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多有运用和阐发，隋唐时代的孙思邈即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下如无特别注明，以《千金方》代替以上两书名）互为羽翼，承前启后，兼收并蓄，书中对心理的调摄及治疗散在各篇，其中对“符咒”运用很有特色，以下简述之。
1.符咒的含义
符咒是起源于我国古代的巫术，经过道教的吸收和加工，改造为道教法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符咒”是符箓与咒语的合称。一般来说，“符”是指用朱笔或墨笔所画的一种点线合用、字图相兼且以屈曲笔划为主的神秘形象，道门中人声称它具备驱使鬼神、治病禳灾等众多功能；“咒”通“祝”，又称为“祝由”“禁咒”，是指术士或道士驱鬼治病时诵念的某种特殊语言。道士在行祝由之法时，一般都是通过符咒的形式完成的。
2.《千金方》中对符咒的运用及评价
在中国医学史上，孙思邈是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不仅熟读《内经》，精通医道，对道教也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著作中既渗透着道教的思想，引用道教人物的话语，同时也会涉及道教的符咒，如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便有运用，但较为零散。如在治小儿中马客忤而吐不止者中，他灸药并用，同时借助禁咒法，“灸手心主、间使、大都、隐白、三阴交各三壮。可用粉丸如豉法，并用唾而咒之，咒法如下：咒客忤法：咒曰：摩家公，摩家母，摩家子儿苦客忤，从我始，扁鹊虽良不如善唾良。咒讫，弃丸道中”。孙思邈晚年为补充前书的不足撰写了《千金翼方》，作者因本法“人间皆有，而其文零叠，不成卷轴，纵令有者，不过三章两章，既不专精，探其至赜，终为难备”，以及“不有所缉，将恐零落”的现状，专辑《禁经》两卷。在卷首他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医方千卷，未尽其性，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术也”，同时他反对偏执一法，“方今医者，学不稽古，识悟非深，各承家技，便为洞达，自负其长，竞称彼短。由斯对执，卒不得挹其源流也”。文末他对《禁经》的评价是“斯之一法，体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故不可推而晓也。但按法施行，功效出于意表”。言语之中大有深意，对其推崇却又不可推而广之，这违背了他之前撰写《备急千金要方》时“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的观点。细究之下大有只可意会、不可言表的神秘感。
3.符咒与“意”的关系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神秘莫测，让人将符咒与迷信联系起来。确实，如果单从符咒的文字或表现形式来说，它的确具有迷信的色彩。古代巫医认为符咒能借助神秘的力量来治病，而人们通常将这种神秘的力量与鬼神联系起来，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神，因此就成了骗人的迷信。但虽然符咒的内容披着迷信的外表，透过现象看本质，也不难发现它所具有的合理内涵。
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先有物质后有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精神依赖于物质而存在，同时也会对物质产生一定的影响。“博采群经”的孙思邈治疗疾病并不拘泥于针药之间，相反他非常重视精神因素对疾病的作用。他认为“医道之为言，寔意也”，而通过符咒则很好地运用到“意”，不仅动员了医者之意，也鼓舞振奋了患者之意。
先说医者之意。孙思邈认为“凡欲学禁，先持知五戒、十善、八忌、四归，皆能修治此者，万神扶助，禁法乃行”。这些内容既对医者之德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同时也让医者知道，如果他们具备了上述要求，就会有“万神扶助”，治疗疑难杂症自然会无艰而不克，这种想法无疑将坚定医者治愈疾病的信心。再说患者之意。患者要做到“当先斋戒百日，精心，不行淫欲。惟得清净水浴，着鲜净衣，口常不出恶言骂詈，精思静念，勿生异想……并一心持斋戒，不犯则行禁，其验如神”。这些做法虽对疾病本身不一定有直接的治疗作用，但间接上确有帮助。因为从以上文字表述就可以看到，孙思邈要求患者重视精神调养、养静藏神、节欲惜精、谨和五味，这些做法本身已具有养身保健的疗效；其次是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上，患者在端正思行并拥有一颗宁静而虔诚的心后会减少恐惧，并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那么“符咒之意”的心理学内涵究竟是什么？
4.符咒的心理学内涵
从现代心理学角度来说，符咒很好地运用了暗示疗法。所谓暗示疗法是指利用语言或非语言手段，引导求治者顺从、被动地接受医生的意见，从而达到某种治疗目的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暗示可以从多个层面对患者的精神带来有益的影响。首先是在直接暗示的层面上，一般是通过驱鬼神佑的方式暗示患者。在科技还不发达的古代，即便是在当今偏远的农村，人们会认为疾病是由于鬼怪在作祟，而运用符咒可以驱除妖魔，并让神灵保佑，让其免难消灾，如“咒曰∶吾上太山府，谒拜皇老君。交吾却鬼，语我神方；上呼玉女，收摄不祥……先斩小鬼，后杀游光；何神敢住，何鬼敢当!一鬼不出，斩付魁刚。急急如律令。”这些言语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确确实实切中了患者心中最恐惧的东西，使其精神得以解脱，情绪得以稳定，这对缓解病情有很大的帮助。其次是在自我暗示的层面上，如《千金翼方》引《仙经》言“存意以去想诸疾以除”。通过以上两方面最终引导患者祛除心中的恐惧，增加抗病的主观能动性。
暗示的运用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如没有对抗的态度，使被暗示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方式行动，或不加批判地接受某种意见或思想。对此孙思邈在文中是这样表述的：首先要求受禁者对符咒深信不疑，此即“不得与不信人行禁”的意思；其次要求施术者需保持符咒的神秘感，文中多有强调如“不得向人说禁法”，“用禁大例，诵禁文必不得出声，令自耳闻声，若闻之咒即禁法不行，行之无益，慎之慎之”。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才导致孙思邈更改其早年撰写《备急千金要方·序》时“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的观点，改之为“不可推而晓也”。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符咒治疗疾病的机理与“心主神明，形神合一”的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心主神明”出自《内经》“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主宰人体的心理活动，是人进行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主要内脏。如《灵枢·邪客》中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所谓“形神合一”指形具而神生，神为形之主，心神正常则人体各部分功能相互协调，若心神不明则百病丛生。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所云：“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可见，心神之明与不明直接关系到全身脏腑的治与乱。符咒能够调节患者的不良精神和心理，因此对“心神”也有调整作用，进而影响着人体的生理机能和形体盛衰。《内经》中还用“移精变气”这一专有名词来解释其机理。《素问·移精变气论》中说：“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所谓移就是移易，变是改变，通过转移患者的精神，创造一个治愈疾病的心理环境，即可调畅气血而祛病。其实这与“心主神明，形神合一”的主旨思想是一致的。孙思邈精研《内经》，吸取了其中“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的合理内涵，借助符咒之形，以医者之意去影响患者之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患者的精神和行为，从而达到“变气”的目的。
5.符咒并不等同于迷信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隋唐年间的孙思邈虽然能认识到符咒的疗效，认识到“医者意也”，但还是看不清符咒“体是神秘、不近人情”背后的真正内涵。随着医学的发展，心理对生理的影响已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同，如果再因符咒鄙陋的表现形式而将其归类为迷信，却完全忽视其合理内涵的话，就变为机械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了。其实如果追溯到《内经》再细读一下与符咒相关的篇章，便可以发现里面丝毫没有与迷信相关的东西，反而是在强调“治之要极，无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后世的张景岳更是在《类经》中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凡人之七情生于好恶，好恶偏用则气有偏并，有偏并则有胜负而神志易乱，神志既有所偏而邪复居之，则鬼生于心……诸如此类，皆鬼从心生，而实非鬼神所为，故曰似鬼神也。然鬼既在心，则诚有难以药石奏效，而非祝由不可者矣。”
综上可见，孙思邈运用符咒，既出于治病救人而不拘一格的医者仁心，同时也是深刻体会到符咒对医患双方尤其对患者的心理、精神带来的正面效果。由于前人的不懈努力，使得符咒已成为中医心理学组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代的医生除了应以思辨的眼光来看待符咒外，更应看到它是“心主神明，形神合一”理论在临床的一种实践，而且这种实践得到了历代众多名医大家的认同。相信在医学模式转变的今天，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合理的运用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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