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煩來自於未來“盟友”:日本不平坦的第一次申奧之路

文|蕭西之水

為了履行委員職責,嘉納治五郎在1911年成立“大日本體育協會”(即今日本體育協會),但其英文名字卻是 “Japan Amateur Athletic Association”(直譯為“日本業餘競技協會”),亦即作為監督日本業餘運動員的協會,嘉納治五郎以這個協會為基礎,開始弘揚象徵國際友誼的奧運精神。從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會開始,嘉納治五郎作為領隊率領運動員參加奧運會,雖然田徑運動員金慄四三由於缺乏經驗而出現脫水症狀,不得不中途放棄參加馬拉松。這次不如意的經歷也成為 《韋馱天》前半部分的主要劇情。

由於早期奧運會全部集中於歐洲,高昂旅費對於剛剛成立的大日本體育協會而言自然是巨大負擔。嘉納治五郎本想申請國家補助,但由於日本政府正在償還日俄戰爭的戰爭借款,自然對於業餘體育沒有任何興趣;嘉納治五郎就發動所有人脈聯絡到著名的三井、三菱兩大財閥家,甚至發動參賽地的日本人捐助,才勉強募集到足額資金。

隊伍逐漸壯大起來,日本代表團的成績也越來越好。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日本取得“〇的突破”,三級跳運動員織田幹雄以15.21米的成績打破當時的奧運記錄,獲得日本歷史上首枚奧運會金牌。但有趣的是,由於歐洲人從未想到日本人能夠奪冠,主辦方甚至沒有準備日本國旗,只能從現場的日本觀眾手中借來國旗。這個橋段讓織田幹雄記憶猶新,他退役後也一直活躍於日本體育界,直至成為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日本田徑總教練。最終,日本代表團在阿姆斯特丹奪走2金2銀1銅共5枚獎牌,極大振奮了日本體育界的信心;當時剛剛出現的收音機更是在日本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大聲喧鬧,讓許多日本人第一次實際感受到現場氣氛,促進奧運文化深入人心,為日本申辦1940年東京奧運會打下基礎。

麻煩來自於未來“盟友”:日本不平坦的第一次申奧之路

1912 年7 月6 日,瑞典,斯德哥爾摩奧運會開幕式上,嘉納治五郎(左)作為領隊率領2 名日本運動員首次亮相

鑑於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的成功,東京市長永田秀次郎開始思考主辦奧運會事宜,並委託日本學生競技聯盟會長山本忠興在1930年率隊前往德國參加比賽時進行調查,詢問能否把1940年奧運會主辦權交給東京。畢竟按照日本“肇國於公元前660年”之說,1940年恰是“建國2600週年”紀念之年,如果能將如此盛會招至東京,自然能成為鼓勵日本國民的絕好題材。

1931年10月28日,東京市議會全票通過“關於舉辦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建議”,將主會場定於當時東京市荏原郡 (東京都世田谷區)的駒澤高爾夫球場一帶,並計劃將明治神宮外苑擴充開來,成為新的體育會場。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期間,日本代表團向國際奧委會正式提出申請,希望東京能夠舉辦第十二屆奧運會。

但申奧之路並不平坦,日本面臨的主要麻煩,就來自於他們日後的軸心國盟友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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