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郭威代漢稱帝的手段在歷史上，不算光明，也不算高明，但是在皇位主要靠暴力搶奪的五代時期，又絕對算得上溫柔——這在當時十分具有指導意義，因為它告訴大家：原來通過和平方式也能進行皇權交接。比如後來趙匡胤依葫蘆畫瓢，黃袍加身，就明顯可以看到郭威的影子。
郭威在位時間不長，不到4年，因他的兒子都被隱帝誅殺，所以在他死後，皇位由養子柴榮繼任
柴榮即後周世宗。
柴榮是郭威的內侄，因家道中落，幼年時投奔郭威夫婦。郭威見柴榮樸實又不失機靈，很喜歡，就將其收為養子。當時，郭威正處於事業初創期，官職不高，油水不多，日子過得很緊巴。
等到柴榮稍長時，他不願在家吃閒飯，就主動要求幫助郭威管理田莊，有時還走南闖北跑買賣，賺了不少錢，吃了不少苦。
但同時，柴榮也收穫了很多，比如增長了閱歷，開闊了眼界，鍛鍊了體魄，讀了很多治國論著，等等。
後來，隨著郭威地位的提高，柴榮才從商界轉向軍界。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柴榮與郭威一樣，出身比較貧寒，經歷比較豐富，更重要的是，瞭解民間疾苦，明白老百姓最想要的是什麼。
我估計很多人可能會想，老百姓還能要什麼？老婆孩子熱炕頭唄。
恕我直言，還真不是這樣，在一個動亂年代，老百姓的首要任務應該是活命，也就是生存問題，其次才是娶妻生子，即生活問題。
我們先來看一下後周建立的時間，是公元951年，距大詩人杜甫描述的“九州道路無豺虎”的開元盛世，已經過去了200多年。如果按一代人25年計算的話，差不多歷經了九代。換言之，對於當時所有活著的人來說，國泰民安的局面幾乎等同於一個遙遠的傳說。大家很好奇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居然能沒有戰爭，於是就十分渴望有個強有力的政府作為他們的後盾，來保障他們在吃到糧食或喝到水之前，還活著。
毫無疑問，後周就是順應時代而出現的政府。
學過哲學的人都知道，世間一切事物都是不斷髮展變化的，在內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事物有可能由強變弱，也有可能由弱變強。同樣的道理，國家的強弱也不是恆定不變的，根據內因是決定事物變化的根本原因的原理，我們可以很容易得出，一個國家能否強大，除了外部環境，更重要的是在於人謀。
而這裡的人謀，如果放在封建君主專制的國家，說白了就是看皇帝是否靠譜。
後周建立的初期，相比於之前的幾個中原王朝，面積不算大，實力不算強，但是經過郭威與柴榮兩代君主的一番經營後，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卻都展現出一股新氣象，為即將到來的北宋王朝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吹起了響亮的前奏。
比如，後梁時期，朱溫有一次在淮南打仗，搶到大批耕牛，由於軍隊用不完，他就把耕牛分發給河南一帶的農民使用。而農民也不白用，每年需要交納一定的使用費，即“牛租”。這應該是朱溫少有的惠民舉措，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王朝換了一個又一個，耕牛也早都死光了，“牛租”卻照收不誤。後來郭威做了皇帝，才把這項租稅取消。
又比如，後漢時期，政府在徵收賦稅的時候，除了你應該交的，還要額外加糧食在轉運或保存過程中的損耗，即所謂“鬥餘”“稱耗”。本來這也沒什麼，因為很多朝代也都收，但是後漢的有些官吏，藉著這個機會，中飽私囊——你不是該交十鬥嗎，好，損耗算八斗，給你打個對摺，再交四鬥就行了，夠意思吧。這話糊弄鬼還行，但郭威曾在基層摸爬滾打多年，太明白裡面的道道了，所以乾脆下令廢止，不準再收。
又比如，後漢法律有一條規定，只要你偷盜超過一錢，就判你死刑沒商量。一錢在當時能買什麼東西我沒具體研究過，但有時我們表達某件東西沒有價值，倒是常用到“不值一錢”這個詞，說明一錢給大家的感受和今天的一毛或一分差不多。於是問題來了，要是真按後漢這種算法，我估計隨便抓住一個小偷都夠槍斃幾千次的。很顯然，這種法律根本不適合人類，所以郭威剛一即位，就將其廢除，恢復了後晉天福元年（936）以前的相關律令，規定除了造反和叛逆，不能誅滅親族。
再比如，在五代時期，鹽和牛皮都是統治者控制極嚴的兩種物質。在後晉以前，販賣私鹽量刑還參照斤兩多少定罪，後晉建立後，則改為不論多少，一律處死。牛皮一物，在後周以前，是不準民間買賣的。最開始是由政府拿錢來買，百姓多少能落點零花錢，還不錯；後唐莊宗時，收牛皮只給鹽，不給錢，勉強能說得過去吧；到了後晉時，錢沒有，鹽也沒有，直接給沒收，政府開始有點耍流氓了；但後晉還不算最狠，最狠的是後漢，後漢法律規定，凡是私販牛皮一寸的，就判死刑，徹底不顧朝廷顏面了，誓將流氓進行到底。郭威即位後，覺得前面政府做得都太過分，就恢復販私鹽按斤兩定罪的舊制；牛皮也不全部收繳，留一部分給百姓做皮鞋或皮帶，做不完的話拿出去賣也行。矛盾總算緩和了一些。
不過話又說回來，我上面舉的幾個例子，都只是統治者的小恩小惠，有點片面，並不能真正緩解百姓困難，真正能解決百姓難處的還得靠“老三樣”，即輕徭薄賦，勸課農桑，寬刑慎罰。對於“老三樣”，估計很多讀者都不陌生，因為在你們學習中國歷史教材的時候，但凡遇到有名的治世，這三個詞絕對是繞不過去的。繞不過去的原因很簡單——中國古代統治者，只要想打造一個國泰民安的太平盛世，無論推出什麼樣的政策，都是大同小異，超不出“老三樣”的範圍
還是那句話，中國向來不缺好政策，缺的是能把好政策落實到位的人。
郭威與柴榮作為中國古代排得上號的明君，在這件事上自然不落人後，都曾多次下令減免賦稅。另外，顯德五年（958）由柴榮主持的均定田賦，更是五代十國時期罕有的重大改革。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均定田賦與大家熟悉的均田制乍一看很類似，其實有本質的區別。均定田賦說白了就是按照實際的田畝數收稅，而均田制則是一種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兩者的側重點完全不同，一個的核心在收稅，一個的核心在分地。
如果縱觀整個中國歷史的話，你會發現，稅收和土地一直是封建統治者比較頭疼的兩個問題。很多新王朝建立初期，幾乎都會把土地重新分配一遍，使沒地的農民有地，少地的農民有更多的地。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有地種，國家有稅收，想不出現盛世都難。遺憾的是，由於封建社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兼併問題，導致“打土豪，分土地”的方式治標不治本。一些農民雖然得到了土地，但是有時手頭緊，把土地賣掉，或者土地位置不好，被河水沖壞，有地就變成了無地。
無地其實也沒什麼，地主家的地多，自己又不種，可以租他們的地種嘛。可問題是，當初農民有地的時候，是需要按照田畝數向國家交租稅的，現在土地沒有了，租稅卻沒有消失。於是，農民受到國家與地主的雙重壓榨，以前還能喝稀粥，現在就只能喝西北風了。
唐代有個情種詩人叫元稹[zhěn]，曾在地方做過刺史，他深知租稅裡面的貓膩，便制訂出一個辦法，先查明當地田畝的數字，然後再進行分配稅額。也就是說，租稅認地不認人，只要這塊地是你的，你就得交稅，別的甭廢話。《元氏長慶集》中的《同州奏均田狀》就是他向朝廷打的報告。
柴榮即位後，讀了元稹的文章，很有感觸，認為當務之急是讓老百姓活下去。他讓人根據元稹的原文，製成《均田圖》，發放給地方官，又派出大批人員，到各地均田，查清隱匿的土地。經過一番猛藥強攻，農民的負擔終於有所減輕，不用再喝西北風了。
此外，為了更好地發展農業生產，後周統治者還實施了諸如招撫流民、遣還老兵、興修水利等措施，都是一些老生常談的內容，這裡不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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