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公訴人武裝到了牙齒。但是我怎麼沒看見呢，牙齒在哪呢？可能在肚子裡吧，自己嚥進去的。但這並不是一句玩笑。
有人說公訴人武裝到了牙齒。
但是我怎麼沒看見呢，牙齒在哪呢？
可能在肚子裡吧，自己嚥進去的。
但這並不是一句玩笑。
01
我原來也以為公訴人在法庭上挺神氣風光的。但是幹了才知道，什麼叫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要證據公安不去取，做不起訴領導通不過，到法庭上還挨法官呲呲。
給公安開列了很長的補證提綱，但是證據就是補不回來，最後一紙辦案說明了事，你又能怎麼樣？再次反思自己的提綱寫得不好？
我有一個詐騙的案子，有一個特別關鍵的書證需要筆跡鑑定，一審公訴的時候也做了，但是沒有鑑定出來，上訴人在筆跡鑑定時明顯改變了筆體。沒有這個證據，這個案子將陷入僵局。我就仔細研究上訴人簽名的變化，明顯感覺其在筆跡鑑定前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感覺這份書證上的簽名與早期筆錄的簽名高度一致，我就又找到上訴人自己提交的證據材料上的簽名，在偵查階段的權利義務告知書上的簽名，這都是其確鑿無疑的簽名，另外還有一份銀行單據上簽名，感覺也高度一致，只是其自己不承認。我縮小包圍圈，我讓公安就這有限的幾個簽名進行統一性的鑑定，公安還是推脫，說做不了，原來都做過了，鑑定不出來。
我說你甭管能不能鑑定出來，你再鑑定一遍就行？
在提交鑑定之後，又有麻煩了。說鑑定需要原件，其他都是原件，銀行票據不是原件。那我說，那就辛苦您調取一下原件。
最後好說歹說把原件借來了，最後鑑定證實了上述鑑定的統一性，這個案子算是拿下來了。
但是這還算好的，還要看碰到的偵查人員好不好說話，願不願意配合。
現在公安內部考核指標調整了，對於已經偵查終結的案件，對最後是否起訴、能否下判沒有那麼重視了。而且他們也確實還有很多繁重額外任務，還要備勤，確實很幸苦，有的時候一應付就放棄了。
有的時候關鍵證據取不到，整個案件都只能放棄，勉強起訴最終也要撤回起訴，或者被判無罪。
事實上，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之後，無罪和撤回起訴的案件都在不斷提高。
即使那些不是特別關鍵的證據，如果不是完全到位，在出庭的過程中也會比較難受。公訴人往往只能硬辯、硬說。
但是誰還不要點臉面呢，誰又想硬辯、硬說？
司法責任制改革已開始有一陣子，不捕不訴增加了很多，就是公訴人也不想硬辯、硬說的體現。
這個時候其實公訴人的刀口是向內的，在把以審判為中心的壓力向偵查前段傳遞的。
但是這裡邊一方面還會有偵查機關反過來施加的壓力，會說你不打擊犯罪不利，這個整體的壓力放在公訴人身上，就起了一個名字，叫不能擔當。
而且不捕不訴多了，又怕檢察官濫權，通過加強審核、強制上檢察官聯席會議等方式，已經下放的權力正在回收，三級審批又面臨回潮。
而且不捕不訴始終是內部監控的重點，要進行反覆的複查，這就逼使公訴人只能往前走。一方面相對不捕不訴的適用率直線下降，導致輕罪的高羈押率、高起訴率，機械執法的風險加大；另一方面，對證據不足的不捕、不訴也在收緊，而偵查質量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這就使法庭上的尷尬局面頻出。
捕訴一體好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檢察官的權力，但只是對偵查的制約略有好轉，但是由於權力回收之後，對偵查制約又無法充分展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局面無法從根本上解除。
批捕權看起來是一個很大的權利，但與一般所批評的想抓誰就抓誰完全是兩個概念，本質上還是一種比較被動的權利。
我辦案的過程中一直有發追捕追訴的習慣，也得到了領導的認可。但是有一次我有提出了一系列的追訴意見，一位老領導當時就說，這個思路挺好的，但就看公安給不給你幹了。
他才是關鍵，因為抓人的權力並在我們手裡，如果偵查不好好落實一點招兒也沒有。
那位說，你不是可以搞偵查監督麼？
但是一個是糾正違法發多了，其效果也會邊際遞減。我剛上班那會，發一個糾正違法真能讓一個警察脫衣服，就是離職。但是現在很難了，其取決於公安機關對糾正違法的整體態度和它自己的評價機制。偵查監督只有轉化為公安自己的評價機制才有效。
這個時候監督的效果，甚至還不如不捕不訴的制約效果。而但是現在權力回收，公訴人剛有的這一點權力，現在也快沒了。
02
那審判監督呢？
那就更難了。審判監督的結果更是取決於法院的態度。
抗訴只是啟動一個審理程序，改不改判，還是在於法院自己。有道理，就是不改判也沒有辦法。
我就聽說一個事，一個抗訴案件，幾乎所有的審委會委員都同意檢察機關的意見了，但是刑庭庭長說，這不是案子的事，這涉及到我們的量刑權問題，好，又都同意承辦法官的意見了。
而且啟動抗訴程序的成本很高，輕易啟動不了，這和上訴的成本完全不一樣。
即使你廢了很多的力氣，但是就是不改也沒有辦法啊。那種一抗再抗，一路抗下來的案子屈指可數。
去年，我發了一個再審檢察建議，因為很少有人發過，問誰都不知道，就和一位老同志諮詢，會不會有反饋，怎麼反饋給我。他說，除非再審，否則沒有反饋，但是能夠啟動再審是極少的。即使我的再審檢察建議書寫了十幾頁，收集了那麼多的證據，也是如此。
我認了，只要有希望就行啊，盡了力就行啦。
你們只看到了法官訓斥律師，沒有看到法官公訴人吧，實際上對年輕的公訴人這也是常事。
在開庭中也經常限制公訴人的發言，辯護人提出質證意見之後，就不讓公訴人再解釋了，要求留到法庭辯論階段再說。但是對證據的印象一旦建立是很難動搖的，這時候公訴人就得搶著說。因為到了發表公訴意見的時候，誰又能記得住這些細節。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經驗的豐富，現在被法官訓斥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了。
但是也不能完全避免。記得有一次開庭，我們在庭前做了準備，補充了幾份證據，而且讓公安單獨訂了卷，庭前很久就移送法庭了。感覺還是準備很充分的。
我還很禮貌的和法官在開庭之前打了一個招呼，我說一會有點新證據要出示一下。
他說：哪有新證據，沒看到有新證據啊。
我說：有啊，有一本卷呢。
他說：肯定沒有。
我說：我說不會，您找找。
他翻了翻卷，說沒有。我一聽都傻了，以為把卷丟了呢，腦袋嗡了一下。但是很多當事人家屬在旁聽席在座，還得強打鎮定。小聲問我問書記員，打回證了吧？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我才有點踏實。我心裡想，責任是一方面，要是丟了，案子怎麼辦呢，還這麼老多人看著呢。
我跟助理說，你幫他找一下。助理從法官那一摞卷宗翻了兩下，抽出一薄卷，說在這呢。我的心才放在肚子裡。
旁聽席就這麼大眼瞪小眼看著呢，法官臉上有點掛不住了。就問我，之前怎麼沒跟我說一聲？
我說庭前很早之前就把卷給您送過了啊。他又說，你沒有和單獨說一聲啊。
助理在旁邊嘟囔，自己不會看卷啊？我稍一擺手，示意他別說了。
雖然，心裡有很多的不爽，但是我還是說，對不起，是我們工作到不到位，沒有提前單獨跟您說一下。
法官還是不爽，拿著這本薄卷，就問我：你們有示證提綱麼？
我說這是二審案件，就幾份補充證據，因此就沒有專門做示證提綱，在其他法官庭上，也出示過補充證據，都沒有要過提綱。我們下回注意。
法官還在說，你沒有提綱我怎麼主持庭審啊？
我繼續說：對不起，我們下回注意。
助理跟我說，他自己列了一個簡單的提綱。
我趕緊說，我們這有一個簡單的提綱，您看您先用這個行不行？
法官拿出去看了看，你這個不規範，沒有寫證明事項什麼的啊。
我說實在抱歉，我們就一份證據，之前不知道要示證提綱，我們下會注意，證明事項我們出示證據的時候就會說。
助理坐在旁邊快要急眼了，我趕緊按住他。
心裡想，一定不要在法庭上發火，不管什麼原因，因為那樣我們也跟著丟臉。
我繼續說：實在抱歉，您今天先用這個吧，沒幾份證據，我們下回注意。
最後終於開庭了，到了要出示證據的環節，法官也有點不好意思了，問我：你們還有提綱麼？
我說：沒有了，就一份，給您了。
他還問我：那你們怎麼辦？
我說：沒事，就幾份證據，我直接出一下就行。
倔強的助理在旁邊補了一句，我再寫一份，果然，他正在手寫了一份呢。
所幸庭審還是順利的。
助理回來跟我說，劉哥要不是你按著我，我當時就跟他翻臉了。難道他自己不看卷麼？就這麼幾篇紙還要示證提綱？
我說：永遠也不要在法庭上跟法官翻臉，那是法庭，我們一定要尊重法官的權威。我們得給他臺階。而且我們翻臉就給人看笑話了，到時候我們也跟著丟臉，我們要保持克制，明眼人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助理問：那以後所有的證據，都要示證提綱嗎？
我說：不用，給別的法官，反而還讓人覺得奇怪。示證提綱不是必須的，即使有也是我們用來方便出示證據用的，而不是法官用的。我們要出示的是證據，而不是證據提綱。而且就那麼幾份要提綱幹什麼？你要知道真正的規則是什麼，不要蒙了。這只是法官在找臺階，你要能夠領會他真正的意思，包容他的怒氣，讓庭順利開下去。這才是最重要的。
也許這就是我們的牙齒吧。
長在肚子裡的牙齒。
03
還有人會說，牙齒主要是體現在控辯雙方上。
公訴人可以調動國家資源，前文已經分析這個資源調動能力有多麼的困難。
同樣在證據調取上，很多辯護人能夠調動的資源一點都不少，除了常規的證據之外。經常還會舉行高級別的專家論證會也是一個重要方面。
而且在輿論攻勢上辯護方也有自身的優勢。我有一個高檢院督辦的案件，由於之前領導要求不能對外說任何話，雖然庭審中我們是佔優勢的，但庭後並不能接受採訪，我只能拒絕記者的好意，看著辯護人一個人接受採訪，記者都按照辯護人的邏輯回去寫稿子。
對於這種重大複雜的案件，還有一個督辦制度，三綱一詞都要層層審定，即使在庭審有任何變化，公訴人也不敢超出既定的出庭方案。所以在被告人、辯護人即興拋出一個問題的時候，很多年輕人的公訴人會在法庭上翻材料，其實他實在翻答辯提綱，他不敢超出既定的範圍。
有一個大案子，庭審上有了新的變化，最後一名資深的公訴人即興來了一段總答辯，沒有完全按照既定的套路來，雖然效果很好，但是還是被批評了。他頂回去一句：是你出庭，還是我出庭？
但是這樣的公訴人太少了，他們都帶著鎖鏈在跳舞。
但是辯護人沒有這樣的鎖鏈。同樣水平的同學，分到法庭兩側，幾年之後你會發現他們有很大的不同，辯護人即興表達能力更強，他們背後有一隻無形之手在推著往前走，重要的是他們公訴人的鎖鏈。有些公訴人在檢察機關這邊放不開手腳，但是轉行當了辯護人卻火力全開，感覺完全變了一個人。
而且很多律師還擁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直接可以跟你的領導的領導說上話，你跟他怎麼比。還牙齒呢？
即使在被告人面前，公訴人也並未體現更多的優勢，在認罪認罰的教育轉化和量刑協商上這一點顯露無疑。有些女檢察官甚至會被氣哭。我們倒是想硬氣一點，但法院不給我背書，不給你硬氣啊。
原來我們的牙齒長在別人身上啊。
而那些說公訴人有牙齒的人，其實才真正長著話語權的牙齒。
公訴人雖然代表國家，但他真正能夠調動的資源是極為有限的，其所能行事的權力是受到高度約束的，而且還在不斷迴流的過程中，所施加的影響力是極為有限的，晉升的空間也很有限，因為他終究只是普通的個體。
雖然有極個別的案件是傾國家之力在辦，但是這是極為罕見的，歷史上也屈指可數，而且這也體現在國家機器的整體表現上，也不是公訴人的個體之上。
而大部分案件，都不會動員那麼多的國家力量，而只是個別偵查人員和公訴人的部分工作時間而已，這也是他們僅能調動的力量。而一個公訴人和一名偵查人員所辦案案件每年要數以百計，而很多辯護人每年的辦案量可能只是這十分之一，而且只有經費夠，還可以聘請更多的助理。因此在時間和精力上，對單個案件的投入上，辯護人反而更佔有絕對的優勢。
更不要說辯護資源是真正的全國配置，可以在全國各地代理案件，完全遵循市場化法則。因而可以實現資源的大規模優化配置，而且還直接可以體現名與利的回報，激勵機制更加公平和明顯。
雖然也一再呼籲公訴人進行資源跨區域的調動，但是實踐操作困難重重，人大任命這一條，就使公訴人都焊死在自己的崗位上。
在具體的個案上，辯護方可以從全國調集兵力，而本地的公訴人就顯得力不從心。在局部力量的配比上，反而是天平倒轉，辯護人實現了優勢兵力。
這才是真實的實力對比現狀。
真實的實力從來不是寫在紙上，也不是存在於想象之中，而是體現在每件案件之中。
而且隨著這幾十年司法改革的推進，刑事訴訟法都改過好幾輪了，刑事訴訟格局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公訴人絕不是帶著大蓋帽和法官坐在一起的那個人了，那個時代一去不復返。
人權保障水平達到了新的高度，職業律師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都有了顯著的提升。當然不得不承認，現實中辯護權可能還有保障不到位的地方，但是從另一個方面公訴人權力也有很多保障不到位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公訴人並無任何優勢可言。
反躬自省，也許公訴人真正的優勢還是肚子裡的牙齒，不僅是涵養。更是由於更多案件的歷練，可以實現更多的經驗積累，有點像醫生看病，熟能生巧吧。也就是這個業務水平的內功，可能才是公訴人真正的牙齒。這也是公訴人轉行到律師團隊，對方看中的地方。
因此，那些以為公訴人武裝到牙齒的理論，其實只是把歷史想象為現在、把文本想象為現實、把整體想象為個體、把西方想象為東方、把以為想象為事實的一種想當然，是一種帶著優越感的俯視姿態。雖然現實發生了變化，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更新認知，而有些人只是選擇視而不見。
我們並不能改變別人的認知，但是我們一定不要忘了，真正的牙齒真正在哪裡。
自身的強大才是真正的強大。
不僅是集體意義上的，更主要是個體意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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