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病毒的來襲，像是在全球掀起一場世界大戰，而各國之間沒有雙方對壘，只有一個公敵。
從武漢到歐洲，它侵入了全球70萬餘人的身體，摧毀了全球的國際航線，
逼迫無數工廠停工、工人待業，幾乎所有學校停課，
曾經的市中心變成了“無人區”，無數門店倒閉，商場、影城、餐飲業等服務業持續低迷。
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說，這場新冠疫情就是一場世界大戰，它不是比喻，是真的。
這次疫情大流行，對於這個世界來說，是自二戰以來 從未有過的動盪。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3月31日發文稱，新冠病毒是自聯合國成立以來，我們共同面對的最大的考驗。
在這次考驗中，各國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近期 國外新冠病毒疫情的嚴重程度，不斷刷新著我們的認知。
平時追崇的人權和自由，正在迅速被災難衝倒，多數人被迫開始居家隔離、出門戴口罩。
大量疑似病人得不到核酸檢測，年老患者無法及時得到救治，每天都有成批的人死亡。
曼哈頓一名護士拍攝的照片：放置在冷藏車裡的屍體
看著這些，我們慶幸自己現在能夠安全度日，
慶幸居住在最先爆發、又快速控制住疫情，如今相對穩定和安全的中國。
以至於錯誤地覺得，這場災難在無數英雄的戰鬥下，好像就快過去了。
有的人甚至樂觀地以為，新冠病毒給快速運行的經濟社會提供了一段“休克”期，讓精神跟不上物質發展的我們，終於有時間慢下來，可以去休息、去思考。
可這也只是在中國而已，放在歐美多數國家，恐怕不會有人能說出如此“安然”的想法。
與西方人相比，為什麼中國人沒有出現特別大的恐慌和反抗情緒？
與西方各發達國家相比，為什麼中國這一次能迅速控制住疫情？
因為西方是典型的個人主義文化，而我國是典型的集體主義文化，那麼文化會影響我們對疫情的反應嗎？且看：
在2014年非洲的埃博拉病毒爆發期間，斯坦福大學的Heejung S. Kim等心理學研究者做過一個研究，探討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文化傾向是否會影響人們在疫情下的心理與行為反應，該文章2016年發表在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雜誌上。
首先，我們對病毒的恐懼程度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疾病，而非病毒本身。
所以，當個體覺得他有很高的疾病易感性，卻沒有較高的能力保護自己時，往往就會體驗到較高的心理威脅與恐懼等負向的情緒體驗。
研究發現，相比個體主義，高集體主義的個體，在面對埃博拉病毒時，感知到的威脅感較低。
也就是說，集體主義的人會認為集體能夠保護自己的安全，從而產生更高的心理安全感和穩定感。
內在的原因就是：
集體主義文化下的人們，有更強的歸屬感和社會聯結。
而這種歸屬感和社會聯結能夠讓面對疫情威脅的人們，感覺到自己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是有其他人和團體支持的，因此提高了人們內心的安全感和穩定感。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最近那麼多國外留學生寧願買昂貴的機票，也要回國和家人待在一起。
對於回國的留學生，我們都是中國人，有著共同的文化背景---集體主義，所以，請體諒。
由此可見，集體主義的人們，對於災難帶來的安全威脅，有一定的心理防禦、緩衝和保護的作用。
雖然，近年來中國人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個人主義的文化傾向，例如人們開始追求獨立、自由、人權。
但是，我國整體的主流文化 依然是集體主義傾向。
正因如此，我們才會在疫情中看到眾多的中國人：
普通人，聽從通知，居家隔離數週，認為保護自己，就是幫助他人，奉獻社會！
大量醫護人員、公安幹警、社區工作者等毫不畏懼地逆行前往一線。明知道去了就有可能回不來，他們毅然決然，請求出戰。
多個科研團隊和專家人員，夜以繼日奮戰前線，不斷攻關研製臨床使用的特效藥，及時分享成果、及時闢謠，安定民心。如鍾南山、李蘭娟、張文宏等人。
無數海外華人、明星團隊第一時間組織起來，全世界淘口罩、防護服，一箱一箱揹回中國。
多數企業出錢出力，一線缺什麼他們就給什麼。做汽車的五菱開始做口罩，賣空調的格力投入做防護服，車企比亞迪產起了消毒液。
幾千名建設工人，24小時不間斷施工，艱苦奮戰10天10夜，3萬多平方米的火神山醫院拔地而起。
面對疫情，所有人都在為疫情積極奉獻和努力；對於他人，我們選擇了相信和團結！
這兩種民族性格，本沒有什麼好壞對錯之分，
只是在災難面前，集體主義更適合應對災難、避免不必要的混亂、能夠更快且有效地化解危機。
我想，集體主義的民族性格，可能是我們能在抗疫中取得突出成績的根本原因。
二二看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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