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宋人筆記熱衷於描寫王安石的真身是一隻獾。
《邵氏聞見錄》裡說王安石出生的時候，一隻獾跑進產房，瞬間消失不見，所以他有個小名叫作“獾郎”。《雲麓漫鈔》則說王安石出生時，一隻野獾很突兀地出現在了外面人來人往的大街上。《鐵圍山叢談》的記載尤為荒誕，說是有一個叫作李士寧的“異人”，經常出入王家，他識破了王安石的前身是一隻獾，所以總喚他“獾兒”。
王安石少年時代貌不出眾（或者可以說得上是醜），大概是“獾郎”這個外號的真實緣起。宋神宗曾問三朝老臣張方平是否認識王安石，張方平回答說：“認識，某次我去王家見過他。那時王安石還是個孩子，穿著粗短布褐衣，全身長滿疥瘡，正在打掃庭院，猶如一個蒼頭（僕役）”。《堅瓠集》裡說王安石“膚理如蛇皮”，皮膚非常難看，大約正是早年得過嚴重疥瘡的後遺症。王安石寫過一首《疥》詩，告誡世人得了疥瘡須趕緊延醫治療，切不可吝嗇錢財。非深受疥瘡之苦者，不能作如此語：
浮陽燥欲出，陰溼與之戰。
燥溼相留連，蟲出乃投間。
搔膚血至股，解衣燎爐炭。
方其愜心時，更自無可患。
呼醫急治之，莫惜千金散。
有樂即有苦，愜心非所願。
包拯閻王轉世，岳飛猿精投胎，宋江們是洪太尉誤走的妖魔，這種穿鑿附會背後，起作用的不是事實判斷，而是價值判斷。王安石因得過疥瘡而“膚理如蛇皮”，因“膚理如蛇皮”而形貌不揚猶如蒼頭、得了一個“獾郎”的外號，最後在宋人筆記中演變為“野獾附體”，這背後起作用的同樣也是價值判斷——比如，在朱熹眼中，王安石的變法須為北宋的滅亡負重要責任。
圖：王安石繪像一種
除了“野獾附體”，宋人筆記中的王安石，還是一個常年不洗臉之人。比如《石林燕語》裡說：
“王荊公性不修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敝，亦不浣濯。”
大意是：王安石這人不在意自己的形貌，常年累月不洗臉不沐浴，衣服髒了也不拿去洗。類似的說法流傳甚廣，以至於元代撰修《宋史》時也信以為真，將之寫入了《王安石傳》，不過話說得比較委婉：
“（王安石）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
委婉是委婉，這段記載在邏輯上卻實在不通。衣服髒了不洗，臉髒了也不洗，這是個人衛生習慣問題，與不喜歡奢靡（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完全是兩碼事。世人不是傻子，也不會因為一個人如此邋遢、如此不講衛生，就稱讚他特別地“賢”——據宋人筆記《邵氏聞見錄》，蘇洵就對王安石的邋遢非常不以為然，專門寫了一篇《辨姦論》來譏諷：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匿。”
大意是：臉髒了就會去洗，衣服髒了也會去洗，這是人之常情。如今有些人卻不然，穿著髒兮兮的奴隸制服，吃著難以下嚥的豬狗之食，囚首喪面在那裡大談詩書，這豈是人之常情！凡事若不近人情，其背後多半藏著不可告人的奸猾用意。
宋人筆記中，有許多關於王安石邋遢的敘述，內容大同小異。真正值得重視的，是《東軒筆錄》與《夢溪筆談》中的相關記載。
據《東軒筆錄》記載，呂惠卿某次與王安石聊天，對王說：“你臉黑是一種病，可用一種叫做園荽的藥物洗白。”王安石回答：“我臉黑不是病，是生來如此”。呂惠卿說：“不是病，園荽也可以洗白。”王安石回答：“上天賜我一張黑臉，園荽沒辦法的。”
《夢溪筆談》則記載，王安石面色黧黑，門人詢問醫生，醫生說：“那是汙垢，並非疾病”，建議用澡豆洗臉。王安石則回應稱：“上天給我一副黑臉，澡豆能有什麼辦法呢？”
圖：王安石繪像一種
《東軒筆錄》的作者魏泰曾與王安石交遊，他的姐夫曾布，是王安石變法時所倚重的核心人物；《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曾與王安石同殿為臣。也就是說，他們對王安石很熟悉。而且沈括既非舊黨，也非新黨（這種立場也給他帶來雙重的麻煩），他的記載，自有其客觀性——按這兩份材料的記述，王安石的臉看著髒，不是因為他從不洗臉，而是因為他臉的膚色較常人黑，所以親信呂惠卿向他推薦過藥物，門人也曾致力於為他尋醫。
前文提到的蘇洵《辨姦論》，是王安石不洗臉、不洗衣服一事傳播開來的關鍵。但此文其實大有蹊蹺——它最早見於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邵氏編寫此書，已是南宋紹興二年。若蘇洵早有此文傳世，宋神宗熙豐、宋哲宗元佑年間，王安石遭到士大夫群體的集體聲討時，這篇雄文不被任何人提及，可以說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而其他可證明此文早已存在的證據，只有張方平為蘇洵所作的《墓表》與蘇軾的《謝張公作墓表書》，但二者的現世，卻又遠在紹興十七年之後，比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出現得還要晚。據清代學者李紱、蔡上翔等人的考據，此文實為邵伯溫事後偽作，邵氏不能認同王安石變法，故借蘇洵之名偽作此文，同時也呼應了宋高宗發起的針對王安石的批判。
王安石在宋神宗時代主持變法，活躍了十多年。他究竟是臉上膚色太黑，還是從不洗臉，本不該成為疑案。遺憾的是，中國傳統史書（包括筆記史料）的撰寫傳統，慣於以價值判斷修正事實判斷，讓事實判斷淪為價值判斷的附庸。於是，對王安石變法的否定，最後變成了對王安石的出身（野獾附體）與日常行為習慣（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的否定——儘管那些針對變法本身的批評，有許多是站得住腳的。
這種以價值判斷修正事實判斷的做法，在傳統史書中留下了太多史實層面的陷阱。王安石的不洗臉，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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