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凡改革的，就是正確的，因為這是在“史無前例”中，乃至一直延續至今的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而對那些改革或變法之人，自是崇敬滿滿，如秦之商鞅，宋之王安石。
但有個改革變法之人卻一直被官方少有提及，這便是“永貞革新”的領導人王叔文，雖說這是一次失敗的改革，但那聲名震天下的王安石變法，不是也以失敗告終的嗎？
而且，為“永貞革新”所累的柳宗元及劉禹錫等，俱是文學史上大名之人，按說應該對他們的這次改革之舉大書特贊才對，是吧。
不過，史上對這王叔文的評價一直不高，他的畫像和插圖，感覺就如同秦時的趙高一般的模樣，很是醜陋，說是奸臣的雖然不多，但把他歸於小人一類的，那可就多了去了，如王夫之就說他是“以邪名古今”，而那馮夢龍就斬釘截鐵地說：“叔文固憸險小人，此論自正。”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我們常用的一般就是所謂“一分為二”之法則，忠奸難辨，雖說有人將他譽為“發起唐朝復興最後一次機會”之人，但從感覺來說，至少負面評價遠高於正面。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今浙江紹興人，蘇州司功出身，善圍棋，曾任太子侍讀，順宗即位後，除鹽鐵轉運使兼度支使，聯合王伾、劉禹錫及柳宗元等人，推行政治改革，即“永貞革新”。
未及數月，順宗李誦因身體不好，被宦官擁立太子李純即位，是為憲宗，遵順宗為太上皇，史稱“永貞內禪”，王叔文先被貶為渝州司戶，不久便被賜死，年53歲。
正史對王叔文的生平描述很少，只知道他的圍棋下得很好，僅是司功出身，這是個掌管祭祀禮樂及學校和選舉之類雜事的小官，但怎麼說也是官而不是吏，是有功名之人才可擔任的，而王叔文是否考過進士，則不得而知，《舊唐書》載其為“以棋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看來，他應該不是進士出身。
僅憑著一手好棋藝，便能進入太子府當“棋待詔”，又因“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而獲太子信任，繼而作為太子親信而入仕為官，還混得個風起雲湧，這在歷史上怕只有南朝的陳慶之可與之相匹。
一個“棋待詔”，就如同當年李白的“詩待詔”一樣，不就是陪皇帝玩耍的弄臣嘛，按明智皇帝正常地的掌控，這政治同他們這類人是不會有什麼關聯的，而王叔文卻就憑下得這一手好棋，在朝堂上弄出了好大的動靜；但怎麼看來也有點後世之高俅，以球技混出身的意味，讓人感覺有些不爽。
但是，王叔文又似乎不僅僅是個陪著下棋玩之人，因為《舊唐書》還將其稱為“侍讀”，這可不是棋藝高就能為之的吧，至少還是個讀書人吧，還要是個高級別的是方才能勝任。
而且，太子還常常同他談論時政，並對他的見解很讚賞；《舊唐書》載為：“太子嘗與侍讀論政道，因言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當極言之。”
這宮市的內涵想必大家應該都知道，因為白居易在《賣炭翁》中描述的便是這宮市，以前宮中所需物資是由專門機構採辦，而正是到了這德宗時，改由太監辦理，他們強取豪奪，俗稱“白望”，進行的是最不要臉，最無賴，最殘酷的交易，從而使得市人憤怒異常。
及太子即位後，當然要作用他所信任之人，而此時的李誦早已是一個風癱的病人，臥病在床已久，他提拔了王叔文為支度使，就是替他掌管財政事務，另一位侍讀王伾入主翰林，掌握皇家話語權，於是，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叔文根據職責內所看到的一些弊端，高調進行了改革。
平心而論，王叔文的所謂改革，同商鞅或王安石的變法和改革有著很大的差別，也許還達不到改革的程度，他只是想對他所管轄的範圍內的弊端作一些修正，也僅限於一些經濟內容，遠不是治國方略或政治改良，是很局部的革新措施而已，用一個“永貞革新”來形容，有點誇大其辭了。
“永貞革新”的主要措施歸結起來，就是廢宮市、放宮女、逐貪官、收宦官兵權、減免賦稅、免諸道進逢等幾項，當然，在內容上還應該包括消減藩鎮權力等等，不過，這些都是革新過程中的一些實際操作，不應該算在革新的條款之中。
由於皇帝病重，王叔文集團是隻爭朝夕，如後世光緒的 “百日維新”一般的激進，在短短的100多天時間內，便頒佈起草了33項措施和三百多張草案，大有將朝廷多朝多代沉澱下來的弊端一舉革除之態。
他一次性裁掉了太監宮女樂師近千人，這樣就大大節約了開支，特別是罷宮市受到民眾的歡迎，自條例頒佈後，史稱“市裡歡呼，人情大悅”；他取消地方進貢，杜絕各級官員搜刮民脂民膏的藉口；他加強中央集權，反對藩鎮割據，反對宦官專權。
他罷免了30多位貪官，還意欲撤換掌管禁軍的首領，這就讓整個舊有的既得利益者感到了危機，也引起了誰也惹不起的藩鎮勢力的不滿，為日後革新的失敗埋下了禍根。
當時的宦官集團手中掌握著禁軍，也就是整個神策軍系統的指揮權，歷朝歷代，“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都是顛覆不破的真理；並且皇親國戚們也掌握有相當大的權力，這些權利在朝廷當中盤根錯節，非常複雜。
而王叔文所倚仗的，都是一些新進的官員，熱情高漲但政治敏感性卻很低下，整個集團的力量同宦官的勢力相比，完全不是在一個頻道上對話，用個以卵擊石來形容，當不為過。
宦官們先是逼著順宗立李純為太子，而王叔文恰恰又和西川節度使，就是那個同女詩人薛濤關係曖昧的韋皋鬧翻，這讓整個藩鎮對王叔文集團抱有仇視心理。
韋皋，是一個根本不能得罪的人，他所掌控的四川，從實力上來說，完全可以同河北三鎮相匹敵，是一個隨時可以成為高度自治的藩鎮；而他本人有個特點，就是對皇帝是特別地忠心，也願意同王叔文集團交好，本來是可以作為援手來共同成就大事的。
就是這樣一個本來可以成為同一個陣營中戰友的這，生生地被王叔文以一個“沒名堂”的緣由而分道揚鑣，將其推向敵對陣營，這也可以看出這以文士為中心的改革集團，缺乏基本的政治智慧。
後來，各地手握兵權的節度使們同宦官們裡應外合，遙相呼應，逼順宗禪位為太上皇，憲宗李純即位；而得不到皇帝支持的王叔文們，瞬間被強大的對手輾壓，成為任人宰割的對象。
王叔文先是被貶，然後遭賜死，王伾被貶後病亡，而柳宗元和劉禹錫等骨幹力量，均被逐出京城，貶去邊遠州縣閒置，且“永不量移”，這便是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永貞革新”在轟轟烈烈開始的148天后，悲情謝幕。
“永貞革新”的參與者中有劉禹錫和柳宗元，這二人因詩文太有名而被後世列入文學家的範疇，於政治上俱是一筆帶過，完全地不作評價。
柳宗元的個性應該是稍稍有些懦弱，被貶後便是一路地愁苦，始終以“孤舟蓑笠翁”的情懷，用他的《永州八記》等絕世之名文，記載了一個偉大而寂寞的心靈。
倒是這劉禹錫很是不服氣，他從來也沒有承認過自己有什麼不是，一世傲骨，如同一個打不死的小強，一直是高歌“前度劉郎又重來”，至死不悔，而且他對王叔文亦是沒有任何的抱怨，評價一直很高，他說道：
“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為，人不以為當非。”
怎麼說這劉柳一眾都是些書生，在你死我活的朝廷爭鬥中，他們是隻有一腔熱血而全無政治謀略，說得不客氣，就是一群書呆子，“百無一用是書生”，這看起來“高大上”，自詡“曰管，曰葛，曰伊，曰周”的人，其實是根本不能成大事的。
王叔文在歷史上的面目很是模糊，史書上甚至連他的字號都沒記載，我覺得肯定是刻意而為之，他是由皇帝的玩伴最後能主持一朝的革新，這怎麼說都是一件很奇葩之事。
這至少能說明兩個問題，一個是皇帝由於對他的逐漸瞭解而逐漸地信任，並委以重任；再有就是這王叔文是個願意為朝廷做點實事的人，而不是那種倚仗皇帝寵信，為非作歹，窮奢極欲之人。
後世對王叔文的不恥，無非是他藉著皇帝的信任，賣官鬻爵，收受賄賂，暗組同黨，當時很多的官員對其是很抵制的，那後來被刺殺的宰相武元衡就很鄙視王叔文等人濫用職權，更多的是稱病不朝，而如韓愈等人對他的所作所為也很是不滿。
其實，賣官也好，收錢也罷，王叔文的目的只有一個，用錢去打通各種關節，收買人心，來為其效命，他一個沒有根底之人，不服之人多多；至少，我們無論從正史或野史上，沒有看見他花天酒地，魚肉百姓的記載吧，當然，你把這歸為王叔文的私德有問題，也無不可。
王叔文大權在握時也很是張揚，這是他個性使之然還是小人得志我不知道，但史書是將其歸於後者，如《舊唐書》說他是：“乘時多僻，而欲斡運六合，斟酌萬幾；劉、柳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看，連著劉禹錫及柳宗元這些人，也一併弄臭了去。
而在宋祁和歐陽修等人所寫的《新唐書》中，對他的評價也很差，“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橈節從之，徼倖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有這些大佬級人物的評價，這王叔文看來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在這眾多的評價中，我覺得蔡東藩說得很精準，“王叔文非真無賴子，觀其引進諸人，多一時知名士，雖非將相才，要皆文學選也。”所以，我覺得，王叔文至少還是有些個人魅力的，不然如何劉柳一眾能死心追隨，但是，靠著這一幫文士要想成事，豈非夢乎。
“永貞革新”如曇花一現般地迅疾而終，後世看這一事件，就如同一出鬧劇一樣，加上對王叔文個人聲威及私德的欠缺，沒幾人願意提及這來去如風所謂改革，所以，也忘卻了他們針砭時弊，力整朝綱的初心，想來也讓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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