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瘟疫背後,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另一面

在蘇格蘭的愛丁堡,有一條叫做瑪麗金街的小巷,乍看平淡無奇,步入其中卻有種莫名的陰森。這裡被評選為世界十大恐怖之地之一,封閉多年後,部分區域成為一處小眾的旅遊景點,遊客們表示,走在小巷裡,有時彷彿感覺到衣服被一種神秘力量觸碰。

不論鬼魂是否存在,瑪麗金街都不是一處吉祥之地,17世紀時,黑死病再次在歐洲蔓延,最後來到這條原本頗具浪漫氣質的小巷,小巷中的居民幾乎全部感染。現代科技加持的人類都無法在短時間內消滅一種新病毒或細菌,更何況落後的那時,黑死病帶給人們的,無疑是死亡,如果沒有命運眷顧,但凡被感染,只有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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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懂原理,但當時的人們能感覺到,疾病是人傳人的,因此,早期的隔離措施開始執行,既然瑪麗金街的人都已染病,那麼就把整條街道與外界阻絕。起初,有專人從專門的通道為巷中居民遞送食物、煤炭,慢慢地,外面的人自身難保,裡面的人病入膏肓,通道就此關閉,隨之而來的是磚頭封門,小巷成為一個孤島,成為一個人間地獄,本已虛弱的人們就地等死,最終活活餓死。

這樣看來,鬧鬼實屬正常。

滿是不甘的冤屈的魂魄,積鬱了數個世紀的夢魘,終成人類歷史上黑色的一筆。教徒認為,這是上帝降災啊。事實上,瘟疫背後,大多是人類自己作孽的惡果,而這瘡好忘痛的世間規律亙古不變。

瑪麗金街遭遇的黑死病,是鼠疫的一種,至今都未被完全消滅。早在14世紀,這種令人高燒不退、吐血不止、渾身烏黑的絕症已經開始傳播,抗爭幾個世紀下來,人類不過是苟延殘喘,黑死病帶來的黑暗也是歐洲“黑暗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

1347年,可算作黑死病疫情的起始之年。這一年,蒙古大軍揮師向西,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今烏克蘭費奧多西亞),卡法城池防禦非常到位,久攻不下,於是,蒙古人打起了歪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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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闊的中亞草原上,牲畜為人類所養,人類逐水草而居,而水草豐美處,原先的主人多是老鼠。生命力頑強的老鼠們,在惡劣自然條件下摸爬滾打,成為了病毒和致病細菌的天然宿主,為鼠疫病毒的繁殖和變異提供了絕佳平臺。後來,在遊牧過程中,有些人染上了奇奇怪怪的病,好在大草原上人口稀疏,傳播相對緩慢,變異同樣緩慢。

蒙古大軍對待這件事,用現在流行的詞來講,真是不明覺厲。古代生物戰爭由此打響,蒙古人把病死者的屍體放在投石機上,全部扔到了卡法城內。守軍一臉懵逼,隨後全部中招,城池不攻自破。

往來於城內外的商人把黑死病帶往歐洲各地,就這樣,歐洲全域都瀰漫在瘟疫的恐怖之中,相繼有2500萬人死於瘟疫,街道兩側的房屋上塗畫著黑色字母“P”(瘟疫簡稱,用於警示傳染源),行人走著走著就暈倒在地,屍體被鳥嘴醫生一車車運輸,無法及時掩埋的,就堆積在高高的塔樓上,然後將塔樓永久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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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黑死病不相上下的天花,據推測也源自動物。天花感染人類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埃及法老的遺體上有疑似天花的瘢痕。當然,那還是一個祖先馴化動物並和他們同室居住的時期,病毒要拓寬生境,便來到人類身體中。天花在全世界廣泛蔓延,人類與天花的鬥爭是一場持久戰,居於東方的古代中國也未能倖免。

不過比起歐洲和中國,受天花荼毒最深的當屬美洲地區。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無數殖民者來到美洲,用堅船利炮敲響了阿茲特克和印加帝國的大門。在歷史上,阿茲特克人面對西班牙殖民者先進的武器,並未坐以待斃,而是想方設法奮起反抗,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可是,最後壓倒阿茲特克人的,不是火炮,而是疾病。

隨西班牙人而來的天花和梅毒,給了美洲原住民一記重拳。天花病毒暴露在外界可以存活一個半月,也有較長的潛伏期,它們乘船來到美洲後,也開始享受發現新大陸的喜悅,因為美洲原住民一無防備,二無免疫,短時間內,原住民人口銳減,近乎全軍覆沒,連國王都染病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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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來的梅毒,在歐洲已被慢慢適應,而抵達美洲後,面對一個新的族群,入侵毫不費力。此外,梅毒也從阿茲特克人混亂複雜的情感生活中受益,當地人們盡情縱慾,大家交叉感染,歡愉過後死傷不計其數。這恰好是殖民者所希望看見的,不論有意無意,傳染病成為了西方文明的助攻,瓦解了人類文明中美洲獨立完成的那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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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於社會也是同理,落後就要捱打。同時,落後也意味著更加愚昧,形成惡性循環。艾滋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彼時落後的非洲,有些部落篤信一種鬼畜療法,他們認為,飲用或注射大猩猩的血液,可以讓自己更加強壯,更有甚者,還會和大猩猩發生不可名狀的深層次關係。

和大猩猩具體什麼關係目前很難考證,但科學研究已發現,傳染人的艾滋病毒的確來自大猩猩,毫無疑問,人類肯定對大猩猩做了些什麼。從20世紀到21世紀,艾滋病成為了人類聞之色變的可怕疾病,幾乎每時每刻都有人因這種獲得性免疫缺陷與世長辭。

所以說,進入現代以來,人類雖然有了不少先進醫療手段,可傳染病從未遠離,站在食物鏈頂端的人類,吃出了許多新花樣,也玩出了許多致病新途徑。從古至今,無論戰爭之中的惡毒手段,可傳染病從未遠離,站在食物鏈頂端的人類,吃出了許多新花樣,也玩出了許多致病新途徑。從古至今,無論戰爭之中的惡毒手段,抑或和平年代的大膽嚐鮮,人類社會為病菌繁衍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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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祖先千辛萬苦選育的家畜家禽,被部分人棄之不用,轉而“返璞歸真”,吃起了野味,由此打開潘多拉魔盒。

選擇食用野生動物,主要原因在於追求新奇和體現地位,珍稀的食材造就了高昂的價格,甚至出高價也未必能買到,所以收受野味逐漸演變為部分所謂“高端群體”的人情交易手段,利慾薰心的人類,也在與病毒和諧共處的道路上走得越來越偏。

從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到現如今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NCP),都與一些中國食者的野味愛好不無聯繫,作為病毒自然宿主的蝙蝠,即便長相醜陋、晝伏夜出,依然有人將其端上餐桌。著名的《荒野求生》節目主持人貝爾幾乎無所不食,然而,當碰見蝙蝠的時候,他說:“這傢伙可不能吃,它渾身上下都是病毒。”可想而知,那些食者的癖好無異於自尋短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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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裡的任性而為,積攢成了幾年一次的小瘟疫、十幾年一次大瘟疫,這或許是註定的自然規律,但毋庸置疑,人類的狂妄自大儼然催化劑,讓瘟疫來得更快、更猛。

回想那條鬧鬼的瑪麗金街,還能聯想到一句關於鬼魂的理論,有人說,鬼魂自己並沒有能力傷害人,它們只能利用人的恐懼,令人自取滅亡。瘟疫難道不是這樣?連細胞膜都沒有的病毒,怎能隨隨便便使一個精密的人體倒下?它們利用的正是人類的疏忽與無知,使之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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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背後,赤裸裸書寫著一部人類的作孽史,當然,還沒有提到仍未徹底放棄的生物武器,就如核彈,病毒和細菌們靜靜躺在庫房裡,隨時等待著滅絕它們的生產者。打敗病毒並非真正的勝利,戰勝自己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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