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喚胡適有空來讓我瞅瞅,見過後胡適說他是一個可憐寂寞的少年

1922年5月17日,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胡適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電話那頭的人讓胡適猜猜他是誰,當猜測了好幾個皆不對後,電話那頭說我告訴你,我是宣統!對於一個倡導新文化的人來說,胡適對封建時代的一切是相當不屑的,但當聽到是宣統的時候,還是有所吃驚,似乎自言自語道:哦,是宣統,你是皇上?

“我聽說過你,你的聲音我已經聽到了,但我還沒有見過你,有空的時候到宮裡來,叫我瞅瞅吧”!電話那頭的溥儀語氣顯得有些威嚴,居高臨下地說道。


溥儀喚胡適有空來讓我瞅瞅,見過後胡適說他是一個可憐寂寞的少年


關於這次溥儀的來電,胡適的日記記載了:

1922年5月17日

拜見廢帝,引來譁然一片,今天清室宣統帝打電話來,邀我明天去談談。我因為明天不得閒,改約陰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

1922年已經是民國了,作為清朝末代皇帝的溥儀怎麼可以這樣居高臨下的給大學者胡適先生打電話?這裡需要旁白一下:

1912年,隆裕太后下詔退位,隨著清朝的壽終正寢,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至此結束,社會走向共和。但根據民國政府的優待條件,清朝皇帝仍可居住紫禁城,皇帝尊號保留,皇宮裡一切禮儀不變,政府以外國禮節待之,每年向之撥款400萬大洋。

根據條款,溥儀作為清朝廢帝有了400萬大洋支撐,尚可無憂無慮的享受生活,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後來馮玉祥武力將溥儀趕出宮。

一直生活在宮中的溥儀,對宮外的一切充滿好奇,加上他有一個外籍老師莊士敦,在莊士敦的教導下,溥儀的思想已經變得新潮了起來,對現代事物充滿嚮往。這不,宮裡剛剛裝上電話,他就好奇地拿著電話本向外撥打電話,在給胡適電話之前,他已經撥通了京劇大師楊小樓的電話,還用電話訂餐,不過地址是胡亂編造的。


溥儀喚胡適有空來讓我瞅瞅,見過後胡適說他是一個可憐寂寞的少年


可以看出,溥儀只是說有空叫瞅瞅,並沒有規定時間,似乎也就是隨口那麼說說。在溥儀的《我的前半身》裡,溥儀是這樣記載的:

“也沒叫太監關照一下守衛的護軍,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門,費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過。後來護軍半信半疑請奏事處來問了我,這才放他進來。”

溥儀是隨口,胡適可當真了,而且做足了見溥儀的準備,特意向莊士敦打聽一切宮廷裡的禮儀,由於害怕被溥儀要求行三跪九叩之禮,胡適還專門就此請教了莊士敦,當得到否定的回答後,胡適才放心去覲見溥儀。

可以看出,在當時,溥儀儘管已經是一個前朝廢帝,但是其影響力還是有的,胡適這樣的大學者尚且為一個近乎玩笑的電話而誠惶誠恐,一般人可想而知。

這次覲見,胡適的日記是這樣記載的:

1922年5月24日

因為宣統要見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莊士敦,問他宮中情形。他說宣統近來頗能獨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牽制。前次他把辮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陳寶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宮中人勸阻他,他不聽,竟僱汽車出去看他一次,這也是一例。前次莊士敦說起宣統曾讀我的《嘗試集》,故我送莊士敦一部《文存》時,也送了宣統一部。這一次他要見我,完全不同人商量,莊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見他自行其意了。莊士敦是很穩健的人,他教授宣統,成績頗好;他頗能在暗中護持他,故宣統也很感激他。宮中人很忌莊士敦,故此次他想辭職,但宣統堅不肯放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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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溥儀,是兩個不同認知勢力的代表,是新與舊的碰觸,在溥儀的《我的前半身》裡記載,關於溥儀召見新文化代表人物胡適,當時遭到了宮裡守舊之人的反對,很多人公然反對溥儀召見胡適,認為溥儀此舉荒唐至極。而對於胡適,也同樣遭到了社會的反駁,可謂是軒然大波,當時社會上出現了批駁胡適的聲音,認為他在向舊的事物妥協靠攏。

根據胡適回憶,他進入宮裡後,溥儀站立起來請他坐,胡適稱溥儀皇上,溥儀稱胡適先生。胡適說溥儀樣子很清秀,但單薄的很;雖只十七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厲害;穿藍袍子,玄色背心。

據胡適回憶,溥儀說他之前寫舊詩詞,近來也想學新詩,很贊成白話。還向胡適表達了有意出洋留學的想法。其中溥儀說了這樣一句:“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糜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裡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要辦皇室財產清理處。但許多老輩的人反對我,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依靠了。


溥儀喚胡適有空來讓我瞅瞅,見過後胡適說他是一個可憐寂寞的少年


能明白做錯了很多事,還承認用民國很多錢,並且稱之為浪費,心裡不安,這很難得了。一句想獨立生活,但遭到老輩人的反對,一句話道出了溥儀當時有多麼的身不由己!

因為這次與溥儀見面,胡適被罵得一無是處,諸如“胡適是帝師”、“胡適請求免跪拜”等大肆流傳,一時間,輿論將胡適推到了浪尖風口。也不怪輿論批駁胡適,胡適與溥儀,他們分別代表著新與舊,本應站在水火不容的對立面的人,卻獨處一室,很容易遭到人們的質疑。但不管怎樣,胡適後來發表在《努力週報》上的《宣統與胡適》最能說明問題,胡適在文中說道:

一個人去看一個人,本也沒有什麼稀奇。清宮裡這一位十七歲的少年,處境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人們腦筋裡的帝王思想,還不曾洗刷乾淨。所以這一件本來很有人味兒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詫的新聞了。

是的,一個人去看一個人,本來就沒有什麼稀奇的,也不能說明是哪一方面向另一方面妥協靠攏,有些事情,是人們太過於將問題複雜化看待了,就這個問題而言,可以說溥儀沒錯,胡適更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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