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新中国的外交成就，中国外交有哪些经验？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顾问李长久。本期摘编“新中国外交成就回顾”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主要大国的敌视、封锁和围堵，为维护新中国安全，确保我国“站起来”能够“站得稳”与加速恢复和发展经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实行“一边倒”外交战略。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指出，对苏联不能有依赖之心，不能盲从，要坚持原则，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
20世纪70年代，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膨胀、泛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成为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毛泽东、周恩来以“乒乓外交”打破中美关系僵局，并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为确保我国安全、和平发展与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9月27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同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兼外长马茂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基里巴斯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日两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同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8个扩大到180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外交一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进行了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二是恢复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三是打破西方少数大国对中国的封锁，走向世界、扩大中国影响力。
1954年4月，国务院总理兼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周恩来与一些国家政要广泛接触、扩大朋友圈，显示了新中国的外交力量。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是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亚非国家自主讨论切身利益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但是，会议上有几个国家代表发言离开原定主题，大讲他们的意识形态，引起混乱。发起召开亚非会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担心会议背离初衷而失败。
在4月19日下午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清晰、稳健而坚定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对周恩来18分钟的发言，与会者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经典之作。
周恩来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高超外交工作，特别是他提出的“求同存异”得以广泛传颂和流传，对万隆会议胜利召开和取得丰硕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等国家共同倡导、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亚非会议后有11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进一步提升。
1971年7月，美国继续阻挠联合国正确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政府不仅伙同日本再次向第26届联大提出“重要问题”案，而且炮制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入联合国，但保留“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否决了所谓“重要问题”案，接着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这就是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联大2758号决议，它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11月1日9时许，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升起。11月15日，以外交部时任副部长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出席第26届联大会议，亚非拉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是中国外交的重大突破，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主持正义的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从这一天起，中国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联合国的多边外交舞台，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外交从此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本文摘编自《领导文萃》2020年2月上高端访谈《新中国外交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访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顾问李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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