鐘報》亦宣揚男女老幼都要種痘預防天花。
北平夏令清潔運動
輿論之外，基督教青年會開始在學校間舉辦滅蠅大會，大會期間還會進行報告、演講，發放滅蠅器具。民國政府衛生部成立後，滅蠅運動上升為政府層面的《滅蠅辦法》，民間組織的各色滅蠅運動隨之被納入官方。
1920年，北京國立醫科大學舉辦了第一屆人體標本展覽會，陳列著各類頭蓋骨、內臟病灶和寄生蟲標本，讓正在經歷開化的國內民眾直呼辣眼睛。一年後，北京八校聯合組織公共學術演講會，公共衛生是重頭戲，上午演講、下午展覽，人體標本擺在各個教室裡供人參觀。
北平大學醫學院人體標本展覽會
同一時期，高校也陸續借鑑西方的經驗，將體檢與體格鍛鍊貫穿到學校的日常事務中，北京大學從1919年起設立體格檢查處，對學生分科分班實施檢查。隨後，體檢經民國政府衛生事務所立法，將體檢的範圍擴大到了中學和小學，工廠招工也安插了檢疫關卡，傳染病患不得錄用，到了30年代，身體衛生已經成為大城市居民求學和就業的重要憑證。
在那個沒有廣播、電視和互聯網的年代，公共衛生宣傳最大的創舉是與歌舞戲劇表演相結合。1928年，基督教青年會創作了話劇《孫中山》，講述孫中山為華府公子看病，通過診斷其病為神經衰弱和貧血，隱喻中國的衰落，並以輸血治療的方式暗指革命拯救中國。
話劇播出後，醫學人士對這種以戲劇宣傳衛生、同時引申到愛國主義的形式頻頻點贊，並指出了劇中演員驗血、消毒、注射等動作不規範的問題。之後，各種各樣以公共衛生、醫療科普為主題的話劇接連亮相。
民國時期，在一片崇信西方思潮的氛圍中，公共衛生和基礎的傳染病防治體系也在中國得以啟蒙。赴華傳教的教會也掀起一波辦醫高潮，北京的協和、上海的廣慈、長沙的湘雅等均在此期間建立，它們擁有這片陳舊大陸上最頂尖的醫療水平，甚至在一個世紀後仍然牢牢佔據全國醫院排行榜前列。
不過在當時的環境下，除了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中國廣袤內陸的公共衛生建設依舊處於滿清時代，一旦得病只能求神拜佛的狀態並沒有太大改觀，能夠覆蓋全國的公共衛生體系更是無從談起。根據國民政府在30年代做的統計，全國13種疫病的平均死亡率竟然高達23%。
如何讓老百姓原理瘟疫之禍，當時誰也沒有答案。
03
1958年5月26日深夜，上海第三鋼鐵廠工人邱財康被掉落的鋼水嚴重燒傷，全身燒傷面積89.3%，其中三度燒傷23%。而在當時，業界公認的美國燒傷學科權威——伊文思的理論，僅適用於全身燒傷面積低於50%的情況，尚無灼傷面積超過80%的生還病例。
上海第二醫學院和廣慈醫院組織搶救小組，調集40位頂尖醫生進行搶救，經過半年的治療最終康復。邱財康出院後，巴金以此為藍本寫了萬字的報告文學，執導87版《紅樓夢》的王扶林拍了中國第一部紀實性電視劇，叫《黨救活了他》。
以邱財康為藍本的連環畫《鋼人》
邱財康的治療被賦予了強烈的象徵意義，但在邱財康的光環之外，廣闊中國卻受制於積弱的經濟，處於“有體系無能力，有免費無醫療”的狀態。那一時期中國的公共衛生，最大的創新在於將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以滿腔的革命熱忱消除四害推廣疫苗，以此控制了天花、瘧疾、血吸蟲等疫病。
朝鮮戰爭期間，毛主席曾發出號召：“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當時喊出的口號是“人人都來參加愛國防疫衛生運動，徹底打敗美帝國主義的細菌戰！”
建國之初，中國南方傳染病與寄生蟲病肆虐，農民在水田耕作或日常生活中與水接觸，只需十幾秒便會被感染，患者排洩物中又帶有大量蟲卵成為新的傳染源，因此蔓延極快。由於血吸蟲病晚期的症狀突出表現為嚴重的腹水，因此也被叫做“大肚子病”在當時的重災區江西省，因血吸蟲病荒蕪凋敝的農田和村莊隨處可見。
1957年4月，國務院下發《關於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要求各地要將消滅血吸蟲病當作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必須充分發動血吸蟲病流行地區的廣大群眾，為堅決消滅這一病害而鬥爭。《指示》中專門提到：
“用真人真事、現身說法、訴說病苦等方法，提高群眾對血吸蟲病危害的認識，引起群眾對釘螺、蟲卵的痛恨，樹立對防治病害的信心和決心，使群眾自覺地投入運動。”
50年代的抗擊血吸蟲運動
受限於當年的傳播媒介技術，前期宣傳工作的推進受到較大掣肘，醫生挨家挨戶收集糞便時，大多村民還不知道是用來檢測血吸蟲卵，覺得稀奇，稱他們是“屎醫生”。
為了充分調動老百姓預防疾病的意識，各個地方陸續印發了預防血吸蟲病的宣傳畫與連環畫。恰逢中國與蘇聯文藝交流頻繁的背景，防控宣傳也沿襲了蘇聯藝術中的力量型審美，宣傳畫中的工農同志手持錘子鐮刀，面色黝黑、朝氣蓬勃，強健有力的肌肉散發著50年代特有的氣息。
除了疾病預防科普，還有發動群眾查螺檢螺。從少先隊員，到工人、農民，每人都帶著一雙筷子到疫地撿螺，每次都能撿來不少，可距離消滅釘螺的目標無異於杯水車薪。幾經摸索，防治組最後總結出了一個有效的法子：開新溝填舊溝，土埋滅螺。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方誌純欣喜不已，寫了一首《消滅釘螺歌》，發表在江西日報上。
中央血防九人小組兩次組織專家到餘江指導血防工作
經過兩年苦戰，血吸蟲病在江西基本絕跡，官方媒體點名表揚，毛主席看後欣然命筆，寫了一首《送瘟神》。
在《國家歷史》一篇回憶餘江縣滅螺行動的文章裡，水利施工工地豎立著木板釘的大橫標語牌，一塊板子一個紅字：“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標語旁，15面紅旗迎風招展：“馬崗鄉滅螺大軍” “青山鄉滅螺大軍”⋯⋯15個鄉4000多個民工展開勞動競賽，三天完成了預定5天的任務。
抗擊血吸蟲病期間的宣傳標語
憑藉著這種革命熱忱，中國在建國之初完成了轟轟烈烈的除四害和種痘運動。北京解放後，新成立的公共衛生局就設立了防疫班，負責傳染病的防治工作，鼠疫、霍亂、天花被列為重點消滅對象。
1953年，首都人民的滅蠅運動從三里屯小學起步，春天挖蛹夏天噴藥，一年時間，1億4千萬只蒼蠅殞命。有了滅蠅的經驗，四害之首的老鼠自然也在劫難逃，在1956年2月，僅僅北京市在一個月之內就捕鼠1600萬隻。
新中國成立初期，原有宗族組織解體，行政力量開始滲透進基層組織。在這樣的背景下，往往北京一句口號，地方就是一陣雷厲風行，這也是建國之初，各類公共衛生問題被迅速解決的重要原因。
04
1988年1月初，上海突然出現了大量甲肝患者，各個醫院的腸道門診排起了長隊。
1月18日，《解放日報》登出了一則只有453字的短消息：《衛生部門和廣大市民請注意，毛蚶可能攜帶甲型肝炎病毒》。然而在警報拉響的同時，甲肝感染者數量開始迅速攀升，到2月初，患者已經超過兩萬例，而當時，上海所有醫院的床位加在一起只有5.5萬張。
在衛生防疫部門的跟蹤檢疫下，迅速鎖定了病毒的來源：一批攜帶甲肝病毒的毛蚶在1987年12月從啟東運抵上海，為了追求鮮嫩，食客們僅用開水燙了一遍就分而啖之，結果以身試毒，成了第一波病毒傳播者。
門庭若市的華山醫院毛蚶門診，預檢中醫生檢查患者有無黃疸
確定了病原，上海市政府立即做出了嚴禁銷售、食用毛蚶的決定。在《傳染病防治法》尚未出臺的情況下，當時的上海堪稱效率一流，工廠企業把倉庫、禮堂、招待所、文化館等改成臨時隔離病房，讓本企業甲肝病人入住，政府徵用了中小學、旅館等場所，幾天內一共增加了11.8萬張臨時床位，患者全部免費治療。
同時開始進行的是“洗腦式”的衛生宣傳，上海本地電視臺和廣播都在連續十幾個小時地滾動科普新聞；各大報刊都刊登專版大力宣傳科普知識。街道、居委會則挨家挨戶發宣傳單，順便排查居民有沒有甲肝症狀。
甲肝流行期間，230萬份預防肝炎傳單和35萬份“肝炎專刊”送到千家萬戶，3部自行攝製的電視片迅速播放。這輪轟炸式宣傳立竿見影的效果是，上海市民在短時間內養成了飯前洗手的衛生習慣。
上海中藥一廠生產甲肝病人急需治療使用的菌梔黃針劑
由於疫情帶來的恐慌情緒，其他省市多少有些“談滬色變”：上海電視臺《醫藥顧問》的編導朱健出差南京，一路上不用檢票，工作人員不敢接觸，接站人員叮囑他不要講上海話。國家體委訓練局對來自及途經上海的運動員、教練員實行隔離觀察40天。到京開會的上海健康教育所所長鬍錦華被告知，“給你們上海來的人專門留了位置”。
那年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來自上海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北京獲得了特殊待遇：食宿都和其他地區的代表委員分開。
甲肝疫情在2月初到達高峰，每天發病人數超過一萬例。不過除了一些併發症病例，大多數甲肝病人的治療方式相對簡單：臥床休息，每天補充維生素，並且隔離到位。當時全市10多萬醫務人員中，約有6萬多人撲到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線。最終，在上海35萬患者中，只有28個死亡病例，遠遠低於通行的國際標準。
報紙號召市民居家隔離
這次甲肝爆發也徹底改變了一些城市面貌：當時，山東人也吃毛蚶，只不過是搗碎了包在餃子裡，由於甲肝病毒在攝氏100度的水中待5分鐘就無法存活，所以山東的甲肝發病率微乎其微。而在疫情過後，毛蚶這種登上過《隨園食單》的美味幾乎從上海的餐桌上銷聲匿跡。
同時，傳染病防控的思路被徹底改變，社會公眾開始意識到，一種疾病的流行可能牽涉環保、水產、商業、衛生、防疫、食品安全等多個部門，控制疾病也要各部門共同行動，開始重視“大衛生”。自此上海市成立了“衛生促進委員會”，領導“大衛生”的工作。
另一個改變是上海沿襲至今的健康教育周，每年都設有一個主題。經過了這種公共衛生事件的洗禮，現代公共衛生安全體系的建設在上海大幅加速，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傳染病防治法》的立法工作。
而國內的公共衛生事件處置，也在從運動式向結構性轉變，鼠疫、天花這樣的烈性傳染病早已離我們無比遙遠，經濟活動、社會分工與人口流動則愈發複雜，單純靠老的套路，已經無法應對各類新型突發傳染病，結構性的公共衛生應急體系需要在一次次考驗中不斷完善。
每一次危機，都是制度與體系改革的重要契機。
05
2003年，是新中國醫療衛生髮展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非典平息之後，龐大而複雜的醫療體制改革啟程。中央財政機器開始定向傾注資源，政府衛生支出驟然提升。十七年後，醫改的成果在新冠肺炎的蔓延中迎來大考。醫改中成長起來的超級公立醫院成為了支援湖北的主力，全民醫保與藥品降價這兩項最顯著的改革也在疫情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而在官方的應急體系之外，各個層面的社會力量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有人民需要什麼就造什麼的五菱汽車，有穿梭在武漢各大醫院的網約車司機，還有更多的人，在抖音上記錄武漢人的生活、傳播最新的疫情進展、講解基礎的醫學常識。
從西班牙大流感、晚清東北鼠疫，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歷次公共衛生事件，及時的醫療知識普及都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關卡，尤其是在中國缺少“全科醫生”的情況下，高效率的信息傳遞渠道都是普及權威信息、避免恐慌情緒的關鍵因素。
前段時間，河南村書記通過廣播“暴躁喊話”的短視頻，在各大平臺爆紅。隨後，鍾南山院士團隊從尿液中分離出新冠病毒的消息登上熱搜榜，再次刷新了人們對病毒的認知。緊接著，“普外科曾醫生”在抖音上連更兩條科普視頻，講解應對之策。
曾維根原本是位專攻胃腸道疾病的外科醫生，就抗擊疫情而言，他算是工作在二線。但在特殊時期，他的春節也在值班中度過。疫情暴發期間，曾維根從怎樣洗手、戴口罩，講到氯喹“特效藥”和零號病人，總共在抖音上發了70多條與新冠病毒有關的視頻。
同樣在抖音上堅持醫療科普的還有解放軍第455醫院的影像科醫師孫靜，她在自己的抖音賬號@孫大夫圖說健康上，每天準時發佈一條醫學健康知識短視頻，比如如何鑑別肺結節是良性還是惡性、CT檢查應該注意哪些事項、磁共振檢查的注意事項等等。
同樣是疫情之下，短視頻展示出了自己的另一面：獲取疫情資訊、防控防護信息的資訊平臺。在疫情擴散第一時間，抖音就緊急上線“抗擊肺炎”專題。隨著疫情形勢不斷髮展，抖音“抗擊肺炎”專題多次更新迭代，始終可以在第一時間傳遞官方的權威信息。
在十七年醫改的反反覆覆中，醫療科普是一個著墨並不算多的領域，但在每一次公共衛生事件中，科普卻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當大眾媒介從電視、報紙全面轉向互聯網時，以抖音為代表的短視頻平臺填補了這些空白。
大概從 2018 下半年開始，抖音慢慢湧進來一些 " 奇奇怪怪 " 的號，比如中國科學技術館的官方抖音號 " 神奇實驗室 "，比如傳播科學知識的 " 果殼網 "，再比如醫療領域的大V胡洋醫生、張文鶴醫生等等。不少人恰恰是通過抖音，養成了良好的衛生習慣。
疫情之下，抖音已然成為醫學人士向大眾普及防控知識的窗口、疾控部門與普通公眾的溝通橋樑。疫情當前，越來越多的平臺、自媒體、紅人、藍V發揮著自身優勢，去牽動大眾加入這場防控疫情的戰鬥中。
比起《柳葉刀》和《新英格蘭雜誌》這樣的枯燥的專業期刊，抖音上的醫學大V扮演著知識轉錄中心的角色，將“高維”的內容轉換成了“低維”，在專業與通俗之間，他們傳遞了大眾層面具有實操性的科學防控方法，真正在社會層面做到了科學防治。
無論是廟堂還是江湖，各類力量的自組織行動，為接下來的改革探索提供了重要素材。而令無數人側目的“中國模式”，其實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危機的化解中，慢慢塑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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