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
鄭永年。受訪者供圖
鄭永年眼中的“國際戰疫”
由於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快速增長，其中絕大部分是輸入病例，新加坡從3月23日23時59分開始，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或過境新加坡。為了遏制疫情“二次衝擊”，這個與全球聯繫非常緊密的經濟體也不得不再度加碼，拿出更硬的招數。
疫情發生以來，新加坡採取了哪些策略？各國在疫情應對上的表現不一，反映出怎樣的國情和文化差異？洶湧的疫情將對全球經濟與治理體系造成什麼影響？南方日報就此專訪了知名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
談 新加坡防控
“步步為營，比很多國家都要硬”
南方日報：早期新加坡是亞洲新冠肺炎疫情較嚴重的地區之一，目前情況怎樣？疫情發生以來，新加坡的防控舉措有哪些變化？
鄭永年：新加坡人口不到600萬，疫情的總體情況相對可控。有些人說新加坡是“佛系抗疫”，這不正確。作為一個開放的經濟體，新加坡依賴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因此從疫情一開始，政府防疫的一個主導理念就是儘量不對外隔絕，不引起社會恐慌，畢竟一旦封閉，經濟和社會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新加坡早期只頒佈了小範圍的入境禁令，並不推薦普通人戴口罩，只建議病人使用，同時鼓勵輕症患者居家休養，把醫療資源讓出來給最需要的老人群體。2003年非典之後，新加坡一直在建設公共衛生系統，有著完備的應對機制。這次還把大學宿舍等場所作為隔離設施。後面，老年社區活動、超過250人參與的活動也被叫停。
政府部門會通過電話、短信、上門等形式進行抽查，如果被要求居家的人不守規矩，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有一個男子違反“居家通知”條例，還執意要出境，最終被剝奪永久居民身份。非常嚴厲。
此外，政府可以利用大量警力、監控設備和個人記錄來追蹤每一個病例和密切接觸者，感染者的信息會迅速而詳細地被公佈出來，提醒他人注意防護。由於信息及時、公開、透明，民眾對政府很信任，很配合。
防控疫情要兩條腿走路，不僅要對付病毒，也要避免引起大規模恐慌。可以說，面對第一波疫情，新加坡外鬆內緊，步步為營，防疫措施做得很好，比很多國家都要硬，內部疫情已經控制下來了。然而，隨著國際疫情的升級，新加坡也面臨著外來輸入病例的壓力，正處於第二波防控的階段，這個形勢跟中國有點像。現在新加坡不得不進一步加強邊境控管措施，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或過境新加坡。持有長期居留許可證件的人士，只有從事醫護、運輸業的允許入境。
談 各國應對
不同文化對戴口罩有不同理解
南方日報：疫情考驗各國治理能力，不同國家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背後有怎樣的國情、政治生態和社會文化差異？
鄭永年：國家的制度設計並不是為疫情準備的，而主要是為日常運作。面對突發的疫情，沒有一個國家是準備好的，難免會有一定的滯後和恐慌。各國的國情、制度、文化、生活方式等都有所不同，並沒有一個統一有效的抗疫模式可以模仿和參照，要根據各自情況找到最有效的抗疫方式。
我覺得，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觀察各國抗疫的情況。
第一，是否存在有效的政府。這不僅關乎社會對政府的信任，也關乎政府是否有能力動員資源來抗疫。當湖北疫情嚴重後，中國舉國體制的優勢馬上發揮出來。整個國家都動起來了，各地紛紛派出醫療隊前往湖北支援。如果換成其他一些國家，難以做到。
第二，公共衛生體系是否成熟。例如，印尼、馬來西亞的衛生系統難以承受巨大的壓力，為不引起恐慌，他們選擇放棄大規模的病毒檢測，或是拖著。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公共衛生體系相對完善，因此表現不一樣。
第三，綜合生產能力是否完備強大。美國、意大利、日本和韓國都是發達國家，都被視為擁有優質的公共衛生系統，但疫情危機來臨，由於缺乏足夠強大的防疫物資生產和供應能力，陷入了物質緊缺的困境。比較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發展為世界製造中心，形成了齊全的工業門類和完整的產業鏈條。中國的疫情能很快控制下來，這一點也非常重要。沒有充足的物資保障，再好的衛生體系也是有心無力。
第四，社會力量是否積極配合。疫情的擴散使得病毒獲得了“全社會性”，全政府的抗疫已經遠遠不夠，只有全社會的抗疫才會取得成功。在亞洲，社會成員往往抱著現實主義的態度，對隔離觀察等十分配合，因為對他們來說道理很簡單，沒有生命安全，哪來的自由？但在西方國家，人們既要安全，也要保持自由，所以即使政府封城，很多人還想著跑出去。同樣，不同文化對戴口罩也有不同的理解。在日本，戴口罩往往是表示對人家的尊敬，讓人家放心；但在西方，戴口罩的人往往被視為病人，經常受到人們歧視。
雖然一些做法很難複製，但中國科學抗疫的經驗，包括如何檢測診斷、隔離病毒、治療重症等，值得其他國家借鑑，現在不少國家也在學習。
談 中國治理
需要一場全面的公共衛生科普
南方日報：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自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您怎麼看？
鄭永年：客觀來說，病毒發展有其自身的根源，一部人類的歷史就是不斷和病毒鬥爭的歷史，從黑死病，到H1N1、非典、新冠肺炎等，都在世界範圍內給人類造成了很大的傷害。
2003年非典過後，還是有不少人在吃野味，而且消費者似乎沒有減少。可見，靠自律是不夠的。要靠制度，用法律來規範人們的行為。我們也注意到，中國已經在行動，推動全面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
南方日報：這次疫情防控也是對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您對此有何建議？
鄭永年：第一，引導每一個社會成員學會科學地生活。個體的科學化非常重要，從疫情發生可以看出，科學並沒有反映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疫情後，需要來一場全面的公共衛生科普行動。
第二，彰顯專業人士和機構的作用。在醫療和公共衛生領域，知識的權威性是不言而喻的，無論是對病毒本身和傳染性的判斷，還是如何有效地遏制病毒，幾乎所有環節都涉及非常專門的知識，這些知識是其他群體所不具備的。因此，需要優化制度設計，保障專業人士從專業出發進行決策或判斷。
第三，加快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城市化是一個重要抓手，但從規避疾病和災難之類風險等角度出發，要避免把所有雞蛋放到幾個籃子裡，在一二線城市之外，著力發展三四線城市，包括產業、衛生、教育等資源和服務，增強國家綜合抗風險能力。
第四，規範並用好社會力量。因為現代社會的複雜性，社會力量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要通過加強法制建設和監管，讓社會力量更好地發揮作用。
談 國際體系
呼籲更多有效的國際公共服務
南方日報：美國股市已多次熔斷，有專家認為，這場疫情很可能會導致全球經濟危機？
鄭永年：很多國家都在和時間賽跑。快速瘋狂擴散的病毒不僅威脅人民的生命，也威脅各個社會正常的經濟生活。病毒所及的國家，經濟活動都受到十分負面的影響。一些國家針對疫情采取了必要的特殊舉措（例如封城、封市、封國界等），也付出了內外經濟活動暫時停擺的代價，多國股市震盪。
病毒沒有邊界，如果疫情從北半球大規模擴散到南半球，尤其是非洲、拉美等衛生體系相對薄弱的地區，會造成更大的破壞和恐慌。
在“地球村”，真正有效的國際公共服務還是很少。受多種因素影響，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或機制需要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南方日報：疫情對國際秩序會帶來什麼長遠影響？
鄭永年：疫情的發生，對現有國際體系造成了很大的衝擊，這種時候更要保持冷靜，防止國際衝突。
全球化促進了資源和產業在世界範圍內的自由配置、梯次分工，但在疫情籠罩下，原來的一些規則不靈了，一些國家發現，自己連普通的口罩和防護服等物資都缺乏足夠的生產能力，會重新反思全球化。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主權性可能會進一步增強，比如不會把基本的產能放在其他國家，重新調整自己的產業結構。這樣國際產業鏈會有變化，全球化可能會回到傳統的投資和貿易等形式。
但是，必須清醒認識到，面對病毒，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政府可以獨善其身；要戰勝病毒，就需要國家之間的通力合作，而非彼此隔離。同樣的道理，後疫情時代，重建國際秩序，也需要各國一起商量，一起參與。
中國，一方面外來輸入壓力持續增大，要做好應對與防治，儘快全面恢復正常的經濟社會秩序；另一方面，正努力幫助其他國家戰疫，體現務實擔當，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一個穩定的中國是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的最大穩定源。今天如此，今後很長時間裡，依然如此。
南方日報記者 胡良光
閱讀更多 南方日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