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開年的一場疫情，讓全世界重新認識了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在新的歷史時期，所散發出來的那種堅韌和擔當，讓無數中國人為之自豪。
更重要的是，通過這場疫情考驗，更是讓無數海外華人華僑，深刻認識到祖國的強大和包容，一個有著深刻底蘊和博大胸襟的中國對於這個世界是多麼的重要。
但中國今天的強大絕不是幾句讚美說說那麼簡單，我們的底蘊也不是隨口泛泛而談，我們的自信來自於從未間斷的文明傳承，而這些文明的起源，今天開起來依然是那麼的波瀾壯闊。
通過了解中國何以而來，對我們非常重要，自信從來都是不是自大和盲目，我們的驕傲，必定是出自那種血脈裡的，只有理解了這一切的來歷，才能對自己的國家更加自信，才能讓這種自信來的更加從容和篤定。
打碎房子國人心驚
20世紀的前半段是中國風雨飄搖的時刻，這種危機感不僅僅表現在國家孱弱和被欺負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這個國家在那個特定時期徹底失去了自信，最大的表現就是，我們不知道中國從何而來了，這對於當時處在動亂和不安中的國家才是最致命的打擊。
中國從何而來，這個在幾千年裡從來都不是問題，書裡說的很明白，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堯舜禹夏商周，這些由來全部都寫的明明白白，細節清楚枝繁葉茂，相關文章典籍也是汗牛充棟，幾千年來中國一直都只以這種篤定的心態不斷髮展。
直到一個天才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局面，這種天才名叫顧頡剛，就是以他為首的疑古派，徹底否定了這個國家早起的無法差事的歷史，直接把周朝作為中國歷史的開端，甚至是連周朝早起也都要去質疑，這個在當時的學術界，無意於引爆了一顆原子彈。
要說顧頡剛是個天才，這個稱號他絕對是能擔得起，我們現在看來這種質疑似乎也沒什麼，但是在當時的中國，提出這種質疑，那絕對是一種驚天動地的舉動。
顧頡剛懷疑歷史的真實性，是從娛樂活動開始的，比如說看戲這件事，普通人看戲也就是個消遣，當年的看戲是主流文化娛樂活動，所以顧頡剛愛看戲，也沒什麼好奇怪。
但是顧頡剛這個人愛琢磨，通過看戲他琢磨出一個道理，就是一個故事，年代越是靠後，他變現出來就越是豐富，細節就越是清楚。
舉個例子來做，大家都熟悉的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這個故事最早的出處是《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裡面就說了簡短的一句話，她是齊國武將杞梁的妻子，無名無姓，稱為杞梁妻，故事的源頭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記載。
可是慢慢到了後來，孟姜女的故事開始變得豐富起來，孟姜女也有了自己的名字，故事的細節也開始變得豐富，什麼夫妻恩愛呀，情比金堅控訴服徭役之類的情節全部都出來了，顧頡剛發現所有的故事都符合這個規律，於是顧頡剛給這個現象起了個名字叫做歷史的層累學說。
顧頡剛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歷史的記載大多數都是被後人不斷加工的，我們現在看到的史料，都不知道被多人添加進去了多少不可靠的東西，於是那些沒有經過驗證合適的歷史都是不可信的，並且顧頡剛還聯合了當時的一批青年學者，編輯了7大本的《古史辯》，在當時的中國掀起了滔天的巨浪。
在民族危亡時刻，突然有人說，你們的歷史都不可靠，這種思想是在太嚇人了，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對於祖先的追尋就從來沒有停止過，中國的歷史學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和分支，這個就是考古學。
四堂定乾坤
顧頡剛的這套理論，本質上就是受了西方考古學的影響，既然文字的東西都不可信，那麼從地下挖出來的東西，肯定是被改動最小的，所以出土的文物此時對歷史最無可辯駁的證明，顧頡剛雖然打碎了這個華麗大屋子裡早起最精美的瓷器，但是他卻完全沒有能力去重建他們，他留給我們的是個滿布瘡痍慘不忍睹的古代歷史。
中華大地文化的自信和活力就表現在對外來文化的不斷吸收和發展，當時並沒有人過多的指責顧頡剛在學術上的造詣，畢竟他的這種質疑，古人斷斷續續也有，只不過沒有他這麼直接和徹底，而且我們的文化一向都不是封閉的，你說的有道理，那我就信你，這本身就是一種自信的表現。
疑古論出來之後，正當學術界手足無措的時候，也有點宿命的味道，在整個民族最為難的時刻，甲骨文被發現了，這可是幾千年來最重要的發現，甲骨文可是殷商時代直接刻上去的文字，是最直接最無可辯駁的證據。
伴隨著甲骨文的發現，但是出現了甲骨文四堂，算是徹底穩住了陣腳，徹底把中國的歷史穩穩的定格在了至少是殷商之前。
所謂甲骨四堂，是對近代在甲骨文研究中做出過傑出貢獻的四位學者的統稱，因為他們的名號裡都有一個堂字，分別是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董作賓，字彥堂；郭沫若，字鼎堂，這其中又以王國維的工作最具有開創性，成就也最大。
王國維最大的成就就是通過和《史記》的對照，他發現了這些古老的殷商甲骨文記載的撒花姑娘王朝的先王的名號居然和《史記》上記載的，能夠一一對應，這可是亙古未有的輝煌成果，從此《史記》在史書中的地位就更高了。
而且也板上釘釘的把中國的歷史確切無疑的，有實物支撐的歷史，往前推進到了商王朝，這在當時那種環境下，說王國維挽救了整個國家都不過分，甲骨文的發現，也讓當時的學術界興奮不已，前面說的甲骨四堂就是研究甲骨文的傑出人物，他們的成就大大拓寬了中國歷史有實物支撐的年限。
很多人在面對一時難以回單的質疑，一般都會採取迴避的態度，但是自從顧頡剛的疑古學說提出之後，中國對待自己的歷史，從來都沒有迴避過，我們的不斷考古發掘，把我們的歷史不斷向前推演，而且關於中國從何而來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慢慢有了更為確切的答案。
這就是中國文化何以長盛不衰的原因，我們從來都有著一顆包容的心，不斷的融合才能進步和發展，而且考古證據也在不斷證明著，中國的起源也是一步步不斷融合的結果。
定都二里頭
中國自從考古發掘以來，成果不斷，這些成果大多都是以當時的發掘地來命名，而這些地名在被人熟知之前，可能就是一個很小的村落的名字，比如陶寺這個鼎鼎大名的地方。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南部，這裡形成了規模宏大的建築群落，這裡的都邑全部是用夯土鑄成，這種方法直到近代的農村依然在使用。
夯土就是一米見方的土塊不斷夯實，然後用它來構建城池，陶寺遺址的城寬約8米，周長大約7公里，圍起來的面積達到了280萬平方米，這種規模的城池是個什麼水平，故宮也不過才72萬平方米，而陶寺的面積卻比故宮大四倍，足見這樣的建築群落作為當時的區域中心是確定無疑了。
陶寺遺址已經表現出非常明顯的等級差異和貧富分化，有些富有的墓葬極其奢華，隨葬品達到一二十件之多，但是這些墓葬數量只佔到陶寺地區墓葬數量的十分之一，說明當時的金字塔式的階級分化和貧富差距已經形成。
但是陶寺人有點小富即安的感覺，只知道享樂，與周邊文化交流也比較少，所以並沒有繼續蓬勃發展成為更大範圍的中心，要說到輻射全國，影響巨大的都城遺址，就要說道我們今天的主角，二里頭遺址了。
前面說到的陶寺只是已知的幾個文明點之一，他們大小不一，共同構成了當時文明的起源和發展脈絡，而這些支流和脈絡，漸漸彙集到了二里頭這裡，在這裡誕生了更為宏大和先進的二里頭文化，現在大部分學者更傾向於認為這就是夏朝的都城。
公元前2000年左右，陶寺退出了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二里頭時代，陶寺也被納入了新的王朝體系中去，而二里頭文化之所以能夠最後勝出，最為關鍵一步就是他有著龐大的輻射網絡，不斷的同周圍部落進行文化交流和輸出。
當時中原地帶邦國林立，各種文明在這裡交匯，二里頭文化的興起明顯是多種源頭交匯的結果，不像是當地土著文化。
二里頭遺址明顯是認為規劃的，非常的規整，兩縱兩橫四條大道圍繞出一個區域，作為宮殿區更是精心設計的結果，這裡出現了大型的多進院式的宮殿結構，成為了後來流行幾千年的中國宮殿的佈局。
其他各種功能區域也比較明顯，什麼祭祀區，生活區，作坊區等等，這些非常明顯的展示了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形態，這裡的輝煌在想我們展示著中國那最為澎湃的生命力和先進的文化起源。
為什麼中原地區會誕生了許多早起文明並形成了強有力的全國性統一政權呢，主要原因就是中原地區地理位置處在核心地帶，不斷的同周邊力量發生各種形式的交流和碰撞，正是這種交匯縱橫的地理位置，不斷決定了中原成為了中華文化的發祥地，也成了日後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國家戰略。
關於何以中國的問題，迄今為止依然有很多細節問題我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們已經能夠非常清晰的勾勒出一幅祖先發展的畫卷，這幅畫卷明確的向我們展示了何以中國這個每個中國人都應當知道的答案。
患難之處方顯英雄本色，中國這次能夠成為世界的擔當，並不是偶然的，我們的民族自信更多的是源自於歷史深處的那一份淡然，多少大風大浪我們都過來了，眼前的困難也一定會被戰勝的，作為一箇中國人，瞭解一點何為中國的歷史，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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