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陕北安塞区的一户普通农家因有4个子女考入清华北大而倍受媒体的关注，在朋友圈里更是被人们广泛地转发，对安塞这个教育落后的小县城来说，真可谓是轰动一时。毕竟，一个家庭能出现一个名牌大学生已实属不易，更不要说4个子女都进入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最高学府。我想除了子女们本身格外勤奋努力之外，其父母身上那种踏实勤劳、任劳任怨的品质也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助力吧！
其实，早在清代，榆林城里一直广为传颂着张氏一门四人中进士的传奇故事。据《榆林文史》中记录，位于榆林县城常官下巷二号的张氏府邸修建地十分富丽堂皇，但更引人注目的则是悬挂于大门之上的"提督府"、"将军第"、"文武进士"、"御前待卫"等匾额。那一块又一块充满着荣耀的匾额都在向世人诉说着张氏家门辉煌的历史。
众所周知，在清代能够考中进士的概率是相当低的。笔者翻阅历史学者关于清代进士的研究论文显示：整个清代（1644-1911）统治的267年间，共举行112次殿试，共有26849人中得进士，而在这期间整个陕西省中进士者为1089人。其中，陕北地区中进士的人数为107人，按照比例计算比在高考的时候考个清华北大的难度还是要大的多。
一、清代武科举制度简介
当然，我们得顺便提一下，张氏一门的祖先张文奇和他的次子张天爵均考中的是武进士，而不是文进士。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清代的武进士制度，这是中国古代在文科举之外另外一种选拔武官的考试制度。清代，在军中武官中科举出身的占有很大比例，这与清朝大力提倡武科举有关，同时，武举也为清廷提供了大量的军事人材和杰出将领。
清代武殿试始于顺治三年（1646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将武科考试废止，256年间，共举行武科殿试109次，共录取武进士9514人。清代武科举的程序跟文科举也基本类似，如下：
清代武举一依文榜程序，考试大致分四个等级进行。一：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二：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三：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四：殿试，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称为"鼎甲"，获"赐武堤及第"资格。二甲十多名，获"赐武进士出身"资格。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获"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
二、张氏父子俩人共中武进士
据记载张家祖籍陕西省绥德县白家捡村人。明朝清初（1644年)迁往榆林县芹河乡沙河口之柳河梁村。康熙丙子年( 1696年), 又迁入榆林县城常官巷定居。
张氏一门第一个进士——张文奇，字蔚田，号晴峰。他入学有点晚，十岁才入学，但从小身体魁梧有力，尤其擅长骑马射箭。后由于应童子试未中，于是他毅然投笔从戎，遂进入地方武校习武。乾隆二十四年（1759）, 张文奇参加武举乡试便榜上有名。四年后，也就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 ),又中武进士，被皇上选为御前待卫。在任职期间，他办事得体，恪尽职守，谨言慎行，曾多次随皇上出行。
乾隆三十三年（1768)秋天，任命为四川巫山营都司。后因屡立战功，被清廷封为江西南昌游击（从三品）。随后几年，他又逐级生钱为参将、副将等官职。乾隆五十七年（1792)任河北、河南镇总兵。他勤政爱民，每任一处都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爱戴。嘉庆年间，西南地区爆发白莲教起义，张文奇以年迈之躯前去平叛，并卓有成效，但由于积劳成疾，后病逝于军营之中。嘉庆皇帝念其三十年从军，军功卓异，赏赐以提督规格厚葬，接着又封其长子张锡暇为二品荫生，并恩赐广西平宇府通判，封赐其父张登明为振威将军，封赐其胞兄张文贵为武显将军。
张天爵，张文奇次子。嘉庆三年（1798)中武进士。嘉庆四年（1799)封赐为贵州清江协游击，波罗副将。张天爵的一生比较平凡，也很少有卓异的政绩，跟其父张文奇相比显得要逊色不少。
三、兄弟二人接连高中文进士
时间的指针拨到清光绪年间，张家又出现了几个相当卓越的子孙，张天爵的孙子张立德，字心芸，于光绪十四年（ 1888)中文进士。随后在北京任户部湖广司兼山东司主事（正六品）。后又历任山西候补府经历、神木庭庭长。清廷灭亡后（1911年），他回到故乡榆林，致力于榆林地方志的编写工作，至今陕西省图书馆还有他的存抄本，而榆林县档案馆、市志办存复印本。
张立德之堂弟张立仁，字寿薇，于光绪十一年 (1885 ),殿试中文进士。光绪十六年（1890)封赐山西孟县知县、虞县知府，后任黑龙江审判庭庭长。清廷灭亡后，也回到故乡榆林，1916年，参加编写《陕绥划界纪要》，书写"榆阳书院"匾，现存挂榆林市一小。后任榆林道代道尹、榆林商会会长、榆林参议会议员、榆阳书院主讲等职。兄弟二人对促进榆林近代文化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可以说，在陕北这个文化教育都欠发达的地方，能够出现一门四进士的现象实属不易。在古代，一个家族要想长盛不衰，除了人丁兴旺外，还要有勤奋耕读的家风。从古至今，教育一直都是改变个人及家族命运最捷径的方式之一，如今的陕北虽得益于能源优势，经济发展已小有成就，但依然应将教育当做未来最重要的工作来作，这才是真正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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