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尹光中这个名字，是在余未人老师家，客厅墙上，挂着一个纸壳傩面具，色彩斑斓，造型夸张又前卫，就出自尹先生之手。
大概十来年前，贵阳美术馆举办俄罗斯列宾画院的展览，跑去凑热闹，第一次见到尹先生，消瘦精干，满嘴长须，一头乱发如鸦窠，脸上沟壑纵横，完完全全就是一副艺术家模样。朋友介绍认识了，便开始听他滔滔不绝普及前苏联美术史，热情如火。
尹先生成名甚早，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北京西单举办的《贵阳五青年画展》一度引起轰动，他就是参展的画家之一，当年还不到四十岁。八十年代中期，他还跟名作家高行健以及北京人艺导演林兆华合作，承担《野人》剧组艺术造型工作。记得听他聊到，因外形实在特殊，甚至还曾在电影中客串过一把。
而这段故事，在《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的那本《作家笔记及其他》一书中，有着生动的记述，著名作家阿城所住的“德胜门大街253号，是一个很热闹的去处，每次到那烟气腾腾的老屋里都能遇见各类朋友。先是有一阵贵州给高行健的《野人》塑面具的尹光中吃喝在他那里，早上去地上总是脏脏地蜷着一团。两人切磋烧陶，尹光中的大嗓门一亮，阿城戴得很松的眼镜就往鼻梁下滑……”
几年前在贵阳跟阿城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是贵阳主办全国图书博览会时，曾同赴一个饭局，从五六人吃到二十多人，越坐离桌子越远，几乎贴到墙上，可惜未能多请教几个问题。其人古貌古颜，非常能说，不知道当年他跟尹先生聊天，谁更能抢到更多的话语权。
给不少跟尹先生熟识的朋友提到过朱伟的这段文字，总是能引发一阵善意的笑声，大家都觉着，“脏脏地蜷着一团”，简直不要太形象。
此后数年，时不时会在饭局或一些展览活动上遇到尹先生，任何时候，他总是神采奕奕，谈锋极健，且绝不囿于艺术领域，历史、哲学、文学、风水、周易……随便拈起一个话头，他讲起来便没完没了。说是博识多闻、才气横溢，不算是过誉。
但最近几年见到，尹先生却显出老态来，人倒是一直都精瘦，变化不大。因为严重痛风的关系，背佝偻得厉害，出现时总是扶着一张可折叠的轻便轮椅，黑瘦的手指，细长蜷曲，形同鹰爪，据说是类风湿所致。好在，身体上的疾病和苦痛，似乎毫不影响他继续兴兴头头地活着，仍然捣鼓着他的画、陶器、雕塑什么的，那些东西，偶尔也会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照片，生气勃勃，雄强而野性。
怎么也没想到，如此有生命力的尹先生会突然逝世。
今天临近中午，打开微信，照例先看湖北、全国及贵州的疫情数据，刷着刷着，看见“相宝山大院”的群里，诗人唐亚平大姐发了短短一句：“告诉大家一个悲痛的消息，我们的老朋友尹光中今天早上过世了……”
惊诧之余，忽然接到编辑的约稿，让我写篇悼念文章，原拟婉拒，毕竟我跟尹先生没有太深的交往，写不出太多名堂来。隔了一两个小时，慢慢地冒出些念头，敷衍成千字文，所及不过是一些肤浅的印象，转换成绘画的术语，最多算是个速写，而且是拙劣粗糙的速写，甚至不敢过多评价。于艺术，我是门外汉，尹先生的成就和地位，识者早有公论，不用我饶舌。
说起来，我跟尹先生乃至他前后的一批贵州画家多少都打过交道，其中甚至有关系极好、聊得很深的朋友，有个一直以来萦绕不去的感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贵州画界颇有好些在全国响当当的人物出现，在当代美术史上留下痕迹，即所谓“贵州现象”，尹先生亦是其中佼佼者。没得说，那是一个文化勃兴、风起云涌的时代，贵州文化人不仅没有失语，甚或深层次地参与其间，惹人注目。一年多前，我所供职的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策划“艺气相投：相宝山文联大院艺事”展览，部分地回顾了那一时期，至少是从一个侧面梳理、展现了贵州文艺界曾经的辉煌。记得展览征集到不少老照片，不夸张地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重要的文艺界人士，皆与贵州有过深切的交集，那些故事我也时时得闻，听到心潮澎湃，恨不早生二十年，得与诸公作把臂游。
由此生出更多的惋惜来，尹先生这一走，似乎也带走了一段历史，一段值得回忆，更值得记录和研究的历史。
匆匆成文，自知浅薄荒疏，只能说聊寄哀思，希望能够读到更多与尹先生多年深交的朋友写下文字，解答我的另一个疑问。说实在的，尹先生这一代卓有成就的贵州艺术家，好些并未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更不要说是专业的艺术科班出身，甚至经历坎坷、阅尽沧桑，但硬是能够凭借着热爱、才华以及努力，最终在艺术史上刻下名字，这中间，是不是有某些值得后来者深思之处。
我绝对相信，记录一个面相更丰富的尹先生，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过去时代的历史，对于贵州文艺的发展进步，也一定会有所启迪。
撰文：周之江（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
閱讀更多 二三裡資訊貴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