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村的人对于吃是有些讲究的。
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很穷，勉强能够吃饱，夏天还要夹杂些野菜，但绝不乱吃。吃肉和野生的东西尤其讲究。
吃羊肉要吃六个月以上的。六月龄以下的羊叫“羊娃娃”，因为它的叫声像在乞求什么，又像小孩子的哭声，听着让人心软，吃不下。
猪肉必须是八个月以上的，否则叫“猪娃子”，肉质不仅不鲜嫩，反而“菜水气”，也不吃。
传说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吃雏鸡，营养价值很高，但我们村的人从来不吃，即使是大病人或者年老体虚的人也不吃。不管营养价值高低，关键是太残忍。
狗肉当然不吃。相传狗曾经向玉帝求情，给人类乞得一穗粮食，不能恩将仇报。
吃鸡蛋很少。一是不懂营养，更主要的是穷，都卖掉换了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偶尔给小孩子吃一颗，不吃有蚕色的，就是蛋壳上有斑点的。认为小孩子吃了这种蛋，脸上会长蚕色点子。尽管未经专家证实，但我至今坚持。因为民间不少讲究后来被证实是科学的。我们家更讲究，好不容易吃颗煮鸡蛋，让你掰开两瓣再吃，否则脸上会长疙瘩。工作以后把这个讲究也淡忘了。
兔肉也不吃。兔子是学生自养，卖到供销社换纸墨笔砚用的。况且，吃一顿兔肉要贴好多油，去哪找那么多油啊。
家畜家禽死掉的正还吃。但要视膘成，死因，月龄大小而定。看见没救了，赶紧放血，否则没人吃。不过都当菜吃了。全村人东家一块，西家一片，出于自愿地分着吃了。
我们村的人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就这么坚持。
年老退疫后的耕畜都不宰杀。养养膘卖给了食品公司。食品公司只按菜畜收购，不值钱，不如自己宰杀，大家分享，还能解解馋，但是人们一致坚持要卖掉，因为它们为集体做过很大贡献。卸磨杀驴，一般不做。有一个更为吓人的原因是：“宰耕牛，杀战马，迫害忠良”，这是人生的三大罪状，活着的时候没有报应，躲到阴曹地府，阎王爷也不会放过。所以更没有人愿意当这个屠夫。
一位朋友和我说，二十年前他在城里开了个杀马场，在这里一起杀马的有二十多家，后来这些家庭或灾或病都出事，他感到不妙，赶紧改行，才算幸免。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一位去过这家杀场的人说，收回去的马，如果暂时不杀就饿着。拴在桩子上的马饥饿难忍，就互相撕食对方的马鬃。养过马的人懂得，马对于自己的鬃毛就像女人对于自己的头发。我想，人的生命的最高境界就是活的愉快，死的痛快，想必动物也是。怎么不去善待它们？家有家规，行有行规。杀场的行规不应是这样子吧。
驴肉马肉是不吃的，名曰“死驴泼马肉”。其实北方人普遍不喜欢吃马肉，现在大小城巿的饭馆店铺几乎没有卖马肉的，马肉做熟了就一跃变成了牛肉。驴肉倒是被捧得很高，但我们村乃至后山地区普遍认为吃驴肉“捣鬼”，也有的地方叫“烫鬼”，就是说假话。尽管不一定科学，但捣鬼是使不得的，捣一个鬼需要一百个鬼来支撑，“鬼捣鬼，捣住鬼”，不如说实话心坦。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野生禽兽也有人捕捉，但极少。有用火枪捕猎的，人们称之为“打牲的”。当年离我们村不远的大翁公山上，有很多野生动物，大青山更多。但他们不敢打狼，据说狼的报复心很重，敬而远之。其实狐狸也报复。有一年，一个羊倌掏回三只小狐狸，圈在粮窖里，第二天就被老狐狸嗅到了。以羊倌家为中心，由远及近，逐步推进，每晚掏吃人们家的鸡。正在无奈，突然有一天，三只小狐狸不见了，留下一个通往地面的洞，这事件才算消停。存火枪的有四五家，但实际打牲的只两家，不几年这两家也不打了，人们说“打牲的不富，放牲的不穷”，被人笑话，甚至小瞧，只好收手。打野兔皮肉皆得，打狐狸是为了卖皮，肉是不能吃的；偶有打住猪獾的，可以做药；打住狸子还是一张皮。
冬天下了大雪，有大量的沙鸡、百灵、画眉等拥来，有时遮天盖地的。有的人就用鱼网线编成网络，上山网沙鸡。由于人们的指责，仅网几天就罢手。老人们说冬天大量捕鸟，第二年必遭虫灾，这倒是科学的，害虫没有了天敌，虫害自然泛滥。
小孩子们“套雀儿”。把马尾搓成两股，套个活扣，在木板上扎些小洞，将旧棉花捏成些小球，沾着口水把套（我们叫刹）的单头压进洞里去，活扣环留在刹板上用以诱捕。套不上，一天白忙了；套多了大人会指责，喝令不许再套，说是遭报应了。套上雀儿最好是被刹勒死，然后拿回家放在炉坑里烧着吃，“雀儿肉一口香”，美味。活着拿回去，大人就让放掉，鞋子湿透了，还演个“捉放曹”。套上雀儿用自己的手捏死，这个动作有的孩子敢，有的则不敢。在大人的阻拦下，不少时候是套了半天吃不上肉，玩的可是够开心的。
夏天掏鸟蛋限制更多。百灵、黄蛋蛋、河鸡鸡、山雀儿类、鸿雁（其实是麻鸭）、鹌鹑等等的蛋都不让掏，说是人家还孵“儿子”了，掏了咋呀！从小养成了习惯，燕子去谁家倍受欢迎，掏燕子蛋的事孩子们连想都没想过。大人们说它们远路风尘，从湖南来的，所以叫“湖燕”；它们往返都要渡江，长江好宽好宽，雉燕在秋天要是练不好翅膀，飞到江心累了就得搭船，搭不上船就掉进江里淹死了，不易。尽管是传说，但这其中饱含着人文和对生命的爱怜。其实燕子在全国分布很广，品种也很多。
啥蛋都不能掏，那就只剩下个家扒子（麻雀）和蒿滴溜子了。家扒子多在井壁、崖壁和人家院子里的凉房檐下或棚圈里筑巢，还是不能掏－－井里拍落水；院子里有大人盯着；崖壁恐蛇钻岀来，说是蛇只会前进，不会倒退，钻进嘴里一会儿就把人憋死了。限制太多，只好作罢。
相跟一群男孩子出去挖野菜，偶尔碰碰运气，看能否找到蒿滴溜子窝，但找到了也会受大孩子整治：“雀儿－－蛋，燕儿－－蛋，照住阳婆捏不烂，你照住阳婆捏，真的捏不烂。”于是敢冒险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着太阳一捏－－啪！捏烂了！蛋糊溅了一眼一脸，几个缺德的大家伙们乐不可支，又说你没捏对，没照准，找借口气人，又打不过人家，只好悻悻而归。有时候能碰到百灵窝，那是万万不能靠近的，一靠近留下脚印，百灵就抱着蛋迁走了；如果用手捏了蛋，就会留下手汗味儿，百灵就放弃了这窝蛋，太可惜。
女孩子是不准捕鸟玩鸟的，说捉了鸟的手就臭了，长大后到了婆家，一腌菜就是臭菜，丢人。
农历五月，任何鸟蛋都不准掏，说是害眼病。其实五月是鸟的产蛋高峰期，掏了鸟蛋就断了鸟种，继而遭虫灾，大人们用以吓唬孩子；不过，五月是个干热的月份，掏鸟蛋长时间不回家，当然上火，当然害眼病。市虎之言，尚能惑人，而况这是真理的别种说法。掏了鸟蛋，包个泥丸，捡些干柴或者马粪烧着吃，少而精，香而幸福，可惜太难，一但找到，晚上兴奋得连觉都睡不着。
民间传说“天鹅，地哺，出土的黄鼠”三大鲜，但谁也未曾尝试过，说说而已。
“地哺”没见过，“出土的黄鼠”不就是个冬眠后苏醒过来的黄鼠嘛！谁敢吃，碜人。
大雁倒是有。秋季南飞时，偶尔落在割倒的荞麦地里一大片，吃不了多少，但践踏严重，所到之处颗粒几乎全部落地，不好收拾。糟蹋两三亩不在话下。我们窃议，要是让大人拿火枪喷，一定收获颇丰。因为火枪喷出去的是散砂一片。大人们说那是“吃涝”，不能欺害它们。现在回忆，落地的那一种应该是灰鹤。我们按大人教给的荫蔽方法靠近过，腿长而细，颈长，灰褐色，红顶，不像是大雁。看来南飞的不止大雁一种。每年秋季就盼着它们过来。大雁一过来，我们就齐声喊唱“大/雁大/雁/摆/溜溜－－，河/槽儿/有/你小/舅舅－－；大雁??”，它们就摆成个“一”字或者“人”字形队列－－状观的雁阵。
还有一种大鸟人们叫“羊哺”，怕人，无法靠近，远远望去就像绵羊那么硕大和丰满，颈和腿都看不甚分明，但见白色，应该是大天鹅。现在公园里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落地的时候极少，没有大群，三五成群的。这些鸟人们更不去伤害，它们都是匆匆过客，给人们带来了赏心悦目的享受。
大人们只说心软，不能“害踩”它们。心软是什么？不就是爱惜生灵，尊重生命吗？一曲《远飞的大雁》歌声悠扬，饱含深情，让人倍生思乡之情；一曲巜雁南飞》令人心碎，催人泪下；韩燕如老先生所唱的爬山歌“大雁南飞头朝西，眼望故乡舍不得离”更让人揪心的痛。老百姓尽管不太知道这些歌，但这些歌正是来自他们生活的积淀，是先有了生活而后才有了歌，是人文啊！
灰鹤属于天鹅类，大天鹅当然是天鹅，那么它们的肉不就是天鹅肉吗？一定很香。但大人们说“人皮难披了”，“披一张人皮就算人了？不能瞎逼吃”！“吃了五谷想六谷，挨了逼兜（耳光）想圪独（拳头）”！“披人皮就得吃人食了”。想来也是，生吞活剥，猛吃海喝，还美其名曰“吃货”。孔夫子讲究中庸，就是不偏不倚，万事不能过，过则不及。不管是“新冠”“旧冠”，“土冠”“洋冠”，还是别的什么“冠”，抑或有“冠”无“冠”，既披人皮，就该戴个“人冠”。既戴“人冠”就该适可而止，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就不配。
我们村的人没有吃过什么山珍海味，精米洋面，但都长寿，大部分都活到八十岁以上，九十高龄的也不在少数；脑子还算好使，工农商学兵政党，各行各业都有，邻村的人还羡慕说下圪奔出人才了；人丁也兴旺，包括娉出去的闺女生的孩子，现在的双胞胎就有八对。
人们的这些讲究，其实是一种人文理念，一种民俗，一种文化，哪有那么多迷信呢。多年没有在村里久住了，在这眼花撩乱、目不暇接的文化氛围中，这一丁点文化该不会丢了吧？
陈玉龙，男，汉族，生于1957年2月，大学毕业，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从事过民办教师和公务员，现已退休。喜欢文学。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有散文和诗歌在《呼和浩特日报》，《武川报》和《武川文艺》及微信平台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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