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唐代最具特點的制度之一，節度使制的出現與唐高中以來對外戰爭的屢屢失敗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正是為了對抗愈演愈烈的外患，自唐睿宗景雲二年以來，以河西節度使為首的九大節度使開始在唐朝的西線和北線戰場建立。這些節度使的權力，幾乎達到唐代以來地方官員權力邊界的極限，一方面，他們可以如觀察使一般監察地方官員，另一方面由擁有刺史身份，可以對地方的財權進行干涉，最後，他們“兼治軍旅”的將官屬性，更是讓他們擁有了最為暴力的國家機器。
三權合一之下，這些節度使的存在，無疑是對中央權威的弱化。作為一個大一統王朝而言，這種遠超以往的權限下放，自然不能等閒視之。
尤其是地方財政權力的旁落，幾乎使得唐朝失去了制約叛亂節度使最後的枷鎖。如果從制度的架構來看，這無疑是唐朝統治者的一種失策。但是，節度使的建立並非在玄宗皇帝逐漸怠政的天寶年間，相反，這是玄宗乃至高宗時期就已經進行的制度改革，相比於玄宗晚年的昏聵和懈怠，剛剛登上帝位的唐玄宗無疑是一位英明的中興之主，那麼他又為何會坐視節度使失去制約，最終尾大不掉呢？
筆者認為，這一切還要從唐高宗時期說起。
一、唐朝軍隊戰力的下滑與募兵制的興起
與太宗時期不同，經歷了“武周代唐”事件的唐朝，朝廷內部因政見不和而產生的矛盾釀成了極為慘痛的後果。
這些內亂的發生，制約了唐朝對外戰爭的實力發揮，並最終導致朝廷在西線和北線戰場的屢屢失利，原本臣服的吐蕃再次反叛，已被滅國突厥第二次崛起、就連曾經被朝廷的羈縻政策籠絡的奚和契丹兩族，也隨突厥一同反唐，就連在宋代歷史上一直親近中原的南詔也在此時出現異動。
可以說，開元時期，唐玄宗繼承的，是一個風雨飄搖、紛爭不斷的大唐。
與此同時，大唐邊軍的戰力日漸衰弱，貞觀十二年，吐蕃傾巢而出，以二十萬大軍入侵大唐松洲，卻被侯君集以五萬步騎擊潰，松贊干布不得不“引兵而退，遣使謝罪”。
然而，到了高宗時代，唐朝與吐蕃之間的戰爭態勢卻發生了劇烈的轉變，大非川之戰，十餘萬唐軍卻被吐蕃盡數殲滅。雖然兩次戰爭的勝負之別與將領本人的才能有著一定的關係，但這也從側面說明了這一時期唐朝軍隊戰力的下滑。
這種戰力的下滑與府兵制度的衰落有關。
與玄宗後期所推行的募兵制不同，唐代府兵制是一種基於均田制基礎的兵農合一之策，大部分府兵除了在戰時承擔軍事任務以外，在平日裡他們還需通過耕作來養活自己。
雖然為了保障府兵的戰力，唐代的府兵大多時候無須承擔徭役和納稅任務，但事實上，隨著均田制在唐代逐漸遭到破壞，府兵賴以謀生的立身之基也宣告消失。
正因如此，原本由府兵自己承擔的軍備成了壓在府兵身上最為沉重的大石，一些被錄為府兵的百姓甚至不惜自殘身體來規避軍役，這種狀態下，曾經在太宗朝發揮重要作用的府兵制已然名存實亡。
正因如此，自開元十年開始，在宰相張說的建議下，“召募壯士以充宿衛”的募兵制開始嘗試推行，在一開始，這一制度僅僅在京師的衛戍部隊中實施，但“旬日得精兵十三萬”的良好效果，使得玄宗開始認同這一新政的意義，這種由國家直接供給糧餉的職業軍人，開始代替府兵成為唐朝征戰四方的最大助力。
但與府兵制相比，募兵制的一大劣勢同樣十分明顯，這些職業軍隊的所有花銷均需朝廷供給，春冬衣、身糧醬菜、軍馬、甲仗之費，都由朝廷統一調度支配，相比於武器馬匹乃至軍糧均由自備的府兵制，募兵制的消耗無疑是巨大的。
而唐朝最初施行的賦役製為租庸調製，相比於我們耳熟能詳的兩稅法，這種稅制的徵收尙顯粗糙和原始，《唐六典》記載；
“凡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雜徭。課戶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相土所產綾、絹、跑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緩、頭、絶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皆書印焉。凡丁歲役二旬，無事則收其庸，每曰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曰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
從賦役的徵收和標準方式來看，這一時期的租庸調並沒有強調土地的多寡與稅賦之間的關係。貧富之間徵收的賦役並無明顯區別，在過去，因為府兵制近乎自給自足的特性，唐朝的稅收與支出間並沒有太過不協的情景出現。但隨著募兵制對府兵制的取代，這種粗放的稅制下，唐朝所能徵收的稅賦已經無法滿足供軍的需要。因此，建立一種更加高效的稅收體系已經成了唐王朝迫在眉睫的需要。
二、糧餉調配之困促使節度使得以掌控地方財權
由於募兵制的存在，稅賦的徵收和軍費的開支之間，開始出現巨大的財務缺口。針對這一問題，這一時期的唐朝並未選擇後世所熟知的兩稅法重新協調稅率和擴大徵稅對象，相反，整個國家機構開始依靠各地加派雜稅來緩解矛盾。
但與租庸調不一樣的是，因各地經濟狀況不同，雜稅的徵收往往需要與當地的實情相結合，而這也是為何節度使會擁有地方財稅大權的原因。
如果僅從中央集權進程的演進來看，節度使的設立幾乎可以被視為“歷史的倒車”。但事實上，這種制度的設立卻幾乎是當時唐朝的最優解。
其中的緣由不僅僅在於軍餉的徵收上，相反，它的調配難度才是關鍵。在這一時期，隨著國家對外戰爭規模和時間的增加，維持常備軍軍糧補給的屯田制幾乎在沿邊全面得到推廣。以《通典》的記載為例，“凡天下諸軍州營屯總九百九十二”，但是，這些由屯田獲得的糧草，在理論上卻只能由朝廷的戶部進行管理。
由於不受節度使支配，在開元初期，各地節度使根本無法保證自己所統率士兵的軍糧補給安全，一旦由於地方供糧出現紕漏和差錯，這些為國奮戰、駐守屯邊的將士，就將陷入無糧草可繼的窘境。
如果我們回顧開元時期節度使掌控財權的過程，就會發現這一權利的獲得往往不是節度使主動索取，相反，正是因為這一階段戰爭烈度的提升，以及募兵制下軍餉耗費劇增這一內部缺陷，才最終讓節度使得以毫無顧忌的掌控財政大權，而作為唐朝中央，甚至還需要在這一時期主動配合他們的“奪權”過程。
三、玄宗的制衡之策及失效原因
開元時期，唐朝一共設立了九處節度使以及一處五府經略使（地位略低於節度使），從其管轄的範圍來看，這些節度使和經略使幾乎囊括了唐王朝所有邊陲重鎮。
如果考慮到這點，我們就很難把節度使的崛起原因全然歸結為玄宗的忽略。事實上，即使是一個完全不諳政治的普通人，在看到此時唐朝的疆域區劃時，也將意識到節度使可能造成的危害。
那麼，尚未變得昏聵的玄宗又如何會坐視節度使的壯大呢？
事實上，玄宗也的確為節度使設立了諸多“保險”。在開元年間，節度使並不是武將的代名詞，甚至可以說，早期的節度使中，有不少都來自於中央的宰相。
這些宰相，兼任節度使一職，即是唐廷對其的信任，但同時也是玄宗初年宰相官職氾濫的結果。
中宗時期，由於韋后及太平公主的擅權行為，大量以倖進封官之人充斥朝堂。
這些官員由於任命狀為斜封，且文書上的“敕”字以墨筆所寫，與正式官員不同，故名“斜封官”或“墨敕斜封官”。最多時，斜封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無聽事以居”。而原本身份清貴的宰相一職也無法倖免這種氾濫的現象。據史料統計，這一時期的宰相數量最多時可達十餘人。
正因如此，在玄宗即位後，整頓吏治成了玄宗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而與倖進的“斜封官”不同，這些宰相雖同樣有濫發之嫌，但其能力尚可。這也是他們被玄宗委以重任的原因之一。
這種以宰相兼任節度使的慣例，在開元年間一直得以保持，與邊將不同，這些宰相的根基和人脈皆源自朝廷，一旦反叛，很容易便會被撲滅。而另一方面，這些宰相雖任職地方，卻往往會在任職幾年後回京，有的甚至能憑藉功績重新掌權。
但是，隨著玄宗逐漸老去，這一慣例卻被逐漸強勢的權相所終結。以李林甫為例，他任相期間，朝堂上各政治集團之間的傾軋和攻訐日漸劇烈，正因如此，政治鬥爭的失敗者們不再擁有兼任節度使的可能，也斷絕了重新臨朝任相的機會。
相反，從開元二十一年之後，大唐常設的九大藩鎮中，安思順、哥舒翰、安祿山、高仙芝、夫蒙靈詧，這五位胡人蕃將幾乎掌控了所有藩鎮力量，他們或一人兼任多職，或久任一地節度，盤根錯節下，原本被朝廷所掌控的藩鎮開始徹底失控。
四、結語
藩鎮節度使的建立，雖然始於高宗，但真正將之發揚光大的，仍是我們相對熟悉的玄宗皇帝。這些執掌藩鎮軍政財權的軍閥，其實是唐朝針對日漸緊迫的邊境危機所做出的應對和改革。
從其權力的獲得來看，其財權的獲取並非是唐朝統治者的失誤，而是基於募兵制這一基礎所不得不為之的放權。對於這些藩鎮，唐玄宗並未完全失去戒心，但是其最初設立的宰相任職節度使的慣例，卻隨著朝堂內部的鬥爭加劇而被迫中止，在這種情況下，原本並不為朝廷所重視的胡人蕃將卻成為了最後的贏家。這樣的結局，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參考文獻：
1、《唐六典》
2、《舊唐書》
3、《唐大詔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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