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有多方面论述。在他们看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而每一时代都存在着统治阶级的社会教化和意识形态工作;工人运动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工人运动自身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由无产阶级思想家和先锋队从外面进行灌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要加强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但对思想政治教育有过多方面的论述。其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是他们相关论述的逻辑起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提出过许多相关的思想和提法,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化活动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论述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地位和作用问题。大体说来,这些论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坚持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是他们反复申述并一再强调的重要观点。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论断,或更确切地说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意义的重要论断。系统考察和分析这一论断,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意义和地位作用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首次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P550)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强调:“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P51)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一论断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首先,它深刻揭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特别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社会生活本身是一个综合体,其中既有物质性的方面,又有精神性的方面。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比如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物质生产等,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存在”,物质生产方式在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而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包含人的心理、思想、理论等,特别是表现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意识”。唯物主义历史观最基本的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历史时代的统治阶级首先是在社会物质生产中占据统治地位,因而也就会在社会意识中占优势地位。其次,它深刻揭示了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特别是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决定作用。社会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而生产不仅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是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精神生产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内容无疑是十分丰富的,但其中意识形态的生产具有突出的地位。一定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是由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所决定的,它体现着统治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利益。最后,它深入揭示了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与思想统治的关系,特别是揭示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奴役。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是社会上的强势阶级和压迫者,它不仅在经济上强势,而且也因此在政治和思想上处于强势地位。它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而且也在思想上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民群众进行压迫和奴役。因此,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不仅要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而且要进行思想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为我们分析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提供了锐利的思想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用这种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小农的思想观念。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巴尔扎克在《农民》这部小说里,就描写了一个小农为了保住高利贷者给予的“厚待”,而情愿白白地替高利贷者干各种活,并且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向高利贷者献出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劳动不需要花费他自己的现金。这样一来,高利贷者却可以一箭双雕。他既节省了工资的现金支出,同时又使那个由于无法在自有土地上劳动而日趋没落的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高利贷的蜘蛛网中。”[3](P47)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不仅在思想上奴役无产阶级,而且奴役广大农民,而工人和农民对这种奴役又往往意识不到。这也说明这种思想奴役之深,它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具有浓郁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加以分析。我们会看到,这一科学命题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可以分解为四个前后相联的具体表述:第一,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少在阶级社会中是如此。这本身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这说明,每一个社会,甚至社会的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与其相适应的主流意识形态;第二,每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尽管表面看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想,似乎能代表全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但实质上却是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思想,或者至少是以那个阶级的思想为主导的;第三,一定时代的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成为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根本原因是它掌控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经济条件,而经济对思想又有决定性影响;第四,统治阶级的思想之所以成为统治思想,还与统治阶级有意识的政治控制和思想教化分不开,与其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作分不开。统治阶级不仅通过占有物质生产资料来实行经济统治,也不仅通过国家机器和暴力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而且用社会教化、道德约束和宗教控制等意识形态手段,来实现自身的思想统治。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也涉及到价值观问题,对于我们考察一定社会和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他们指出:“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一般说来,统治阶级总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1](P552)这就表明,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特定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只有从其背后的基础出发,才能把握其本质。因此,不能孤立地、抽象地看待历史上的价值观念,似乎它们与那个时代的阶级统治没有关系。事实上,封建年代的荣誉、忠诚,就像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平等一样,表现看来都是一种独立的思想和价值观,但实际上它们都有其生产关系方面的根源,都体现着各自时代的统治阶级即封建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意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必然有其核心价值观,对此也要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加以分析。我们今天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不是因为它似乎具有抽象性和空泛的普遍性,而是因为它的鲜明社会主义属性,因为它体现着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愿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传播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这一点。

二、工人运动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工人运动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否则就不能前进,甚至导致失败。他们指出:“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4](P10)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工人阶级所具有的三种力量:一是他们的人数。工人的人数总是比资本家的人数要多得多,众多的人数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力量。二是他们的组织。众多的人数如果是分散而没有组织的,那他们就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甚至可能会因为内部竞争而削弱自己的力量。但如果他们能够组织起来,从一种散漫的状态进入一种自觉的阶级组织,那就能成为极为强大的力量。三是他们的思想指导。一个组织,当然会有一定的领导,但是如果这些领导者缺少高明而正确的思想,那么组织也会因为没有正确方向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马克思强调“知识”对工人的指导,也就是强调以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工人群众,并使之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P11)这段话是马克思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理论教育重要意义的集中阐述,具有深刻的内涵和重要的意义。“批判的武器”指的是以理论批判作为斗争武器,即“以笔作枪”的意思,“武器的批判”指的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作为自己批判资本主义的手段,即“以枪作笔”的意思。马克思认为,理论批判工作并不能代替武装斗争,因为要想摧毁反动阶级的统治,必须用物质的力量;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轻视理论工作特别是理论教育工作的作用。因为科学的理论能够教育和说服工人群众。在这里,马克思从强调物质力量和革命实践入手,接着强调了精神力量和理论力量的意义,因为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而这种转化的关键环节,是理论能够说服群众和掌握群众,而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和使命所在。

列宁在领导俄国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必须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为指导。他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6](PP.311-312)“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6](P274)由此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理论对工人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革命理论能给革命者提供革命信念。信念是人行动的动力,革命信念是革命行动的动力。那么,革命信念从哪里来?它既从现实苦难中来,也从理论道理中来。而真正自觉的革命者,其革命信念必然会来自革命理论。其次,革命理论具有先进性,它能塑造具有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初期叫“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后期叫“共产党”),并在工人运动和斗争中起到先锋战士的引领作用。再次,革命理论具有维系和团结革命者的纽带作用,能够通过共同的理论认同把一切共产党人团结起来,把有觉悟的群众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最后,革命理论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能够帮助革命者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总之,在列宁看来,革命理论是革命运动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假如无革命的理论则必然不会有真正的革命运动。

毋庸置疑,列宁在论及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时,并不是抽象地讲任何可能的革命理论,而是特指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革命理论。他认为,真正的革命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在现代知识水平上,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革命理论。”[6](P84)可见,列宁在评价和选择革命理论的时候,是站在“现代知识水平”上的。在历史上有过无数次革命斗争,有奴隶起义,也有农民起义,但是,由于他们或者缺少革命理论指导,或者以不正确的革命理论为指导,因而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无产阶级在登上革命斗争舞台时,已经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完全不一样了,它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的斗争目的不仅是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和物质生活,更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这样,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不仅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而且尤其需要能站在历史规律高度的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而这样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

那么,为何仅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科学的革命理论?以及其具有何种更为优秀的品质?列宁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三、要从外部向工人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

在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论述中,灌输理论具有突出的地位。它科学地揭示了对工人阶级进行科学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的重要性,突出地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理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已经萌芽,最后在列宁那里发展成为成熟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谈到“灌输”。他们在许多情况下是在负面的意义上使用“灌输”一词的。比如马克思曾写道:“资产者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输资产阶级的原则”。[7](P648)马克思恩格斯曾尖锐批判巴枯宁分子,指出这些人“将用它绝不会有任何成果的‘彻底研究’的办法引出思想。然后由他们将它灌输到我们的工人组织中去。对他们说来,工人阶级是原料,是一堆杂乱的东西,要使它成形,须经他们的圣灵的吹拂。”[8](P45)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曾提到艾韦贝克“不得不把千辛万苦地印入自己脑海里并且同样千辛万苦地灌输给工人们的一些空话,又从自己和工人头脑中再清除出来。”[9](P59)

但马克思恩格斯也常常在正面含义上使用这一术语。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批评纲领的制定者“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凭空想象的关于权利等等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4](P365)恩格斯谈到:“请允许我提一下优秀的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10](PP.589-590)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晚年谈到怎样更好发挥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时,批评了“硬灌输”的作法。恩格斯写道:“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能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5](PP.586-587)“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5](P588)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到,恩格斯虽然批评了“硬灌输”的做法,但他的论述是以充分肯定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美国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他批评的不是灌输的必要性,而是生硬的灌输方式。

在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列宁进一步论述了灌输理论。早在1894年他就谈到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进行理论灌输的必要性。他写道:“他们应该更详细地探讨对俄国历史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应该更具体地考察在俄国特别模糊而隐蔽的一切阶级斗争形式和剥削形式。他们应该进而把这个理论通俗化,把它灌输给工人,应该帮助工人领会它并制定一个最适合我国条件的组织形式,以便传播社会民主主义并把工人团结为一支政治力量。”[11](P284)

列宁在1901-1902年《怎么办?》一书中系统论述了灌输理论。他指出:“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6](PP.317-318)围绕这个基本思想,列宁做了多方面的阐述和论证,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灌输理论。这个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工人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和理论。从根本上或本质上讲,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承担者,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然而,从现实中来看,虽然工人阶级有自发的社会主义本能,天然地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从他们当中却不能自发地产生出社会主义的意识,特别是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因为,当时的工人阶级作为受剥削和压迫的阶级,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理论思考和科学研究,而且他们由于处在社会底层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不具备从事理论创造的必要知识和理论修养,此外当然更没有从事理论研究所必须的物质条件。正是由于工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使他们受到许多限制。所以,从他们当中形成的思想意识,经常只是一种工联主义意识,而并非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他们只是认识到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等经济要求,还没有产生政治上的更高要求。这就是当时工人阶级的状态,这种情况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不是理论的推论。因此,科学的理论应该来自这些工人群众的外部,来自社会的知识阶层。

其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能由转向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科学的革命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不能直接从体力劳动中产生,而需要通过艰苦的脑力劳动才能形成。在当时的工人阶级中,也有个别的分子由于某种特殊的机遇而具有某种理论研究的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理论创造。魏特林是裁缝工人,狄慈根是皮革工人,他们都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智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魏特林形成了一种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德国工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狄慈根则不依赖黑格尔,甚至也不依赖马克思,独自发现了许多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但是,他们的理论发现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都没有达到科学系统的高度,而且在工人运动中也产生了不良影响。马克思说,如果工人脱离劳动而想成为文人,就只能制造理论混乱。既然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和个别脱离劳动的工人都不能创立科学的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只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创造中产生。从社会地位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应该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他们由于家庭的支持而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具备理论创造的主观条件。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有意愿并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他们实现了阶级立场的转变,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是无产阶级的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最后,必须向工人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意识。既然当时的工人阶级中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的革命理论,既然这种理论已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出来,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传播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灌输”,其实也就是传播、宣传、教育的意思。至于这种传播和宣传教育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填鸭式”硬灌,还是其他喜闻乐见的方式,那是另一个问题。列宁所说的“灌输”,意在强调这种传播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工人本身不能产生科学理论但需要科学理论,并且也是由于工人假如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分化和对立,要么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要么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此外没有第三种思想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如果不能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的影响,那么就很可能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支配,因为资本主义思想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具有各种宣传优势和条件。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向工人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列宁的灌输理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一理论突出强调了对工人群众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了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既要从事理论创造和创新,又要进行理论宣传和教育。特别是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承担着向自己的成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责任。

四、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宣传工作和政治教育

重视和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和政治教育,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和做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改组“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再是一个密谋性的团体,而成为一个宣传性组织,肩负着向社会传播革命思想的职责。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起草并由同盟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明确规定,“盟员的条件”之一是“具有革命毅力和宣传热情”。[12](P138)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还尤其提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13](P435)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把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性质和条件看作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列宁突出强调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和政治教育的意义。他明确提出:“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14](P169)还说,“最重要的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号召为争取完全的民主进行坚持不懈的忘我斗争。”[15](P6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列宁鉴于政治教育工作往往因为“不显眼”而受到忽视,特意强调了这种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我们善于重视社会民主党一向进行的、而且将始终进行的那种顽强的、缓慢的、往往是不显眼的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16](PP.319-320)在革命斗争时期,列宁十分强调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工作,认为宣传鼓动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他针对党的政论家的任务时指出:“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6](P356)“主要的任务当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阶层中进行宣传和鼓动。”[6](P366)他指出:“阶级斗争不只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还要发展我们开展得不够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工作。”[17](P205)他在批判工人运动中的恐怖派和经济派时指出:“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挥自己在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积极性。而这种工作,无论现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的。”[6](P362)他还明确指出:“我们党的任务首先是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党的利益首先是开展群众性的鼓动,以便依靠无产阶级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是革命农民)的力量来实现革命的民主主义变革。”[18](P294)“至于说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那么只要我们进行有力的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做到的。”[6](P356)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结合经济建设论述了政治工作的意义。他指出:“因为苏维埃共和国现在已进入紧张的经济建设时期,这就要求调动国内一切精神力量和创造力量。”[19](P502)他希望通过政治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参与国家建设,指出:“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不关心国家建设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20](P139)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教育工作者要特别注意帮助群众克服旧的习惯和风气,形成更加积极的精神。

斯大林也突出强调了党的政治工作的意义,指出:“把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和经济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和布尔什维克锻炼作为首要任务。”[21](P150)他论述了通过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使人民群众相信其政治性的意义。他指出:“事实上,从党制定正确路线到群众领会这条路线并接受它作为正确路线,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为了使党能领导千百万群众,仅仅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还不够,为此还必须使群众根据本身经验确信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必须使群众接受党的政策和党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口号,并开始实行这个政策和口号。”[22](P180)他以英国为例,说明如果缺少了这种工作,就不能让工人群众跟着自己走。为什么英国共产党没有能够立刻领导千百万英国工人群众跟着自己走呢?因为它来不及,并且不可能来得及在短促期间使群众相信它的路线的正确性。斯大林论述了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强调了政治工作的意义。他认为不能因为埋头于经济工作或陶醉于经济工作的胜利,而忘记了忽视了政治工作。他写道:“问题在于,我们党的同志近年来完全埋头于经济工作,他们十分陶醉于经济上的胜利,由于陶醉于这一切事情,就忘记了其他一切事情,把其余的都丢掉了。……对于象苏联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包围、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同暗害活动斗争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根本不注意了,认为这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或者甚至是更次要的事情。”[21](P147)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从规律性的高度对党员干部教育和理论武装作了集中阐述。他指出:“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极重要意义,关于对我们工作人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极重要意义,大概已没有必要再来大谈特谈了。……在国家和党的任何一个工作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21](PP.272-273)这就把政治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定理的高度,体现了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规律性把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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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5] 列宁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6] 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7] 列宁全集(第5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8] 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9] 列宁全集(第5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0] 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1] 斯大林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2] 斯大林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作者：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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