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運熙先生（1926—2014），上海市金山區（原江蘇省金山縣）人，著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194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而後留校任教。王先生一輩子教書育人，視學術研究為生命。他的文章，讀起來很平和，不作驚人之語，無劍拔弩張之勢，但卻新見迭出，富於獨創性。他不是什麼叱吒風雲的風頭人物，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於忠於學術，堅守學者的良心。古人說，文章乃“不朽之盛事”。先生的成果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先生的學術品格所具有的典範意義，更將如日月之懸，光景常新。
王先生的研究領域以漢魏六朝唐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為重點，創穫甚多，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佔有重要地位，許多著述成為該領域的經典性著作。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集結於五卷本的《王運熙文集》。王先生與顧易生教授共同主編並親自參與撰寫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都是豐碑似的著作，滋養了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學批評領域無數的學生和專業學者；王先生還曾參與《辭海》編寫，任中國古代文學分科主編；參與《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寫，任中國文學卷編委、隋唐五代文學分支副主編。
對於漢魏六朝詩歌的研究，是王先生數十年研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其中樂府詩研究尤其顯示出深湛的功力。在王先生的學術生涯中，首先就是以這方面的成果而蜚聲學界的。產生於東晉、南朝的吳聲、西曲曲調動人，歌辭內容多為男女情愛的歌唱，在當時屬於所謂新聲變曲。這些歌曲原起於民間，在民間廣為傳唱，而不少貴族人士也頗為喜好，於是加以改編，甚至利用其哀婉動人的曲調來創作新歌，在官家的音樂機構裡也採納保留了不少樂曲和歌辭。但是歷代那些保守、正統的人們是輕視它們的。
沈約的《宋書·樂志》既記述了部分吳聲、西曲的名稱和“本事”（歌曲產生、創作的緣由），又批評其歌辭“多淫哇不典正”，就反映了這種矛盾的狀況。“五四”以後，學者們重視民間通俗文學，吳聲、西曲因此而受到了很高的評價。但是，人們往往視之為純粹的民歌，忽略了貴族喜愛、創作的事實，因此也就不重視《宋書·樂志》、《古今樂錄》等史料中關於歌曲“本事”的記載。這些記載往往說某歌曲是貴族人士所作，而所述的製作緣由，與流傳下來的歌辭並不一致，甚至毫不相干。還有些記載存在混亂和矛盾之處，有些則語雜神怪，只能視為傳說，不能看作史實。
因此，研究者便以無須深究的態度對待它們，至多看作有趣的故事而已。王先生卻不是這樣。他廣泛而深入地研讀史籍，證明了那些記載常常包含可信旳史實。比如吳聲歌曲中的《丁督護歌》，今天我們見到的南朝人所作歌辭，都是女子送情人出征的口氣，其中有“督護北征去”、“督護初征時”的句子（“督護”是官名）。但是《宋書·樂志》關於其“本事”的記載，卻完全是另一回事。說是東晉末年權臣劉裕的女婿徐逵之被殺，劉裕派一位叫丁旿的督護去處理喪事，徐妻亦即劉裕長女向丁旿詢問，每一問就哀哀切切地嘆息道：“丁督護呀！”於是人們便將這悲嘆聲演化成歌曲。這記載與今天看到的歌辭毫不相干，似乎很不可信。但王先生細讀《宋書》，發現徐逵之在戰場上被殺確有其事，丁旿也實有其人，甚至劉裕長女好哭，也見諸記載。
因此王先生認為《宋書·樂志》所記載的“本事”未可輕易否定。那麼流傳下來的歌辭內容為何與此不相干呢？王先生解釋道：人們利用劉裕之女的哀聲製作歌曲，只是利用其聲調，其內容原可以不相關的，這是樂府詩的通例。魏晉人利用漢代樂府曲調作新辭，便常常是內容與原作無關，南朝樂府歌曲也正如此。後世唐宋的詞、元明的曲，也都是這樣。這樣的解釋，對於讀者來說，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
這樣的研究充滿了創造性，填補了樂府詩研究領域的空白，而且體現了王先生研究工作的顯著特點，即注意文史結合，詩史互證；對於古代典籍中的記載，既不盲目崇信，也不輕易否定，而是通過縝密的調查研究，作出合理的解釋。這就是王先生一貫主張的“釋古”的態度。
除了吳聲、西曲，王先生對於漢魏六朝樂府的研究還有許多貢獻。例如關於歷朝官府音樂機構的建構、演變，關於樂曲的分類等問題，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具有獨創性的合理的見解。
王先生對於漢魏六朝詩人的研究，我們可以舉陶淵明研究作為例子。大家一向對陶淵明評價很高，認為他的田園詩作表現了厭惡惡濁官場、熱愛樸素農村生活的情操，又認為陶詩的藝術語言質樸真率，與當時文壇注重駢儷雕飾的文風相對立。總之，認為陶淵明作詩不隨波逐流，傲然獨往。王先生則通過細緻的觀察，特別是認真分析了陶淵明所處時代的詩歌寫作風氣，得出了新的結論：陶詩既有很大的創造性，應該在詩歌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但又具有和時代風氣相一致的一面。
陶淵明的田園詩在思想內容上明顯地受到當時統治詩壇的文人創作風氣的限制，不注重反映下層人民的生活；在語言風格上則顯然與當時流行的玄言詩有相似之處。這樣的結論，更加符合歷史的真相。這裡體現了王先生研究的又一重要特點，即研究文學現象時，不是孤立地進行研究，而是將對象放在廣闊的時代背景上，作多方面的聯繫、比較和對照，而且這種聯繫不是籠統的、抽象的，而是深入、具體地進行的。
陶淵明的詩歌在梁朝鐘嶸所著《詩品》中列於中品，被認為源出於曹魏時的詩人應璩。這使得後人大惑不解。王先生作出了很好的解釋。王先生分析鍾嶸所謂某人源出於某人的義例，乃是從詩歌的總體風貌著眼；所謂陶詩源出於應璩，也正是如此，而並非就題材、主題立論。這就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所在。王先生又將應璩、陶潛詩作對照參讀，指出他們的作品儘管題材、主題並不相同，但是語言都比較通俗、口語化，時或顯得詼諧風趣，而且都喜歡用通俗的語言說理髮議論，在語言風格上確實具有相通之處。於是王先生對《詩品》中這一難解的問題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說明，在學術界發生了較大的影響。這一研究同樣體現了“釋古”的態度、立場，同時也體現了王先生一貫的主張：研究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史必須與文學史相結合，必須建立在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基礎之上，絕不可罔顧具體作品、脫離作品實際而進行空泛的所謂“研究”。
王運熙先生的漢魏六朝詩研究，與他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樣，都是為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而作，都體現了鮮明的學術風格：堅持實事求是，務實而嚴謹，平易而富於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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