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2月14日朱偉發表《情人節禮物：致白酒行業的一封公開信》起，一個多月以來，“年份酒”話題受到行業內外越來越多的關注和共鳴。

為了進一步把該問題徹底說清楚，為了撥雲見日、正本清源，為了進一步引導和推動這一重大行業潮流，貴州醇董事長朱偉計劃從六個不同維度“六評”年份酒，六週六篇，本文《“年份酒”的前世今生》為破題第一篇。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年份酒”的概念在國內白酒市場開始出現，到如今已經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孔夫子有句話，叫“三十而立”，算起來，年份酒也快到“而立之年”了。

按傳統觀念，一個人到了而立之年，在事業、學問上要霍然而起，要能站得起、立得住。但是反觀我們的年份酒，無論是自己的“身份”，還是自身的“價值”，或者是自己的“血統”，到現在還是模模糊糊朦朦朧朧，“而立”之年並未“而立”——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隨著江蘇綜藝集團的入主，貴州醇在2020年迎來一個全新的發展節點。在發展目標方面，我們明確提出了十年2000億市值的大規劃；在產品定位方面，我們認準消費潮流，主打年份老酒；而在品牌定位方面，我們更是旗幟鮮明地發佈了“真年份”這一重磅宣言。

既然要以“真年份”為阿基米德支點，以“真年份”為引領白酒行業產品革命的引爆點，就需要對“年份酒”問題做一個全面的、系統的、客觀的梳理和解讀，否則就不足以打破當前國內年份酒市場真真假假、魚龍混雜的既有格局，也不足以擎起“真年份”這杆以產品主義為導向的大旗。

一切分析的原點，不妨就從年份酒的由來說起，因為只有看清了它從哪裡來，才知道它要到那裡去。

“年份酒”的出現和發展

上世紀90年代後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增速明顯放緩，各行各業壓力驟增，白酒行業也整體性地進入發展低谷，前後持續八九年時間。窮則思變，經營困局帶來創新的動力，酒業相關新模式、新概念層出不窮，“年份酒”的出現也正在此一時期。

和如今普遍認可“年份”價值、強調更長“年份”的市場氛圍不同，“年份酒”在出現初期曾受到一定的質疑。因為從稱謂上講，“年份酒”在當時的國內屬於新生事物，按照傳統思路，“酒齡酒”、“陳釀酒”、“陳年酒”的叫法似乎更合適。這種新概念的出現在當時曾引起不小的爭議，包括行業專家、白酒從業者甚至一些消費者都曾捲入這場討論中，更有媒體刊文認為，“年份酒根本是一個被誤讀的概念”。

從時間上來說，最早提出“年份”概念的可能是某徽酒企業。根據報道，憑藉時任廠長的創意，“最早是在1996年推出一款‘十年陳釀’，但是當時這個概念並沒有做開”，反倒為後來者鋪就了錦繡前程。（參考：《糖菸酒週刊》2006年第35期）。如今看來，類似“十年陳釀”這樣的概念在市場上已經非常普通、常見，但在當時卻是行業性地突破。

而“年份酒”概念的正式提出，還要到八年後。據2019年6月12日《梅州日報》報道：“最早推出‘年份酒’的酒企，2004年就推出了15年、30年、50年、80年的年份酒，白酒市場為之一振。”如果這一報道屬實，則2004年算是白酒的“年份酒”元年。

自此之後，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年份酒”的價值，消費者也越來越認同“年份酒”背後的陳年老酒價值。加上隨之而來的接近十年的白酒發展黃金週期，白酒消費一路升級，一路繁華，而“年份酒”成為各家酒企產品升級的首選，也成為引導價格升級的最易被消費者接受的價值標尺。

直至今日，“年份酒”已經成了很多酒企的產品標配。但正所謂“月圓則缺，水滿則溢”，“年份酒”概念漸趨熱烈的結果卻是容易走到反面，那就是真假難辨、魚龍混雜。以至有些自身歷史還沒有多少年的企業甚至也都敢於開發二十年、三十年的“年份酒”。

面對如此局面，企業個體缺乏自律，行業整體缺乏反思，大眾媒體缺乏聲音，消費者沒有火眼金睛，無可奈何。過去幾年“瓶儲”老酒（以灌裝日期計算酒齡）逐漸興起，其實這是消費者無可奈何之下的一種理性選擇。而我們作為行業從業者知道：白酒降度之後的瓶裝儲藏效果，與高度原漿酒的陶壇儲藏效果相比，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些都是後話了。

“年份酒”的深厚文化土壤

任意一種概念都不可能是憑空產生或者生硬嫁接而來的，因為失去了實體的支撐，概念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勢必會枯萎、斷流。反觀中國的“年份酒”，同樣不能說是哪個品牌“發明的”或“引入”的，因為在中國數千年的飲酒文化中，本就有“年份酒”得以生存與發展的土壤。

中國酒歷來講究年份，“酒是陳的香”的說法由來已久。考諸史料，有文字記載的“陳酒”、“老酒”不絕於典籍。較著名者，遠如漢朝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中所載：“宛左右以蒲桃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年不敗”，可知漢代時即已有將酒儲藏的傳統，對其年份也有大概的記錄。

再如南宋范成大《食罷書字》詩：“捫腹蠻茶快，扶頭老酒中。”其自注：“老酒，數年酒，南人珍之。”可知南宋時，就已經以一定年份的酒為珍品了。

如果說年份酒必須是有確切數字年份的陳年老酒，則拋開充斥坊間各種光怪陸離的“宮廷X年陳釀”不談，僅舉清人吳敬梓所撰《儒林外史》一節可為證。此“十年陳釀”一說見於小說第三十一回，文中說杜少卿的父親曾在家中存一罈老酒，杜少卿回家後，問了許多人，都說不知道，問到一個老丫環，說是確有此事，並說那壇酒是老爺埋在第七進房子後的小屋的地下，“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來的二十斤釀，又對了二十斤燒酒，一點水也不攙。而今埋在地下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

舉這麼多例子其實就是為了說明一點：遠邁秦漢，近到明清，中國人自古都有釀酒、藏酒的傳統，並且把具有一定年份的酒視為珍品。“年份酒”從稱謂上講可能是近代詞彙，但其骨子裡是有深厚的傳統文化淵源的。中國人愛喝“陳酒”、“老酒”，這種情懷是年份酒得以在國內存在、發展的重要土壤。

大凡一概念的產生，必有這一概念產生的必然性，這必然性背後就是與此概念相宜的文化土壤。我們先有千百年的老酒文化、老酒傳統和老酒價值認知，而後才有“年份酒”的概念產生和蓬勃發展，而後才有消費者求“真年份”不可得之後的對於“瓶儲”老酒的退而求其次的追捧和投資，這些都是一脈相承的。

是時候讓年份酒正本清源，回到傳統，回到“真年份”了。

國際上的“年份酒”

其實，“酒越陳越好”的認知，不只是在我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其在國際酒類消費文化中也是非常的普及和通行，特別是在烈性酒品類當中。

很多國際烈酒都有“年份酒”的生產傳統，因為一定的貯藏條件和貯藏時間能夠促進酒體內各種成分和香氣協調，從而提升酒體品質。國際六大烈性酒當中，除了伏特加因是純酒精酒而不需要陳放之外，其他的白蘭地、威士忌、朗姆酒、金酒都有橡木桶陳化儲藏的工藝要求和飲酒文化（中國白酒則以陶壇陳化為佳）。其中蘇格蘭威士忌更是國家立法規定要求儲藏三年以上才能上市銷售，而市場流通的比較普遍的都是十幾年、二十幾年陳居多，比如芝華士12年、尊尼獲加21年等等。

既然陳化儲藏是一項重要工藝要求和飲酒文化，那麼將“年份”作為酒類的等級劃分，以“年份”作為售賣要點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一般認為，酒以“年份”售賣始於國外對葡萄酒、白蘭地等酒類的等級劃分（葡萄酒酒標上的年份通常指的是葡萄的採摘年份）。

比如白蘭地依照年份界定等級，不同的國家就有不同的規定。在法國干邑，VS級的酒要求年輕基酒的桶貯期至少兩年；VSOP級要求年輕基酒的桶貯期不低於四年；年輕基酒的桶貯期達6年以上的才能叫XO。而在2018年，法國干邑對XO的“年份”再一次上調，規定：所有XO 干邑基酒的橡木桶陳年時間從至少6 年調整為至少10 年，並表示上調年份是為了“明確和鞏固XO這一級別的品質定位”，可見“年份”對酒質等級劃分意義多麼重大。

所以，不止是在我國，從國際飲酒文化來看，原酒儲藏“年份”長短也是衡量酒體質量的一個重要維度，從而也是衡量酒體價值的一個重要維度，從而也是表現為酒體價格的一個重要維度。

“年份酒”正站在一個全新起點上

通過上述對年份酒前世今生的梳理，我們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中國的“年份酒”既不是生硬的國外稱謂的植入，也不是國內某個企業靈光乍現的發明，而是基於對年份老酒共同地熱愛這樣一種前提下，中外酒文化不斷融合的產物。

一方面，中國人對“陳酒”、“老酒”的青睞，讓年份酒這一白酒品類有了生存發展的土壤；另一方面國外以年份劃分等級、進行售賣的方式讓“年份酒”的概念更加具象，也讓陳年老酒的產品等級更加豐富，市場空間不斷擴大。當這兩方面因素相結合的時候，中國的“年份酒”概念也就成熟了。

成熟了的“年份酒”目前正站在一個全新起點上，這個新起點就是“真年份”。

“真年份”是行業規範發展的必然方向。新事物的出現，允許有一個野蠻生長的初期階段，在這樣的初期階段也需要包容其有各種各樣的瑕疵和弊端，但所有新生事物要想最終走上聖殿，在發展當中規範，在規範當中獲得進一步發展是必然規律。“年份酒”到了需要規範和在規範中更快、更好地發展的時候了。

“真年份”是行業健康發展的必然前提。美國總統林肯說過：“你可以永遠欺騙一個人，也可以在一段時間欺騙所有人，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這句話當作為我們行業自省和自律的警句。行業健康發展需要以“真”為基本前提。

“真年份”是消費者選擇的必然尺度。傳統文化對於老酒的價值認同，科學研究對於“酒越陳越好”的深度、理性解讀，長年儲藏之後酒體穩定所帶來的飲後舒適，以及國際共性的“年份酒”文化和規則，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放眼未來，“真年份”將是消費者對於白酒的價值評估、價值選擇的必然尺度。

“年份酒”的未來

貴州醇的“真年份”產品開發和品牌定位，正是基於以上全部的思考和邏輯。

“真年份”的“年份酒”已經登場，我們試看他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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