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过岳飞庙，拜谒过岳飞塑像，想必您一定会为岳飞塑像头顶上方“还我河山”那四个草书大字所震撼。一是其字本身，苍劲有力，挥洒自如；二是其精神，一腔热血，精忠报国，收复河山的雄心壮志，忠心可鉴。
我们崇敬岳飞，是因其文武兼备，忠孝两全。岳飞被后世尊称为“武圣”，但其字、其词也影响后世深远，他的词作《满江红》和书法《出师表》已成为传世经典之作。正如陆游诗《观大散关图有感》中所说，“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岳飞虽行武出身，但自幼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加上自身的勤奋学习，文武双全，能诗善词，书法以行草为主，畅快淋漓，龙腾虎跃，气韵生动，章法严谨，意态精密，纤浓符中，刚劲不柔，文臣气质，武将风骨，自有淳正之气。
正是因为岳飞书法功力深厚，久负盛名，我们许多人才想当然地认为“还我河山”四字出自岳飞之口，书自岳飞之手。据史料记载，民国之前全国各地的岳飞庙中，岳飞塑像的上方并非全部挂有牌匾，所挂牌匾上也并非像现在这样悬挂“还我河山”，大部分的牌匾上书写的是“精忠报国”。那么何时才开始悬挂成现在的“还我河山”呢？这要从清末的两个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童世亨和周承忠说起。
童世亨（1883-1975），嘉定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进入南洋公学学习。光绪二十七年参加山东沿海地图测绘，后参与山东、直隶、奉天三省沿海地图测绘，曾在龙门、南京等地师范学校任地理教员。在上海创办过中外舆图局，绘著过《中国形势一览图》、《世界形势一览图》，广销国内。
周承忠（1878-1970），嘉定人。与童世亨同乡，长童世亨五岁，也曾与童先生同事，供职过龙门师范学校，任教员。解放初期被陈毅市长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周先生幼擅文字学，工石鼓文钟鼎篆隶，能金石，凡有友好要求，即到处挥毫，交件迅速，很多时候还亲自送去。
1921年，童世亨欲将自己所著中学适用的《中国形势一览图》改正重印，嘱托周先生书写“还我河山”四个字印在扉页上。因为担心自己无法表达这四个字的深意，周先生就找来岳飞的手书《吊古战场文》的碑拓，从其中“河水萦带，群山纠纷”一句中摘出“河”“山”二字，又取“秦汉而还”的“还”字，由于文中没有“我”字，便从“奇中有异于仁義”的下半部分截取了“我”字，最终编成“还我河山”四字交付童世亨先生。
童先生看后大喜，童先生认为既然“还我河山”用了岳飞的手书字体，索性落款也用岳武穆王吧。于是他就从岳飞手书的《出师表》中的落款“岳飞”二字照钩为款。童世亨遂将落有“岳飞”二字的“还我河山”四个草书字印在了再版的扉页上。《东方杂志》主编金兆梓见到了“还我河山”，也立即在杂志上刊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沦陷，中华民族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吼声：“还我河山，勿忘国耻”，代表着岳飞精神的“还我河山”迅速传遍全国。1936年1月4日的《救国日报》头版更将“还我河山”作为当年中国国民的座右铭。“还我河山”成为全体国人救亡图存的最强音。此后全国各地的岳飞庙中，岳飞塑像头顶上方的“精忠报国”多被“还我河山”所取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些救亡救国的仁人志士还把它镌刻在山崖上、石碑上，激励着无数的华夏儿女精忠报国、共赴国难，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保家卫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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