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全世界的人都說中國人的節奏太快，我們自己也調侃說，身體走得太快，靈魂都跟不上了。
但是新冠疫情讓全體中國人老老實實在家“宅”兩個月，身體被囚禁在水泥鋼筋的籠子裡，“靈魂”是徹底歸了位。
宅在家裡是非常容易“憋”成哲學家的，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就是典型案例。
康德終其一生都沒有離開過出生的小鎮哥尼斯堡，用80年的時間在自己的故鄉小鎮構建了自己的哲學體系，把自己“憋”成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哥尼斯堡建於1255年，屬於德國東普魯士，二戰時被蘇聯併吞改名為加里寧格勒，現在是俄羅斯的一塊飛地。）
我們禁足兩個月，不見得能“憋”成康德，但是多數人都“憋”成段子手。
哎，你還別小看這段子手，在筆者看來，段子手都有點哲學家的味道。
段子手的基本思路就是，左突右衝繞過表象和常識，得出意想不到的結論。
01
今年的春節假期尤其長，很多朋友在家憋了四十幾天，小編每天除了讀書、運動、刷新聞，玩抖音，大部分時間都在發呆冥想，也不管上帝發不發笑了，想，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正好有大把的時間啃一啃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新編》，邊看邊思考，科學、哲學、宗教三者的關係。
有一個叫德克·佈德的教授（Ddrk Bodde）曾經寫過一篇名為《中國文化形成中的主導觀念》文章，他說“中國人不以宗教觀念和宗教活動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
對此，馮友蘭在其哲學著作中解釋說，中國人也追求超乎現世的慾望，但途徑有所不同：
他們不大關心宗教，是因為他們極其關心哲學。他們不是宗教的，因為他們都是哲學的。他們在哲學裡滿足了他們對超乎現世的追求，也在哲學裡表達了、欣賞了超道德價值，而按照哲學去生活，也就體驗了這些超道德價值。
並且，馮友蘭非常肯定，“在未來世界，人類將要以哲學代宗教。這是與中國傳統相合的。”
中國哲學大師——馮友蘭
在中國現代哲學史和教育史上，馮友蘭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存在。
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馮友蘭
他對哲學有自己的表述：
一個民族的文化，是一個民族精神活動的結晶……而一個民族的哲學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
哲學是一種精神的反思，而精神的反思將變成人的世界觀。而處在一個族群裡的人，都是照著文化共通的世界觀生活的。
如果一個人有明確的世界觀而又對之深信不疑，他的精神世界就豐富了，他的行動就勇敢了，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雖有困難，他也可以克服。雖有危險，他也無所畏懼。
著名學者李慎之認為，馮友蘭的學問是“可超而不可越的”，“後人完全可能，而且也應當勝過馮先生，但卻不能繞過馮先生。”
中國現代哲學家、哲學史家張岱年說：哲學家的最可貴的品質就是具有追求真理的熱誠，勇於堅持真理，也敢於放棄成見而接受真理。馮友蘭先生從宣揚“理在事先”、“理在事上”轉而肯定“理在事中”的正確觀點，表現了一個真正哲學家的誠懇的“慎思明辨”的態度和寬廣的胸懷。
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馮友蘭
馮友蘭生於1895年，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師從美國著名哲學家約翰·杜威。
回國後，歷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取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里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
他的著作，是20世紀中國學術的重要經典，對中國現當代學界乃至國外學界影響深遠，稱譽為“現代新儒家”。
02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裡給哲學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哲學就是人類精神的反思。進而又明確指出，一個民族的哲學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對於他的精神的反思。
人類一反思就會生成世界觀。如果他有一個世界觀而又對之深信不疑，他的精神世界就豐富了，他的行動就勇敢了，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
馮友蘭在其鉅著《中國哲學史新編》中梳理建構了“中國哲學”，對“人定勝天”的哲學發展有精要的闡釋。
他說武王伐紂建立周朝就強調是“受命於天”，但又說“天不可信”（出自《書經·百奭》，意思是說不可太信賴天的保佑），因為周朝統治者也看到商朝奴隸和勞動人民的強大力量，於是承認“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說到底最後還是老百姓說了算。
所以中國人特別相信國際歌所唱的，“從來就沒有救世主，我們要做世界的主人”。
這套書還有一點與別不同，就像馮友蘭先生所說：
“我曾堅信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迥然不同。這種差異的存在也為當今世界所承認。但當我研究了哲學史後，我發現這一觀點其實頗有問題；我發現，從歷史上的西方哲學中，我們能看到一些與東方哲學相通之處；反之亦然。
我發現，人類有著同樣的天性與本質；人類對於‘生命’的疑問也是共通的。”
《中國哲學史新編》的一大特色是，配有中央編譯局研究員薛曉源博士手繪的中國古今著名哲學人物畫像102幅，立體展現中國哲學史及哲學家的風采。可以說是市場唯一一套插圖版《中國哲學史新編》。
馮友蘭像， 薛曉源繪
繪畫作者薛曉源博士，還是中國國家畫院主辦《中國美術報》編委，《中國書畫》雜誌專家委員會委員，曾先後為中國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世界知識產權總幹事弗蘭西斯科·高銳先生創作肖像。
哲學人物畫像，薛曉源繪
03
中國哲學早已滲透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即聖人所說的“百姓日用而不自知”。
但是，歷史的車輪前進到21世紀，我們要有文化的自覺、自醒，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所以馮友蘭先生說，“每個人都要學哲學，正像西方人都要進教堂。
學哲學的目的，是使人作為人能夠成為人，而不是成為某種人。”進入20世紀後半葉，社會動盪變化，先生歷時三十餘年寫就皇皇鉅著《中國哲學史新編》，其目的就是“從過去的哲學家們的沒有形式上的系統的資料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找出他的思想體系，用所能看見的一鱗半爪，恢復一條龍出來。”
霍金曾經在《大設計》一書中說“哲學已死”，但是在中國恰恰相反，這“要命”的新冠病毒剛剛把中國人的“哲學熱情”激活。
全國隔離，中國人像是被罰禁閉一樣，在家閉門思過。看看微信朋友圈，反思之前過於忙碌的生活方式，一年到頭與父母見不上幾面，幾乎沒有時間陪孩子等等。
無論是富有還是貧窮，大家在病毒面前一律平等，遭受無差別攻擊，讓我們重新思考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功利的世界中，有用的東西太多，無用的東西太少。
有用的東西使我們活得久，無用的東西使我們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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