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四十年：融铸一种立场，喜获一大丰收

我认为第一个四十年的务农经历和农民身份，融铸了贺享雍坚定不移的写作立场，就是“作为一个老百姓的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的写作”。莫言最早提出了这种文学立场的理念，他认为“为老百姓的写作”是一种精英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写作，只有“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才是真正的民间写作。两种写作立场之区别可用陈寅恪先生的金句“同情之理解”来研判，“为老百姓写作”有同情但少有理解，是一种站在乡村之外的乡村叙事。而“作为老百姓写作”，既有同情更有理解。事实上莫言的全部乡土写作并没有真正践行“作为老百姓而写作”。但贺享雍却做到了“作为老百姓而写作”。贺享雍务农四十年，深受乡村民间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他的知识积累与写作实践完全是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村文化语境中完成的，跟城市的精英教育没什么关系。这样的务农经历和农民身份使贺享雍对自我的写作立场有高度的自觉性，即如他所说“坚持从生活出发，紧贴着父老乡亲的日常生活与内心希望来写”。他心甘情愿的把自己放置在草根和平民的位置上，作为农民来写自己亲历的乡村故事。他既不刻意书写乡村的悲情苦难，更不用牧歌理想粉饰乡村的困境，而是以一个内置于乡村之中的农民眼光来真实厚笃地讲述乡村的现代化转型经验。即便是1993年后，他进了渠县县城，但县城仍在故乡中，同乡村保持着天然的无法割断的联系，而且那个时代偏僻的县城也不过是扩大了的村庄而已，其文化之根仍属于乡土世界。这同莫言，贾平凹他们身居京城和省城，文学写作逐渐精英化，有根本的文化差异性。这种农民立场使贺享雍的乡土小说几乎本能地同赵树理传统链接在一起。所以有评论家就把贺享雍称作“四川的赵树理”。概而言之，贺享雍是以一个浑身充满泥土味道的乡村本土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乡土创作。

第二个四十年是贺享雍从事乡土文学写作的四十年。从1979年在《渠江文艺》发表处女作《逗硬书记》到2019年出版十卷本《乡村志》，四十年艰辛奋进的创作史使他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喜获一大丰收。之所以称谓“大丰收”，是因为《乡村志》文本具有两个著名的“唯一性”。

其一，《乡村志》凡十卷，计三百多万字，是目前中国乡土文学百年历史上体量最大，卷帙最多的乡土巨制。1933年王统照先生发表《山雨》，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乡土长篇小说。贺享雍的《乡村志》继承了李劼人“大河小说”的创作理念，并把“大河小说”从一般的三卷本扩大到十卷本，迄今为止，在中国的乡土文学史上仍然具有其唯一性。张炜《你在高原》虽有十卷之多，但不属于乡土小说范畴。

其二，当下乡土小说创作中反映和书写新时期以来的乡村变迁历史的作品虽然不少，也有令人瞩目的长篇小说。但像《乡村志》这种全景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伦理、法治和日常经验，从四十年前的联产承包制一直写到当下乡村振兴战略农旅一体等全方位多维度书写乡村变革的史诗性巨制，却只有贺享雍的《乡村志》。《乡村志》书写了川东乡村贺家湾在大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40年转型发展的村落史，40年逐渐摆脱贫困进入小康社会的生活史，40年乡土社会新旧观念冲突博奕的观念史，40年农民们坎坷艰辛挣扎奋进的心灵史，从中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农民与土地、农民与村庄、农民与城市之间的历史变化关系，还能以文学想象见证几代农民的成长史和命运史。其人物之众、篇幅之大、涉猎之广，在新时期以来的乡土文学中可谓一大创举。事实上，贺家湾村庄40年的转型发展故事，无疑就是中国乡土社会40年的共同转型经验。

我以为中国乡土小说继乡土启蒙叙事，乡土田园叙事，乡土革命叙事，乡土家族叙事和乡土村落叙事之后，继承甚至开发了另一种乡土叙事，就是乡土总体性叙事，一种全景化乡村叙事。有点类似巴尔扎克的巴黎风俗史的叙事和柳青的《创业史》。但贺享雍只是初具总体性叙事的风范，真正的总体性叙事必须抵达哲学层面的总体性历史反思。贺的小说在此层面显然还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