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香清絕詠悲歌
——雜議京劇《梅花簪》
作為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美好情感，愛情從來就是藝術作品永恆的主題。在第六屆湖南省藝術節上，由湖南省京劇保護傳承中心創演的京劇《梅花簪》講述了清順治二年，一心為父報仇、反清復明的明朝將軍之子李良川與清朝德親王之女梅花格格在戰亂背景下，相遇、相戀又不得不斬斷情絲，最終相繼自盡身亡的故事。它既是一曲純真愛情的讚歌，也是一首悽美的愛情悲歌。
在這首愛情之歌中，創作者既將戀愛雙方作為“社會人”置身於風雲變幻的戰火離亂之中，又沒有讓主人公的愛恨情仇完全陷入宏大敘事，而是呈現出一種“相依”又“相離”的狀態，更注重著墨於對亂世中一對少男少女內心的純潔無瑕以及對純真愛情的嚮往與追求的講述。這一點在該劇的前幾場表現得尤為突出。《逢梅》一場李良川與梅花的相遇源於一個英雄救人和“美”助“英雄”的小插曲，其後的“猜簪為令”的交流是愛情萌發的決定性因素，雙方基於共同的愛好而產生的諸多共鳴，不僅使觀眾看到了這一敵對的個體生命之間產生好感進而產生愛慕的基礎，還可將這種因相同愛好產生的相互吸引視為兩人本身具有的相近甚至相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影響下的文化認同。由此，兩人的情感已逐漸擺脫簡單的一見鍾情，而成為內涵更加豐富的心靈上的交融。在其間，梅花簪這一道具成為作用極大、效果極佳的媒介，從為進行猜簪而拔下的隨意，到歸還時無意中雙手的觸碰，再到離去時對其有意無意的遺忘，梅花簪既是使雙方詩興大發的誘因，又在不經意間成為脈脈含情、心心相印的“橋樑”，更成為再次相會的理由。
由於有了前番對梅花簪有意無意的遺失，才有了《折梅》一場梅花夤夜探訪李良川的舉動。二度創作者為這一場的兩情相悅設置了書桌這一表演支點，演員或於桌前並肩傾訴，或於桌後獨立沉思，或推或拉，或進或退，以搖曳的步態、多彩的身姿以及精美的唱腔，在二度創作者建構的適宜演員表現又能烘托特定戲劇情境的有效空間裡，較為完美地展現了愛情從萌生、傾心、吐真到私定終身的過程，美輪美奐的演繹使觀眾不由得擊節讚歎。
“情定則如鐵之吸石，拆之不開。情定則如水之走下，阻之不隔。”（天花藏主人，《定情人》，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頁）因而，即使因雙方真實身份被揭開而遭受致命打擊，李良川因此被打入死囚牢，兩人的情感依然因善良、率真甚至有些倔強的梅花“不忘初心”前來探監，而碰撞出更為強烈的火花。在死囚牢這一極端場景中，既有純真愛情的自然表露，又有因包含著國仇、家恨等政治關係的制約和對方內心深處家國情懷的存在而產生的極度糾結對於愛情雙方造成的內心的巨大傷痛。在創作者的筆下，這一對戀人，既能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意向，又堅守自己內心深處的道德界限。而兩者之間的不可調和，最終造成了痛徹心扉而又不得不為之的訣別。但是，由於有了《逢梅》時愛情的萌發，《折梅》時的真誠傾訴，《祭梅》時為了留下愛人性命的苦苦哀求，愛情早已成為梅花內心深處一股亟待奔湧而出的強大力量，在這個力量的驅使下，梅花這位“不訓的女兒”在堅守家國情懷的同時，又忠於自己的愛情，她揮劍“劈開”了枷鎖，給心愛的人留下了一條生路。
至此可以看出，創作者深諳觀眾的審美心理，對於清朝初年干戈未定的大背景大多是點到為止的描寫，時代風雲成為“底色”，更沒有讓作品糾結於社會學框架內的戰爭的正義與否，而是緊緊抓住戲曲以情寫人這一創作靈魂，以一對戀人的相逢、相知、相戀到訣別的較為豐富的情節和衝突，努力捕捉歷史風雲中個體的生命律動，在人物情感的漸次濃厚中，讓人物的心理發展、情感變化、性格特徵、處世哲學、優良品德逐漸清晰地展現在觀眾面前。以人在戰爭這一極端化生存環境中的生存狀態、心理狀態和精神狀態以及美好的愛情不得不“折戟沉沙”這一結局，用藝術的方式詮釋了戰爭對於個人命運的改變和殘害，令觀眾為人物在歷史風雲的裹挾下難以自持命運的舟楫的悲劇人生深感痛惜，最終表達反對戰爭、倡導和平的明確立場。
在本屆湖南省藝術節眾多的劇目中，筆者有意選擇京劇《梅花簪》進行觀摩，很大程度源於看到了該劇有京劇名角凌柯的加盟。在劇中，他以俊美的扮相、綜合幾個行當的對於自身習慣的行當表演方式的突破，以及充分運用一條高低不擋的佳喉，詮釋了李良川這位在浪漫愛情與殘酷戰爭中“輾轉”的少年英雄內心的痛楚與無奈，令筆者頓生不虛此行的感慨。由於對湖南京劇界較為陌生，此番欣賞到湖南省京劇保護傳承中心的主要演員之一的張璇的表演，令筆者眼前為之一亮。《逢梅》之初逢少年，眉宇間表現出的明朗和語氣中表露出的純真，以及麥浪隨風般的步態，使人物靈動、鮮活；《折梅》中的夜探，少了欲語還休的忸怩，多了滿族少女的率真，既有展現“花朝月夜春心醉，何處憑欄期妁媒”的似水柔情的吟唱，盡顯人物心緒繚亂的情態，更有那一句“你敢要嗎”的異峰突起，以果敢、堅定的語氣使其成為愛情最終結果的“定音”之“錘”。無論是行腔時做到的剛中蘊柔、剛柔並濟，還是那一段乾淨利落的“馬趟子”，都彰顯著一個“臺柱子”的功夫與風采。因此，在為凌珂不住點讚的同時，也由衷地為張璇的表現叫好。
用心良苦的創意，較為別緻的切入點，貌、藝俱佳的主演，本應構成一臺動人的好戲。然而，當一對戀人在《忘梅》一場做出了斷之後，筆者更多的沉浸在舞臺畫面的觀賞中，創作者力圖以結尾的“生死之戀”給予觀眾更大的衝擊的期望，因未能在高尚靈魂與平凡個體之間找到一個有效的平衡點，人物言行有“義”而缺“情”，因而未能在筆者心中掀起應有的波瀾。《尋梅》一場，在敘事的過程中似乎缺少了對前面幾場情愛描寫的承接，描述停留在梅花為父分憂（熬參湯）、發現問題（聖旨命令屠城）、想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親赴疆場勸說李良川投降）這幾點上，致使這一場以對百姓生存的擔憂完全脫離了兩軍對壘中敵對雙方產生了不被看好的愛情的描寫軌道。如果說這一場可以視為一個大的“過場戲”的話，《殉梅》一場讓一對戀人各自以戰士和說客的形象示人，使得本場對於最終戲劇高潮的鋪墊始終糾結於戰與降的抉擇上。與客房私定終身、牢房私放情人這兩個飽含深情的處理不一致的是，在這個愛情題材劇目最終以男女主人公相繼自盡形成的戲劇高潮的“前奏曲”中，國家大事與民族大義層面的反覆爭辯、交鋒佔據了太多的空間：梅花對“書生意氣”的責難，李良川對“大明恩主”的遵從；梅花對“把黎民來護”作為“好男兒”形象的認同，李良川不肯與“番賊共合汙”的信念與堅持；梅花對於“大明的聖賢忠義”的詰問，李良川的無言以對，都使男女愛情中應有的“私情”之傾訴和因傾訴對於內心的觸動以及因觸動而形成的“有戲”，被“大義”之辯完全遮蔽了。眾所周知，“大義”因其高尚是不容置疑的，人物做出的任何抉擇都停留在道德層面上，就不能給予觀眾更多的思考空間。而更能引發常人共鳴的“私情”，即使在此時與“大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無法單獨分離出來，但如果在“義”的抉擇中始終飽含“情”的纏綿與難以割捨的話，不僅與前面場次的情感描述能夠呈現一脈相承之勢，能夠使舞臺上呈現出戰場這一特殊環境和抉擇這一人生難題所形成的巨大反差，還能使觀眾透過歷史的重重帷幕窺探到宏大敘事中人性的本真與複雜，從而產生更加誘人的戲劇情境。可惜，創作者似乎有意擺脫單一的愛情悲劇的“淺層次”，最終以更為宏闊的主題實現全劇在道德層面的昇華，讓“大義”幾乎擠佔了所有的表現空間，還產生了人物心理發展脈絡不夠清晰、順暢的弊端。多羅在沒有王爺授意且李良川內心有些動搖的情況下，提出了“一步一跪，一步一頭，跪到軍帳大營”這一苛刻的附加條件，顯得有些突兀。在前面幾場，多羅在王爺將李良川押在死牢、命令將梅花嚴加看管不可擅離王府半步的情況下，依然帶領梅花赴死牢探望李良川，並使得梅花有機會放走李良川，可見其對梅花幾乎是言聽計從的，那麼梅花此時更應請多羅收回成命，而不是反覆懇求李良川考慮。
在《忘梅》一場，梅花已經見識了李良川的寧折不彎，以梅花的冰雪聰明，不會意識不到如此羞辱的條件一定會把愛人逼上絕路。而且她在後面還有“我知他有傲骨剛正貞堅，怎能夠一步一頭跪在帳前”的內心獨白，那麼此時略帶道德綁架的哀求就缺少了心理依據。當然，如若哀求對象舍“此”就“彼”，會造成現有戲劇高潮的失效，但是，這種“有效”卻因設置的刻意而脫離了人物自身的性格邏輯，難免令觀眾質疑，從而影響到觀眾在審美過程中情感的捲入。無論是梅花一再堅持的爭辯與哀求，還是李良川自盡前為自家“世代忠烈”、為“大明萬里江山”、為“城中十萬百姓”的三跪，呈現的都是一個有“義”無“（愛）情”的畫面，而這些“無愛”的言行，使這一愛情題材作品前面所有的蓄勢在牢房私放所做出的“了斷”之後突然“失重”，為最終高潮所設置的衝突本應有的醞釀、發展、上升、爆發的一慣性遭到破壞，致使全劇最終回到情愛敘述時，梅花的一大段演唱，因前面略顯無情的、道德綁架般的懇求造成了“置人於死地”的惡果，更因此前的“一意孤行”與此時的內心波瀾的龐雜並不統一而難以獲得觀眾的認同，即使演員的演唱動情、動容，也未能形成“擊石”之“豹尾”，留下遺憾！
閱讀更多 藝術研究肖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