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11年前奏效的方法无法在今天起作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其实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反面镜像，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响应手段。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给实体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的金融冲击，相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则是场公共卫生危机。因此出台的严苛疫情遏制手段——区域封锁，运输禁令和对公众集会的限制——冲击了实体经济，为企业、劳动者和金融部门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所采取的史无前例的行动既恰当又具有决定性，矛头直指冲击的主要根源：对金融体系的毁灭性打击；而该机构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中则无法发挥相同的作用，因为它正忙于应对一个次要冲击——实体经济所遭遇的主要冲击，对金融业的反向破坏。
事实上，必须将美联储的应对视为解决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手段。退一步说，该机构在此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美联储在危机时期的政策制定必须始终保持谨慎。
危机的加剧肯定会将其置于一个艰难处境。然而它罕见地在在3月15日星期天宣布采取紧急行动（距离定期政策会议召开只有两天）所传达出的紧迫感，无疑加剧了投资者的忧虑并引发了流动性危机迫在眉睫的传言。
不过事已至此，美联储等几天再出手是否就更为明智的疑问也无从探究了。但是这一事件凸显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已经变得过于仰仗货币政策来摆脱世间所有的困境。
在美联储周日突然出招之后，这段时间所爆发的金融市场大屠杀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那个曾有效为2008年末和2009年初市场暴跌划定了底线的中央银行“大杀器”，不仅无法消灭公共卫生危机；而且还不幸地缺乏弹药。
当然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大的风险。由于未能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实现政策利率正常化，各国央行在应对必然来临的下一次冲击时拥有的选项不多。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下一次冲击永远与上一次不同，但却似乎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以上次危机为蓝本的政策、法规，和经济结构重设上，因此也可悲地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毫无准备。
应对危机只能从根源上想办法，而在这场疫病大流行中，必须将重点放在病毒遏制上。这需要采取迅速且具有开创性的行动，首先把力量集中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遏制和缓解病毒传播的相关科学研究上。
有些人将疫情与战时类比，以强调当前所需政策反应的规模和范围。尽管这是适当的，但却假设了一种在当前高度分化社会环境中极为缺乏的某程度政治共识的存在。令人遗憾的是，国内两极分化，国家保护主义和全球各自为政三大因素的结合，令我们尤其难以去共同应对一个全球问题。
跟以往一样，当危机过去后人们都会深刻反思当时是如何陷入困境的，而其中无疑会重新评估全球化这个一度被视为穷国/富国经济灵丹妙药的事物。借助世界贸易的急剧扩大，以及相伴而来的全球价值链爆炸式扩张，相对贫困的发展中经济体可以扮演生产者来减少自身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而作为消费者的发达国家则可以买到更廉价的商品（也逐渐包含很多便宜的服务）。这种全球化的“双赢”局面几乎说服了所有人去为其买单。
但是全球化也使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不幸地开始迷恋于经济的迅猛增长：增长越快，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赢面”就越大。可悲的是这也忽略了增长的质量——不仅是在缓解疾病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方面急需的投资（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已经明显暴露了这个问题），还有在同样明摆着的气候变化证据下所需的环保投资。
而全球金融危机的剧本，原本是为面对经济增长量威胁的世界写就，因此也无法为一个因增长质量缺失而遭遇冲击的世界提供答案。货币和财政政策可以缓解金融市场以及那些受重创企业和社区的短期困扰，但却无力解决遏制和缓解疾病所需的紧迫优先事项。
目前各界对重启全球增长引擎的最佳方式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共识，那就是要压平各国和全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增长曲线。这一举措（而不是上一次危机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模板）必须成为本次危机期间，政策制定者的绝对焦点。
历史已经证明了现代世界经济在遭遇负面冲击后的韧性，也为一场自我创造的反弹提供了希望，但这一切只能在遏制新型冠状病毒之后才能成为现实。
史蒂芬·S·罗奇，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管理学院高级讲师，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资有限公司主席，著有《失衡：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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