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下半年我在北大游学，未名湖畔）
“大驾此次游学，必深有所得。”
这是钱钟书先生给我回信中的话，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进修。“游学”二字真是幽默亲切，使我受宠若惊。我何等人，敢承当起“游学”二字？钱先生真不愧是幽默大家。我看到“游学”二字，就想起《围城》中那个在伦敦、巴黎、柏林三个大学游学过四年的方鸿渐，我的身心也膨胀起来，只觉得自己也在周游番邦一样，真有点阿Q式的飘飘然了。飘了一阵，站稳脚跟，定睛一看，却原来并未在说鸟语的番邦，不过在国内大学作短期进修，不拿文凭，无须乎象读学士学位那样背那些枯燥无味扼杀人创作灵感的教科书，此乃游学的第一大乐趣也。
其实，过去老一辈留洋的游学者大有人在，内中不乏学富五车的英才。世所共知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就是典型一例。他游学数国，精通十数国语言，学贯中西，却未拿得一个学位。不是得不上，而是不乐为。这在他那个时代，真要有一股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其实，文凭这个东西，揭穿了就是钱先生在《围城》里所写的：“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在滥发文凭的今日，更是如此。
游学游学，单一个“游”字就足令人神往。对于身处穷乡僻壤的我来说，“游”真是太必要了。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古时候，行万里路谈何容易？文人学士，富者雇轿骑马，贫者雇一挑夫，担上书卷，自己则足登草鞋，餐风宿露，虽有饱览祖国山河之乐，但也免不了路途艰辛之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是他们的写照。而今天，虽然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乘坐飞机，但公家出钱足够买上火车硬座，尽管车内拥挤不堪，却毕竟是现代交通工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从安康到北京乘九次特快，二十四小时我便穿过陕西、湖北、河南、河北到北京站了。我大学毕业的这十年里，曾有两次游学机会。一次是一九八六年在成都平原的四川大学，一次是一九九零年在北京大学。我从小喜爱的是大自然，最乐于接受大自然的恩赐。借游学之机，访山寻水，足以澡雪精神，开拓胸襟。我忘不了乐山大佛靠山临水的悠然姿态，万事悠悠，世事沧桑，而独有大佛超凡脱俗，足令观者汗颜。我也曾登临峨眉绝顶，观云海茫茫，水雾升腾，佛光祥照，当是时也，真是荣辱偕忘，想神仙不过如我耳!在北京，趁秋高气爽的时日，遍访名胜古迹，观故宫，登长城，贺亚运，赏红叶……日记上只觉得有写不尽的情愫，给亲友写信不免也捎带一笔，也许被识者讥为刘姥姥进大观园，我只顾乐的神魂颠倒那顾得了那些！
（1986年下半年我在四川大学游学）
（峨眉山中）
（ 四川都江堰 ）
拜访健在的现代作家、学者，又一乐也。我一向崇拜名作家名学者，总想有机会看看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在四川，我拜访了艾芜和流沙河先生。在北京，我拜访了九十高龄的冰心老人，拜访了年届八十的钱钟书、杨绛、季羡林等先生，或合影或受其赠书，重要的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名人架子。他们那种超凡脱尘，淡泊名利的大家风度，我的笨笔简直难以描述。
由于不拿文凭，学起来就更胜任愉快。我只主修现代文学史、现代诗潮史、现代文学批评史几门博士生和硕士生课，其它课都是凭兴趣出发，想听就听。我还想多了解一些台港文学现状，所以大部分时间耗在北京图书馆。我早上八时入馆，下午四时离馆，中午只在馆内快餐厅啃两块面包喝一杯牛奶当午饭。在这儿，我读到了台港三十多位作家的六十多部作品，抄录了二百多张卡片。台港版书籍从装桢到纸张及印刷，都给我以启示，每读一本书，我都如同与作者晤面，心中总有万千感受，回到宿舍又同舍友盖上一番，一乐也。
在北京图书馆，我还读到了台港报刊，我多关心的是台报对于亚运会的报道和副刊的文学作品，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样大量地浏览台湾报纸。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台湾《中华日报》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二日第一版的一幅红字标题“九月二十三日咱台南人向北看”报道第十一届亚运会即将在北京开幕的消息，两岸同心由此可见一斑。我现在手上还存有几张《北京图书馆索书单》，时时勾起我对北图的眷恋。当我游学期满，乘公共汽车途经北图时，我真象离别亲人又要远行的游子，竟至热泪盈眶了，幸而全车人都各有所思，并未特别留意我的痴人傻像，就这样我带着沉甸甸的离愁别了北京。
(注：北京图书馆，现改名为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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