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繼續為大家推送我刊連載《複眼で中國を見る》中的文章。作者邢菲是一位年輕的紀錄片導演，她在日本留學、生活了十餘年，期間為日本NHK電視臺拍攝了20餘部介紹中國的紀錄片,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感人故事豐富了日本受眾對中國的認知。作者希望可以通過這些故事，向大家展示一個國際視角下的中國，講述那些鮮為人知的來自現場的感動。本期的故事圍繞獨生子女政策展開。在政策實施的30餘年間（1979年至2016年），中國誕生了約2億人。作為他們中的一員，邢菲以一名紀錄片導演的視線，追蹤了兩個獨生子女家庭10年的變化。
在上海一座普普通通的公園裡，抱著幾個月大的嬰兒曬太陽的，給2、3歲的孩子喂水的，追著4、5歲的孩子四處跑的，是一群50多歲、60多歲、甚至年逾古稀的老人。
“在上海都是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照顧孫輩啦。”
“獨生子女哪裡會照顧孩子啊！”
對著我們的攝像機鏡頭大發“牢騷”的，是獨生子女的父母們。而他們從小被稱作“小皇帝”的子女們，現在已大多成為父母，肩負著工作和養育後代的雙重壓力。
說起對獨生子女一代的惡評，我從小深有體會。“自私”“缺乏獨立性”“孤獨的一代”等等。記得小時候有一篇文章報道了中日夏令營裡中國小朋友自己連鞋帶都系不上，完敗給事事獨立的日本小朋友的情景，並預言如果這樣下去獨生子女一代將會成為“垮掉的一代”。從小被父母嚴格要求的我，對此並不太服氣。2010年前後，獨生子女一代再次引發爭議，遭遇批判。原因是很多人都把照顧孩子的事情完全交給了自己的父母。日本媒體對此的相關報道，讓獨自帶娃的日本超人媽媽們表示不可思議，但似乎又有那麼一點點羨慕。在這樣的背景下，2010年我向NHK提出了去曾經獨生子女政策實施最嚴格的城市――上海採訪的企劃。
接受我們採訪的是兩個土生土長的上海家庭。那時小楊和妻子小張再有三個月就要迎來自己的第一個寶寶。小楊的媽媽在他們的小家附近住，每天清晨都會準時趕到小楊家裡洗衣做飯，幾乎承包了所有的家務。在採訪小楊時，我單刀直入地問他，你覺得自己是小皇帝嗎？小楊笑笑說:“我應該算是。我父母對我非常寵愛。只要家裡經濟條件允許，我小時候能夠得到任何我想要的東西。他們願意做，有時候我不讓他們做，他們還不高興。過來照顧我就是一種生活習慣，對他們來說其實很難改掉。所以我也樂得坐享其成。”
雖然價格不菲，但不少人還是選擇讓寶寶在月子中心接受專業、全面的護理。（來源：新華社 ）
拍攝期間，小楊夫婦和他的父母一起參觀了那時在上海剛剛興起不久的月子中心。在那裡寶寶們可以得到專業醫護人員24小時的精心照顧。新人媽媽們可以享用五星級酒店廚師配置的營養均衡的餐食，在醫護人員的指導下學習如何餵奶、換尿不溼，在專業教練的指導下練習產後瑜伽以儘快恢復身材。一個月近4萬元人民幣的費用，相當於在外企工作的小楊夫婦一個月的收入。小楊父母家裡已經準備好了嬰兒床和各種嬰兒用品，寶寶出生後爺爺奶奶將肩負起帶娃的重任。
另一組家庭是有一個兩歲兒子的小林和丈夫小陳。在外企工作的小林，下班到家要晚上7點以後了。而同在外企工作的丈夫經常要深夜兒子熟睡後才能到家。照顧孩子的工作幾乎全部落在了孩子奶奶和保姆的身上。雖然平時工作忙，小林周末一定會親自帶兒子去參加早教班，為的是讓孩子在入學時能夠比同齡人處在有利的地位。兩口子終日忙碌過上了想要的物質生活，但小林最大的遺憾就是兒子出生以後晚上從來不肯和她一起睡。為此小林感慨地說：“小孩小的時候，媽媽最好還是能夠陪在身邊。自己還有一些能力能夠賺些錢，就還是想去工作，讓家裡人過得更好一些。”
對不少中國老年人來說，照顧孫子孫女是他們退休生活後的“必選動作”（來源：中新社）
在追蹤了兩個家庭的日常生活後，我們採訪了兩家的老人。小林的婆婆說，小林很孝順，每年都會安排她和老伴去國外旅行，連給導遊的小費都會提前準備好。小楊的父母親說：“在中國照顧孩子是父母的習慣，至於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真的是沒太想自己。”
在採訪兩個家庭的同時，我也會對比在日本看到的育兒情況。特別是在大城市，日本老年人通常都不會與兒女同住，退休後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盡情地享受生活。日本媽媽通常都是一個人獨立帶娃。經常會在清晨，看到胸前掛著一個娃，前車筐裡放著一個娃，後車座上再帶著一個娃的媽媽飛馳在去幼兒園的路上。對於兩個家庭幾乎把帶娃的任務都交給了老人的做法，多年生活在國外的我也不禁啞然。但出生、成長在中國的我，深深懂得中國文化裡“家和”的意義，為他們一家人為了共同的目標齊心協力的努力而感動。也正是因為有了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鼎力支持，年輕的媽媽才可以在產後不久就回歸職場，中國社會也因為有了女性的參與而生機勃勃。作為導演，在展示老一輩辛勞和父母不能親自養育孩子所產生的問題的同時，也希望能夠把中國社會這種家庭分工所帶來的合理性和高效性的一面展示給日本觀眾。
2016年，獨生子女政策全面廢止。2017年春天，也就是節目在NHK播出的7年後，我飛去上海對兩個家庭進行了第二次採訪。
小楊一家在大兒子出生的二年後迎來了小兒子。上海作為獨生子女政策改革的試點城市，讓他們一家得以儘早生下二胎。之前在外企工作的小楊6年前辭職創業，成立了一家廣告公司，專門製作網絡廣告並策劃線下活動。妻子小張為了能夠自己照顧寶寶，幾年前辭職成為主婦，並逐漸減少了對爺爺奶奶的依賴。大兒子在弟弟出生後開始頻繁地“闖禍”，一度被幼兒園勸退。身為獨生子女的小楊和小張，實在無法體會有兄弟姐妹的感受，於是一家四口每週末都去看心理醫生。小楊無奈地說：“不想讓大兒子像自己當年一樣寂寞才生了小兒子，以為會一切順利。但接下來兩個人開始爭搶玩具，讓我們都很困惑。”
不想讓孩子孤單，是很多人選擇生二胎的最主要理由
小林一家也在兩年前多了一個女兒。事業上，小林和丈夫都跳槽到了待遇更好的外企公司，於是在哥哥升入小學基本自立後，照顧妹妹的任務又落到了奶奶和保姆的身上。小林說，剛生了兒子的時候，一家人都竭盡全力去照顧這個當時看來是唯一的掌上明珠。但妹妹出生後，一家人變得從容起來，避免了很多照顧哥哥時犯下的錯誤。對於已經9歲的兒子，小林依然沒有放鬆對他在學習方面的要求，併為了兒子重新學習了初中英語，親自整理了語法筆記。小林感慨地說，兒子一代的競爭壓力會遠遠高於自己這一代，希望兩個孩子能夠自食其力。
我很高興地看到兩個獨生子女家庭都有了兩個孩子並過上了想要的生活，雖然我並不完全認同他們的方法。我也曾困惑要如何向外國觀眾介紹具有中國特色的人物事件或社會現象，特別是那些被批評已久形成固定成見的事物。我也曾經歷過初到國外，看國外的一切都比中國先進，很容易被國外的價值觀所左右的時期。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明白很多事情很難用“對錯”或者“好壞”來簡單地評價。在2010年第一次拍攝的時候，我把小楊的一句話用在片尾來表達我的看法。小楊說：“我能夠每天見到父母，這也是很多外國人很難理解的一種幸福感。我很難說這當中有對錯之分，這就是國情文化不同，大家選擇了不同的生活方式。”10年過去了，我更加堅定地認為在為外國觀眾製作紀錄片的時候，不需要極力反駁，更不需要刻意附和。能夠展示出不為人知的一面，能夠解釋現象背後文化的、社會的、經濟的原因，就不失為一部對外國觀眾而言具有啟發意義的作品。
和小楊、小林兩個家庭已經相識10年。雖然不經常聯繫，但通過微信遠遠地關注著兩個家庭的生活。接下來,獨生子女一代所要面對的難題恐怕就是父母的老去。願我這個獨生子女可以用餘生去記錄同為獨生子女的他們的人生。
邢菲：紀錄片導演。在日留學生活十餘年，獲得北海道大學傳媒碩士學位；為日本NHK電視臺製作了20餘部中國題材的紀錄片。自籌資金歷時兩年獨立拍攝、剪輯、導演的紀錄片《我要參選》，入圍了2017年山形國際紀錄片節日本單元、2017年北京國際電影節紀錄片單元最佳中外合拍片競賽單元、第11屆FIRST影展競賽單元等多個國內外紀錄片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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