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四十年：融鑄一種立場，喜獲一大豐收

我認為第一個四十年的務農經歷和農民身份，融鑄了賀享雍堅定不移的寫作立場，就是“作為一個老百姓的寫作”，而不是“為老百姓的寫作”。莫言最早提出了這種文學立場的理念，他認為“為老百姓的寫作”是一種精英知識分子居高臨下的寫作，只有“作為老百姓的寫作”才是真正的民間寫作。兩種寫作立場之區別可用陳寅恪先生的金句“同情之理解”來研判，“為老百姓寫作”有同情但少有理解，是一種站在鄉村之外的鄉村敘事。而“作為老百姓寫作”，既有同情更有理解。事實上莫言的全部鄉土寫作並沒有真正踐行“作為老百姓而寫作”。但賀享雍卻做到了“作為老百姓而寫作”。賀享雍務農四十年，深受鄉村民間文化的薰陶和教育，他的知識積累與寫作實踐完全是在臉朝黃土背朝天的鄉村文化語境中完成的，跟城市的精英教育沒什麼關係。這樣的務農經歷和農民身份使賀享雍對自我的寫作立場有高度的自覺性，即如他所說“堅持從生活出發，緊貼著父老鄉親的日常生活與內心希望來寫”。他心甘情願的把自己放置在草根和平民的位置上，作為農民來寫自己親歷的鄉村故事。他既不刻意書寫鄉村的悲情苦難，更不用牧歌理想粉飾鄉村的困境，而是以一個內置於鄉村之中的農民眼光來真實厚篤地講述鄉村的現代化轉型經驗。即便是1993年後，他進了渠縣縣城，但縣城仍在故鄉中，同鄉村保持著天然的無法割斷的聯繫，而且那個時代偏僻的縣城也不過是擴大了的村莊而已，其文化之根仍屬於鄉土世界。這同莫言，賈平凹他們身居京城和省城，文學寫作逐漸精英化，有根本的文化差異性。這種農民立場使賀享雍的鄉土小說幾乎本能地同趙樹理傳統鏈接在一起。所以有評論家就把賀享雍稱作“四川的趙樹理”。概而言之，賀享雍是以一個渾身充滿泥土味道的鄉村本土知識人的身份從事鄉土創作。

第二個四十年是賀享雍從事鄉土文學寫作的四十年。從1979年在《渠江文藝》發表處女作《逗硬書記》到2019年出版十卷本《鄉村志》，四十年艱辛奮進的創作史使他迎來了自己的創作高峰，喜獲一大豐收。之所以稱謂“大豐收”，是因為《鄉村志》文本具有兩個著名的“唯一性”。

其一，《鄉村志》凡十卷，計三百多萬字，是目前中國鄉土文學百年曆史上體量最大，卷帙最多的鄉土鉅製。1933年王統照先生髮表《山雨》，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鄉土長篇小說。賀享雍的《鄉村志》繼承了李劼人“大河小說”的創作理念，並把“大河小說”從一般的三卷本擴大到十卷本，迄今為止，在中國的鄉土文學史上仍然具有其唯一性。張煒《你在高原》雖有十卷之多，但不屬於鄉土小說範疇。

其二，當下鄉土小說創作中反映和書寫新時期以來的鄉村變遷歷史的作品雖然不少，也有令人矚目的長篇小說。但像《鄉村志》這種全景式、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倫理、法治和日常經驗，從四十年前的聯產承包制一直寫到當下鄉村振興戰略農旅一體等全方位多維度書寫鄉村變革的史詩性鉅製，卻只有賀享雍的《鄉村志》。《鄉村志》書寫了川東鄉村賀家灣在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語境中，40年轉型發展的村落史，40年逐漸擺脫貧困進入小康社會的生活史，40年鄉土社會新舊觀念衝突博奕的觀念史，40年農民們坎坷艱辛掙扎奮進的心靈史，從中不僅可以清晰地看到農民與土地、農民與村莊、農民與城市之間的歷史變化關係，還能以文學想象見證幾代農民的成長史和命運史。其人物之眾、篇幅之大、涉獵之廣，在新時期以來的鄉土文學中可謂一大創舉。事實上，賀家灣村莊40年的轉型發展故事，無疑就是中國鄉土社會40年的共同轉型經驗。

我以為中國鄉土小說繼鄉土啟蒙敘事，鄉土田園敘事，鄉土革命敘事，鄉土家族敘事和鄉土村落敘事之後，繼承甚至開發了另一種鄉土敘事，就是鄉土總體性敘事，一種全景化鄉村敘事。有點類似巴爾扎克的巴黎風俗史的敘事和柳青的《創業史》。但賀享雍只是初具總體性敘事的風範，真正的總體性敘事必須抵達哲學層面的總體性歷史反思。賀的小說在此層面顯然還匱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