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被困在家中的，不僅是不能返工的家政工，還有失去了家政工的“家務勞動”。
家務勞動常常和女性捆綁在一起，在傳統的觀念裡，“好女人”的特質裡必然少不了擅長做家務，照顧老人和孩子更是被認為是女性的分內事。因此有觀點認為，家政服務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是對女性的解放：通過購買家政服務，一部分女性從家庭內部冗雜的“義務”中解脫出來，得以投身實現個人價值的活動。
而另一方面，作為被“購買”的一方，從農村進入城市務工的女性是家政行業的主要從業者。她們離開自己的家庭，進入僱主家裡，繼續承擔家務和家庭照顧的工作。
插畫師：蘇丹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發佈的《中國家政服務業發展報告(2018)》顯示，近年來，我國家政服務業產業規模繼續擴大，連續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長率。2018年，我國家政服務業的經營規模達到5762億元，同比增長27.9%，從業人員總量已超過3000萬人。
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家政服務業提質擴容的意見》稱：“家政服務業作為新興產業，對促進就業、精準脫貧、保障民生具有重要作用。”提出要提高家政從業人員素質，推進服務標準化和規範化。
但隨著1月底新冠疫情越來越嚴峻，武漢及湖北多地的封城，乃至全國的人口流動管制，使得平日裡通過金錢購買勞動的良好運作戛然而止。被困在家中的，不僅是不能返工的家政工，還有失去了家政工的“家務勞動”。
“我不喜歡做家務，一點不喜歡！”
郭叔叔和曹阿姨是一對退休夫妻，兩人和曹阿姨的父親同住在深圳。曹阿姨退休後被返聘回原來的工作單位，郭叔叔則開始了創業，兩人的忙碌程度甚至超過了退休以前。為了兼顧照料家裡的老人，多年來他們一直都請鐘點工來家裡，為老人做飯和處理家務。
現任的鐘點工姓黃，郭叔叔會叫她黃女士或小黃。她來工作已經七八年了，郭叔叔說，他們相處得很好，還去過她家裡吃飯。
黃女士是湖北人，和郭叔叔是同鄉，年前回老家，一切如常，還說好了年後回來要帶上自己做的臘肉。結果回去後就封村了，至今未能反深。黃女士跟郭叔叔打了招呼，說暫時回不來，詢問會不會另外找人。郭叔叔認為現在是有一些不方便，但是因為跟黃女士建立了很好的信任關係，所以一定會等她回來。
鐘點工的工作包括給家裡的老人做飯和打掃房間，一天兩個小時。現在這些活需要三個人（郭叔叔、曹阿姨和老人家）一起來分攤。過年放假的時候影響不大，但最近曹阿姨要開始工作了，她是學校老師，要準備網課，家務就主要落到時間比較靈活的郭叔叔身上。
“只能說現在還勉勉強強能對付過來。但如果小黃一直沒法回來，肯定不行了。疫情總會過去的，不可能一直不讓人動。在那之前我們儘量克服，實在做不了的事就先放一放，總有辦法的。”
插畫師：左丘
婷婷夫妻是湛江人，在廣州工作，原本這個時候早就應該回去上班了，但現在她還在老家。她的孩子10個月大，原來住家的家政工因為擔心廣州疫情嚴重，不願意一起回去。
家政工“阿姨”和婷婷是遠房親戚，小時候婷婷就是被她帶大的。現在阿姨又在照顧她的孩子。
因為夫妻倆都常常加班，懷孕的時候，婷婷就開始擔心孩子的照顧問題。自己和丈夫兩邊都是多子女家庭，長輩們照顧哥哥姐姐們的孩子已經忙不過來，沒有人能過來廣州幫他們。之前創業失敗欠著債務，婷婷不可能辭去工作，只靠丈夫的收入養家，何況她認為女人也一定要有一份工作。找到阿姨之前，她一點想法都沒有，無解。
“我丈夫大大咧咧，覺得可以把孩子送回老家。他一點都不覺得孩子不在我們身邊長大是不好的，也不擔心隔代教育的問題。全世界好像只有我在擔心這件事。”
阿姨來到廣州後，婷婷上班的時候不用時刻擔心孩子，著實長鬆了一口氣。年前夫妻倆帶著孩子，跟阿姨一起回的老家，原計劃是年後也一起上廣州。新冠病毒打破了這個計劃。
阿姨很擔心，老家確診的只有幾個，而廣州有幾百個，她不肯回廣州了。婷婷沒有辦法，只能向公司請長假，待在老家，等疫情過去再勸阿姨回去。她安慰自己，即使回到廣州，也要照顧孩子，沒法上班，還不如在老家安全一些。問題是：“我也不能一直請假呀。”
婷婷的工作是由家人介紹的，有一點“關係”，目前看來請假到3月還是可以的。她相信不會只有她面臨這樣的困境，但能像她這樣請假的應該很少，不知道其他家庭怎麼辦。
插畫師：左丘
小臉夫妻是雙職工家庭，沒有跟長輩一起住，有兩個孩子：老大6歲，老二1歲多。為了照顧孩子，家裡請了住家的家政工阿姨。年後阿姨被困重慶，小臉“一拖二”照顧兩個孩子，只能咬著牙應付。
阿姨在的時候，主要負責做家務和照顧年齡小的孩子。阿姨不在的這段時間裡，這些任務都落在小臉身上，丈夫下班回來會分擔一點，“這段時間做飯的事主要是他來”。
小臉丈夫是自己創業，疫情這段時間特別忙，基本沒休息。而小臉在高校，正值假期，所以時間相對寬鬆一些，家務也就做得更多一些。她說，其實不是身體有多累，更多的是精神壓力大。孩子在家鬧騰，這個哭完那個哭，要指導老大學習，要陪老二玩，她自己的事情一樣也做不了，想起來就覺得心裡很難受。
阿姨的作用可太大了。阿姨會陪弟弟玩，小臉就不需要兼顧兩個孩子，也不用做飯，還可以有一段自己的時間，完成手上的工作。而阿姨走後，“家裡只有我一個人，帶兩個孩子，還要做飯，快累死了，一天從早到晚都不能休息”。
小臉會因為家裡這些瑣碎事跟丈夫吵架，如果有人承擔家務，她情緒不再緊繃，心情好，整個家就和諧了。但阿姨還沒能回來之前，只能咬著牙應付。“否則能怎麼辦？”
不過，現在小臉的心情是放鬆的，因為阿姨已經順利回來。
重慶不在疫區，還算好辦，身在湖北的家政工們返工可能是更漫長的過程，小臉表示，一個好的阿姨很難遇到，能等肯定是儘可能等的，但等不了就只能換人了。
經過這段超過一個月的家政真空期，小臉說：“因為疫情，才深刻體會到阿姨的重要性，感謝她。我不喜歡做家務，一點不喜歡！”
“保姆”這個詞，帶來一種自卑感
一邊是面對家務焦頭爛額的僱主，而另一邊，因為疫情而無法復工的家政工們，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阿蘭是“住家保姆”，6年前跟著女兒一起來深圳。工廠工作不好找，企業招聘都不要年紀大的人，阿蘭也覺得自己的視力不如年輕人，沒法做一些費眼睛的細活，而且工廠經常會加班加點，年齡大了精神跟不上，通宵上夜班肯定吃不消。於是她經人介紹，進入了家政行業。
第一份工作是照顧一個80多歲的老奶奶，每個月工資3000多，包吃住，沒有社保。僱主待人很友善，家裡除了阿蘭，還另外請了一個家政工負責做飯和打掃衛生，阿蘭的活不算太累。但老人家不怎麼出門，阿蘭整天和她待在一間小小的屋子裡，很少有機會說話聊天，老人半夜頻繁地起夜，阿蘭也跟著整晚睡不好覺。做了半年多，她覺得特別壓抑，就離職了。
後來阿蘭又自己去家政公司，找的還是住家的工作。對她來說，家政工作有好的一面：年齡上的要求比較寬鬆，找工作相對比較容易，工資也比工廠要高。而且僱主家包吃住，所有的日常用品都是僱主家來承擔，減少了很多額外的生活費用。
但同時，這份工作也有“不好的方面”。除了雙方約定的工資以外，公司和僱主都沒有幫阿蘭購買五險一金，家政中介只是跟僱主簽訂合同，而家政工和僱主、中介都沒有籤合同，缺乏個人保障。
阿蘭在精神上也常常會有很強烈的孤獨感。她現在這份工作要24小時看護孩子，幾乎沒有一點自己的時間，晚上也睡不好覺。阿蘭擔心這樣的日子久了，會得抑鬱症或者老年痴呆。而且住在僱主家裡，雖然僱主一家表面上說話還是挺友善，但在自己心裡還是會感受到有地位高低之別，不是在自己的“地盤”，說話做事都得小心謹慎，總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
“很多時候好想找一些姐妹朋友，一起開開心心地聊聊天說說話，一起逛逛街散散心呀。可一起做家政工作的姐妹是很難遇到在同一天休息的，因為每個僱主家的情況不一樣，所以大家的調休時間也不同。其他行業的工友更是很少機會接觸和認識，所以做保姆工作的，社交朋友圈也會變小。”
阿蘭說，在外界很多人眼裡，“保姆”就相當於舊社會的“傭人”，要看別人的臉色吃飯，是一份“地位低下”的工作。很多人寧願在工廠拿著比家政工少很多的工資，也不願意做家政工作，她們會覺得做“保姆”很沒面子 。
“保姆”這個詞，也一直帶給阿蘭一種自卑感。但她現在處在尷尬的年齡，“退而不休”，別無選擇。為了生活，為了工作，也顧及不了別人眼裡的“面子”。
只是在疫情期間，即使想要工作，也無法返工。阿蘭在家裡等待，疫情結束後，她還是會回到現在的崗位上。
插畫師：蘇丹
同樣出生於70年代的洋芋，也是因為女兒來到深圳。最近女兒想考公務員，讓洋芋過來照顧並督促她的學習。洋芋以前做過酒水銷售。做過飲食生意，直到女兒上大學，她去到上海，給弟弟家幫忙帶孩子帶了好多年。
洋芋說，在上海給弟弟帶孩子的那段時間，她第一次接觸了外面的世界，這對她來說是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朋友在深圳做家政工，洋芋在她那裡瞭解了家政行業，覺得鐘點工時間比較靈活，挺適合自己，就跟朋友一起做起了鐘點工。
她們在一家家政平臺接單，入職要交幾百塊的平臺培訓費，家政公司接單後會再從工錢裡抽成，到了家政工手上，大概30元一小時。在平臺接單分為派單和搶單兩種方式。派單的模式自己沒有選擇權，如果拒絕平臺分派的單，還會有懲罰（就是下一單不支付工錢），根本沒法自由控制時間；而搶單則需要有幾天的實習期，得免費幹幾天，要求使用平臺的工具，還得交工具費。個人能接到的單很有限，平臺會優先把單給家政公司，家政公司再在微信群裡發佈接單信息。
接到單後，等待客戶的時間和路上趕車的時間是沒法算工時的，被客戶差評還要被扣錢。洋芋說，客戶給了差評，家政工看似可以申訴，但實際上是很難申訴成功的，“平臺對於我們勞動者沒有任何保障制度”。
目前她做兼職鐘點工，手上有一些“固定單”，月收入是4000左右。朋友工作很努力，月收入可以達到一萬。
“高工資”背後，是高強度的勞動。洋芋做的鐘點工，每小時的費用標準是最低的，如果做“深度保潔”，費用就會高一些。很多僱主會認為，花錢買了服務，家政工就要做足夠的活，遇上很挑剔的僱主，從進門那一刻開始，就必須抓緊一分一秒不停地做，喝水的時間都沒有，更沒法看手機，一個地方被盯著反覆擦上好幾遍，還會覺得弄得不夠乾淨。在被僱主“監工”的整個工作過程中，神經全程緊繃，身心都覺得非常疲倦。
“我感覺長期全職做這樣工作的人，會把錢看得很重，也會很孤獨。因為同事之間都是競爭關係，工作的時候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交朋友，工作完一整天下來會非常的累。”
洋芋認為，家政服務只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一個身份。家政工也有選擇權：你不尊重我，我可以拒絕服務你。她希望家政平臺可以建立一些雙向評價的機制，除了讓僱主選擇家政工，讓家政工也能篩選一些僱特別不友好的僱主。但又覺得，平臺都為搶客源，傾向於維護客戶的利益，不太可能會這麼做。
疫情期間，洋芋每天在家裡畫畫、聽音樂、學樂器、看電影，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特殊的日子裡，她反而過得比較平和。“我暫時沒有太大的負擔，我不打算長期做鐘點工，我也有很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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