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有个神秘人物，就是“我”。
这个“我”只有声音，没有形象，我们无从得知他是谁。
关于“我”是谁，大家见仁见智。
有人认为，“我”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这个“我”是国军、是游击队、是八路军，是民兵，是抗日时期奋起战斗的人。
这个观点也能找到证据。
在影片中，借刀杀人段落，有一个被日本兵捉拿的中国人，被人五花大绑，还被神枪手说有勇无谋。
这个人被捉拿杀害，最终没能在约定时间取人。
这个“我”也可以是每个愚昧的中国人。
为啥这样说？
影片最后，马大三和村民们为了粮食，把鬼子带回村子，最后招来杀身之祸。
把鬼子带到我们中国人面前的，恰恰是我们中国人。这个我，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这一观点能自圆其说，影片还做到了前后呼应。
《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他提到的“我”是个实实在在人——吴队长。
姜文将“我”做了改编，让村民去找五队长，对方告知并不是。
我想说的是，这个改编展现了姜文的天才。
它抓住了农民交流的魂魄。
乡村是一种熟人社会，和城市生活不同，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归有光在《项脊轩志》就提到，在乡村生活久了，就能足音辨人。
对于这项本领我心领神会。受疫情影响，我被困在山东的一个小乡村，天天在家读书写文，院中有人经过，我就能通过脚步声辨人。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也提到他的观察，乡村人打招呼的方式，会习惯用“我”自我介绍，这是熟人社会形成的交流习惯。
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很少太太会在门外用姓名来回答丈夫的发问。但是我们因为久习于这种“我呀！”“我呀！”的回答，也很有时候用到了门内人无法便被你声音的场合。
用“我”就能自报家门，正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贵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我们社交上不长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生活中的，是个乡土社会。
《鬼子来了》设定神秘的“我”，是姜文的有意为之，还是妙手偶得，我不得而知。
它妙在符合乡村社会中的交流习惯，因为这个“我”不是马大三的相邻，导致马大三无法听音辨认。这宣布乡村特有的交流方式失灵。
我引用《乡土中国》来解释《鬼子来了》，并非脑洞大开。
《鬼子来了》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描写和观察，俯拾即是。
乡土社会本是血缘关系构筑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社会形态中，“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
费孝通就认为，在中国乡村中的权力结构正是长老权力，承认父权的天然合法性。
《鬼子来了》就把父权营造的伦理关系，做成了笑点。
名场面就是日本鬼子小三郎一脸怒意地马大三说，“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
血缘关系辈分大小，能够成为每个中国人的代称。
马大三在二脖子妈面前说“王八操的”，二脖子妈很生气。
这就是血缘关系带来的逻辑思维。
因为引来鬼子，马大三一度成为村里的众矢之的。在给鬼子要粮食成功后，他的乡亲父老第一次亲切地叫他“三哥”！
这又是兄长为尊的传统价值观。
这些例子，足以看出《鬼子来了》很懂得用乡土中国的语言讲中国农民的故事。
《鬼子来了》值得赞美。
话说回来，影片中的“我”自始至终都是模糊不清，我们仅有的信息是，成年男性，农村出身——还是个抗日战士。
乡村特有交流方式的失灵，也暗示了乡村的将会因为“我”的出现，导致鬼子来了。
大家困苦平静的乡村生活，因为“我”的到来，被无情打破。
马大三就明确表示，“别老是我我我，我怕这个我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个“我”让村民担惊受怕一直存在但又不敢面对的东西。
“我”在影片不承担明确的表意功能，并不代表一个具体的存在。姜文故意模糊“我”的身份特征，就是想要引起大家思考，“我”是谁，“我”为什么害怕“我”。
如果不能体会这层用意，非要纠结“我”到底具体指的哪个人——那好吧，我们也能找到答案，影片结尾就有字幕。
“我”的真名是李海滨。
他的个人照我也找来了，这下大家满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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