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樹一樹的花開，是燕在梁間呢喃，——你是愛，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林徽因（1904.6.10-1955.4.1）
這是林徽因最負盛名的現代詩《你是人間的四月天》中的詩句，因其細膩柔麗、輕盈優雅被眾多讀者喜愛，反覆吟誦。或許在很多人心中，作者林徽因本人也是一位有如四月柳絮般柔弱、美麗、輕靈的女性。人們仰慕其“一代才女”的美貌與才華，嘗試著用AI技術修復她少女時的舊照，但更熱衷於談論的，恐怕還是她在傳言中被描繪得“極為豐富”的情感世界。
曾經，伴隨著一股“林徽因熱”，坊間湧現出了名目繁多的“林徽因傳記”，有嚴謹考據者，有文藝抒情者，也不乏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下誕生的各種潦草之作。在層層“女神”“才女”“名媛”“情種”濾鏡的包裹下，真實的林徽因究竟面貌如何？鮮少有人嘗試用筆去“細描”，去深究。
近日出版的《風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時代》無疑是一本具備如此決心的厚重著作——它拒絕追逐花邊逸聞，著力突出的是林徽因新型知識女性的身份，以歷史學人的眼光，嚴謹的考據功力，從日記、信件、家書、回憶文字等史料中還原出真實的歷史現場。另一方面，它不再從為林徽因一人立傳出發，更想要顯影出的，是民國幾代知識分子群體的命運圖鑑。鉅變的時代下，知識分子群體的堅持、軟弱與改變，成為作者此次尤為關切的主題。
之所以用“此次”，是因為陳新華早在2003年已出版了《百年家族——林徽因》一書。雖然舊作僅有《風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時代》一半的長度，也未能脫離“就林徽因，談林徽因”的窠臼，但它在鉤沉史料、立論新穎、深入林徽因的精神世界等方面，已令人耳目一新。
為什麼會選擇對同一個歷史人物，再爬梳耕耘一遍？陳新華解釋說：“林徽因的一生，橫跨中西，與晚清、五四兩代精英知識分子皆有密集的交集。她一生的奮鬥與探索，與民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命運、浮沉，乃至中西文化碰撞下時代與社會的轉型，都極具典型性。”較之舊作，陳新華的新作基本做到了擺脫時序架構全傳，各章相對集中地刻畫林徽因的某一側面，在相互地補充與強化中，最終形成了一個比較立體的林徽因的形象。
眾所周知，出生於1904年6月，逝世於1955年4月的林徽因，在其不長且多年忍受著戰亂、病痛的一生中，於建築與文學兩個領域，均留下了深刻的足跡。她的主要身份是一名建築設計師，在兵荒馬亂中四處考察古建築是工作常態，新中國成立後，林徽因還作為設計者參與設計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深化方案；而在其視為“副業”的文學領域，林徽因也有著極高的藝術趣味和鑑賞能力。1931年至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這段時期，林徽因共發表新詩44首，散文、小說6篇，劇本3幕，才華畢現，因此才被友人、前輩誠意推為“中國第一才女”。用陳新華的話來說，這6年，林徽因是“把一個人活成了一支隊伍”。
如果我們跟隨作者，試著將林徽因放置回那個變革動盪的時代，那個中西碰撞的家族，我們就會理解，林徽因絕不是橫空出世的，如孤星般閃耀的“才女”。單薄的符號背後，躍動著極為鮮活、複雜的人物性情；她的身邊，圍繞著與其同氣相連的友人、伴侶；她的命運與選擇，亦繼承了幾代知識分子致力於家國建設、民族獨立富強的初心。
才女的“謎底”
近700頁的篇幅，《風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時代》的筆觸像工筆畫一樣，慢慢鋪排渲染出了一個時代。在前幾章，它用了大量筆墨講述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恂和父親林長民的故事——在許多“林傳”中被一筆帶過的家族背景，卻是讀者在其後理解“林徽因之所以成為林徽因”的關鍵。
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恂是一位晚清翰林，學養深厚，思想開明。雖然骨子裡仍是一介書生，但林孝恂無疑走在了同輩人的前列：感受“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痛楚下，他能看到實學的重要性，開始接受西方的法政思想。封建王權被推翻後，他轉身前往中西文化交戰的前沿上海，投股商務印書館，維持不絕如縷的文化事業。
林孝恂尤其注重教育，認為“求新還須知故”，因此不惜耗資在杭州萬安橋側興建林氏家塾，分東西兩齋，各授新舊之學。塾師既有國學大師林琴南、新派名流林白水，還有來自加拿大與日本的外籍教師。自己的子女、族中後輩一概被送入家塾啟蒙。對於林家眾多子侄而言，小小年紀接受的如此“豐盛”的家塾教育已為他們兼容幷蓄、增長見識奠定了基礎。
林徽因自幼陪伴在祖父之側，成長的歲月中輾轉於杭州、上海、北京，南北方的靈氣兼收，舊學與新知並進，16歲時可以隨父赴歐洲遊覽，20歲時能用流利的英語出演泰戈爾的名劇，然後便是與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學，學習她一生摯愛的，融歷史、文化、藝術於一體的建築學……如此履歷，確非中國同時代的普通女性可奢望。“對於林徽因，祖父是靜默在她命運中、血液裡的，謎底一般的存在。”陳新華在書中寫道。所謂謎底，或許就是人們常說的“家學淵源”。一個人的性格底色、教育基礎，決定了他們日後或被動，或主動選擇的人生方向。
祖父對林徽因的影響靜默在她的血液中，父親林長民對林徽因的影響則是清晰和全面的。林長民才華出眾，自負狂放，被林孝恂斥責為“名教叛徒”。別人為仕途走上科舉之路，他卻因胸懷更大的抱負放棄科舉。林長民、梁啟超這一輩晚清的典型文人，一方面渴望成為時代的先鋒，學習西方，為中國尋找出路；另一方面又根植著“學而優則仕”的思想觀念，希望能實踐政治。陳新華著力描寫了林長民這一“書生從政”過程中的曲折與浮沉，一個在入仕和為文之間掙扎的靈魂。
林長民性格中的銳氣、逸氣與真實，在林徽因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林徽因同樣鋒芒畢露，真實不作偽，外加熱情幽默，談鋒甚健，所以很自然地成為所有聚會的中心人物——這也是“太太的客廳”會出現在林徽因與梁思成居所的重要原因。
作為林徽因的父親，在林長民的身上，幾乎看不到父權的陰影，“平等”是他送給林徽因的又一份禮物。他曾在給林徽因的家信中訴說仕途的艱難，完全一副把女兒當成知己的樣子，也曾對徐志摩說：“做一個天才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要先做到友誼的瞭解。”這番言論，放在今天亦毫不過時。正因有這樣的父輩，林徽因才能夠在身心上皆擺脫“小腳”的束縛，獲得同時代女子罕有的自信與灑脫。
林長民攜女赴歐時，他曾對林徽因說，帶她去英國是為了讓她領悟到自己的抱負，暫離家庭煩瑣，增長見識，擴大眼光，養成改良社會的見解和能力。陳新華感慨道，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含著金湯匙出生的林徽因，可以忍受抗戰時李莊生活那樣的清寒與病痛，堅持學術研究。因為在她年少之時，蒙父輩教導的理想與人生追求，就與物質無關。
除了開篇的林孝恂、林長民外，《風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時代》在隨後的章節中更圍繞林徽因，細緻地鋪陳開了梁啟超、梁思成、朱啟鈐……還有在抗戰“南渡北歸”中一眾學者的愛國求知事蹟。時代的動盪變遷，幾代知識分子的群像——這個宏大的故事，才是托起林徽因的基礎，是那個時代風雨中的聲聲琳琅。“與此同時，這樣的寫作，它也藏著我的一點私心，作為一個以中國近代史為專業研究方向的人，我始終認為，這個宏大的故事，是值得我們今天一讀再讀的。”陳新華說。
她是京派作家的“靈魂”
1928年，林徽因、梁思成學成歸國，已完婚的二人同時受聘於東北大學建築學系。“中國雖然有漫長的建築歷史，卻始終沒有與之相稱的建築學和建築教育。”陳新華寫道，一直到近代，如梁思成、林徽因一樣攜西學歸來的留學生群體才將建築學作為一門學科引進國內。
這年秋季，梁思成以27歲的年紀出任草創時期的東北大學建築系主任，教師只有他和林徽因兩人。“他們硬是憑著自己的一腔熱情，擔起所有的教學和研究任務，梁思成負責建築學概論、建築設計原理、建築史，林徽因負責美術課、雕飾史和建築設計，並開設專業英語。”據東北大學第一屆學生劉致平回憶說：“當時最苦的是沒有助教，所以先生只能在課餘，利用晚上來教室為我們改圖，講授渲染技法……他和林徽因先生幾乎每晚到教室來為我們改圖直到深夜才回去休息。”
在他們共同的努力下，東北大學建築系逐漸步入正軌。近二十年後，飽經戰亂與別離之苦的林徽因又以一副病弱之軀，協助梁思成和最先受聘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吳良鏞，共同擔起了清華大學建築系起步階段的一應事務。
1931年，林徽因因病回到北平療養，在療養期間開始了文學創作，同年9月，全家開始定居北平東城北總布衚衕三號。
北總布衚衕三號，即名聲遠揚的“太太的客廳”的所在地。林徽因憑藉良好的文學素養、學術背景、人脈關係，不但自己投身於文學創作，還積極地創辦同人刊物，扶持新人，為京派開拓人脈，凝聚共識，成為了“京派的一股凝結力量”，不少京派作家喜歡聚集在林徽因的家中。即使這個位於北總布衚衕三號的沙龍在隨後疑似遭到了冰心、錢鍾書的撰文諷刺，在京派作家圈中，林徽因還是受到了極高的評價。蕭乾說，林徽因是“後期京派十分重要的一個角色。她又寫、又編、又評，又鼓勵大家。我甚至覺得她是京派的靈魂”。
陳新華認為，雖然蕭乾的評價帶有幾分感情色彩，但也正因為這個原因，這番話有著另一重意義上的真實。“身為後期京派的重要成員、沈從文之後《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主編，沒有誰比蕭乾更瞭解林徽因當年對於京派的付出。”在《文壇多面手》這一章中，作者進一步列舉了林徽因在這一時期對京派文壇的貢獻。
1933年9月23日，沈從文主持下的第一期《大公報·文藝副刊》正式面世，在沈從文的邀請下，林徽因參與了這份刊物從籌備到發刊的全部過程，並寫下《惟其是脆嫩》的發刊詞，呼籲創作界不拘一格，聯合起來，豐富文藝的土壤。1934年5月1日，《學文》月刊創刊，作為主要成員的林徽因、沈從文在學文社再度合作，林徽因還以漢碑圖案為題材，設計了封面，而林徽因一生最負盛名的作品——小說《九十九度中》、詩歌《你是人間的四月天》都發表在《學文》創刊號。
《學文》面臨經營困境終刊後，1937年，以林徽因、沈從文為代表的後期京派文人決心再行創辦一個純文學的刊物，因此《文學雜誌》誕生。身為編委之一的林徽因，不僅閱稿、審稿、設計封面，還以實際的文學創作支持刊物，她唯一的劇作《梅珍同他們》就發表在《文學雜誌》上。
林徽因對文學投注了極大的熱情，但如果翻到另一個章節《絕學大昌》，讀者又會看到，在1932年至1937年間，在林徽因成為京派作家“靈魂”的同時，以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為研究主體的中國營造學社，還在不斷吸取國外建築學者的研究成果，研讀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和宋代《營造法式》，積極開展田野考察，構築中國建築史的學術體系。
“截至1937年7月，他們共調查縣市190餘個，遍及全國15省，實地勘察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詳細測繪的建築有206組，完成測繪圖稿1898張。他們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建築，基本釐清了中國建築的發展脈絡，為古建築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
一個人活成了一支隊伍，所言不虛。
緊接著，戰爭的步伐打亂了一切。林徽因“顛沛西南的部分略顯平平”是另一位林徽因的研究者陳學勇對陳新華的前作《百年家族——林徽因》的建議，“這一時期是很見林徽因精神的，大可濃墨重彩。”
新作基本彌補了這一缺憾，對林徽因在抗戰和新中國成立後的細節豐富成為了本書的一大亮點。如果說，林徽因之前的人生還基本處於優裕與平靜之中，戰時的清寒與病痛則讓她體會到了真實的殘酷。梁思成因車禍後遺症，“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於是林徽因拖著孱弱的身體一個人扛下所有家務。
早年在給胡適的信裡，林徽因曾經說過，自己最怕的就是“平庸處世，做妻生仔地過一生”，藝術和美，建築與學術，就是她一生用盡力量發光發熱的追求。為什麼她能將一個人活成了一支隊伍？也許在《秋天，這秋天》這首詩中,她已吐露了自己的態度：“秋天的驕傲是果實，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獻出你積累的馨芳。”
從被誤讀的林徽因再出發
“應該說，寫作這本書最大的動機，就在於還原真實，公正評價歷史人物。”陳新華坦陳自己的寫作動機，即“尋找和敘述真實”這個聽起來已經“有點老套”的宗旨。
即使林徽因有著不願平庸處世的抱負，她被談論得最多的卻並非是她的人生追求、藝術作品和文藝觀念，而是與梁思成、徐志摩、金嶽霖等人的情感生活，故事被一再誤讀。
徐志摩在歐洲認識林徽因後，苦戀而不得，甚至為其與髮妻離婚，但林徽因最終還是另嫁他人，與梁啟超之子梁思成結婚。“徐志摩的前妻張幼儀在和自己侄孫女張邦梅說到往事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話，說她相信徐志摩之所以和她離婚，必定得到了林的某種鼓舞。是不是這樣呢？”陳新華真誠地發問道。
另一樁公案則是發生在林徽因、梁思成之間的那段“人盡皆知”的愛情對話，她對梁思成說，自己愛上了兩個人，梁思成表示願意尊重她，而金嶽霖則願意退出。“這則被很多林徽因傳記作者引為鐵證的資料，我在第一次寫作林徽因傳記的時候同樣也做了引用。但其實只要再往深一步，通過不同人的敘述，在各種相互衝突的記憶敘事中仔細比對，就會發現，這段對話很有可能是不成立的。”陳新華說。
林徽因是否鼓勵過徐志摩離婚？陳新華認為可能性微乎其微：“從林徽因身邊的人的回憶，從林徽因父親林長民的舉動，以及他先後給徐志摩的信，當然還有林徽因本人的文字和回憶稍加考證，不難發現，婉拒求愛，珍惜友情才是林徽因真實的態度。”
“這些情感故事這麼多年深入人心，人們對林徽因的譭譽，也多半因此而起。但其實都是站不住腳的，不公正的。”儘管發心自糾正對歷史人物的“誤讀”，陳新華卻沒有止步於剖析幾樁情感公案，她想要藉此延伸的，是林徽因和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在為人、對待藝術上的不同態度；想從林徽因、徐志摩、金嶽霖這幾位讀書人入手，探尋他們在中西文化之間的精神世界與抱負襟懷，以及他們在真實世界與藝術世界的情感共鳴。
撇去種種花邊逸聞，徐志摩對林徽因的意義在於，他既是林徽因文學世界的領路人，又是她一生的知己。徐志摩追求林徽因無果，卻由此踏入了詩歌的世界，為後世留下了經典的詩篇；而林徽因也在徐志摩意外身故後登上詩壇、文壇，“某種意義上，相當於接過了新月社的衣缽。”
林徐二人在性格與文藝觀上都以“求真”“自由主義”“人本主義”為突出的特色，願意“更熱誠地來刻畫這多面錯綜複雜的人生”，這才是他們能一生互相欣賞的原因。“流言和迷霧背後的真實的林徽因，最大的特點，恰恰是真實。”陳新華總結說，“這話聽上去很繞，但卻是我認為林徽因難能可貴的地方，她的真實透露出她的瑕疵，比如心高氣盛，愛出風頭，恃美而驕，恃才自傲，凡事都要爭第一，說話不留情面。這些瑕疵，她從來都無意掩飾。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她是率真的性情中人，愛憎分明，疾惡如仇，任何時候都敢怒敢言，敏捷銳利，鞭辟入裡，充滿說真話的勇氣。”
對於冰心疑似為諷刺林徽因寫作的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陳新華認為，單純只看作品本身，《我們太太的客廳》無論於冰心個人的文學創作，還是於中國現代文學史，都是深具意義的一部作品。而林徽因的反擊——送山西陳醋給冰心的做法，也是“典型的林徽因的方式”，只聽從自己的內心，快意恩仇，不留情面。從多年來的幾樁誤讀和公案出發，作者從若干角度論述了林徽因、徐志摩、沈從文與錢鍾書、冰心等人在性格和文藝觀念上的本質分歧，下筆中正客觀，又相當精彩。
至於金嶽霖對林徽因的情感，也許傳記中引用的這句話已足以表明他的心跡：“林徽因被她父親帶回國後，徐志摩又追到北京。臨離倫敦時他說了兩句話，前面那句忘了，後面是‘銷魂今日進燕京’。看，他滿腦子林徽因，我覺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認識，他們是兩小無猜，兩小無猜啊。兩家又是世交……徐志摩總是跟著要鑽進去，鑽也沒用！……比較起來，林徽因思想活躍，主意多，但構思畫圖，梁思成是高手，他畫線，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沒那本事。他們倆的結合，結合得好，這也是不容易的啊！”
“由始至終，他都只想以一種沒有絲毫破壞性的方式，參與她的人生。”陳新華寫道。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於北京病逝，得知消息的金嶽霖還是忍不住在辦公室號啕大哭，據他的學生周禮全回憶說：“他兩隻胳臂靠在辦公桌上，頭埋在胳臂中。他哭得那麼沉痛，那麼悲哀，也那麼天真。”4月3日，在林徽因追悼會上眾多的花圈和輓聯中，尤以金嶽霖和鄧以蟄聯名題寫的一副最為特別，亦常被後人在提起林徽因時引用：
一身詩意千尋瀑
萬古人間四月天
然而，林徽因的一生，又豈是“一身詩意”與“四月的天”能夠概括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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