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17天,我在浦東機場做“轉運”

從3月6日到22日,周琪醫生在浦東機場的“轉運”大巴上已經堅守了兩週多,跑了20多個來回了。她的工作正是接送和轉運普陀的黃標入境人員。

作為普陀區人民醫院婦產科的副主任醫師,她很早就報名支援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起初以為是到高速路口和道口幫忙,沒想到最後是去浦東機場。”

根據早中晚班的安排,周琪每天先到位於普陀的留驗點,換上二級防護裝備,包括防護服、護目鏡、N95口罩、鞋套、手套。手機也要武裝起來,她會用保鮮膜或者防護套包起來。

这17天,我在浦东机场做“转运”

從留驗點到浦東機場需要一個多小時,雖然工作並未開始,但是穿上防護服時,身體的消耗卻開始計時:在這段時間內不能喝水,不能上廁所,最長的中班要從10:30到17:30,加上路上的時間就更長了。有時,因為需要安排的入境人員多,為了讓更多人上車,還要等待。

“現在天氣熱起來了,中午真的又熱又幹,我每天下班第一件事情就是補充水分。對於不上廁所,作為醫生,我還比較能適應,因為工作中常常上了手術檯就下不來。”

在浦東機場,有一個專門的停車場,每個區都有自己區域。飛機降落後,先有工作人員進行防疫檢查、信息登記和貼標,交到周琪手上的是黃標入境人員,他們都是來自或者途經重點國家(採訪當天重點國家從8個增加到16個,20日又從16個增加到24個,截至發稿,重點國家範圍一直在調整)。工作人員會聯繫他們住所的居委,確定是否滿足居家隔離要求,如果滿足則要進行核酸測試,確定無感染後,可以居家隔離;不具備居家隔離條件的則要到集中隔離點。

其實當工作人員登記下入境人員的信息時,一條關於他或者她的工作線就從各區各街道各居委一路鋪設下去,一直到核實清楚居家隔離條件才能做出最後的安排。

这17天,我在浦东机场做“转运”
这17天,我在浦东机场做“转运”这17天,我在浦东机场做“转运”

所以,轉運班車上的周琪,始終在雙線甚至多條線工作:

一邊,她要負責把入境人員安排上車,分散坐開,核實護照等信息,並努力記住他們;

一邊,她要不停地刷微信群,弄清楚每一個入境人員最終要送去哪裡;

一邊,要盡力回答疑問,及時安撫他們的情緒;

一邊,還要聯繫留驗點和集中隔離點的同事,在到達前20分鐘告訴他們,讓他們做好接收的準備。

“起初,還有一位工作人員和我一起負責大巴上的工作,後來機場防疫工作實行24小時不間斷排班後,只有我一個人了,”周琪說。

回憶起第一天的場景,周琪說“太狼狽了”,“第一天沒有經驗,護目鏡一會兒就霧濛濛了,連人都看不清,水汽凝結成水,還會從邊上流下來;套著手套點手機,一會兒鎖屏,一會兒按錯,群裡跳信息,沒法及時回答,一身身汗下來。現在,我會預先在護目鏡裡層塗上洗潔精,讓霧氣蒙不上去,防護服裡就穿一件薄衣服,不然一動全身是汗。”

一輛轉運大巴,分散坐的話最多能搭乘17人,現在滿車越來越多了。“有時候外國人多,真的會分不清,他們的名字也很難讀,”周琪說到這裡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17天,我在浦东机场做“转运”

“有一次,有一位法國人和意大利人同時上車,倆人外貌和護照對不上,而且這位法國人一點不會說中文,也沒有開通手機在中國的通訊功能,街道工作人員怎麼都聯繫不上他。這時一位留學生很主動地過來幫忙翻譯,才把情況弄清楚,也把政策和他們交待好。那個小夥子真的讓我心裡一暖。當然,在沒有熱心人的時候,我就英語和翻譯軟件齊上陣,一定把情況和他們說明白。”

當然,也常會遭遇不理解和埋怨,“其實,我也能理解他們,畢竟經歷了這麼長時間的飛行後,已經很疲勞了,所以,我會盡量安慰他們,做好疏導工作。作為醫生,我們經常和不同人群打交道,我覺得,方法總比難題多。”

目前,流程和規定還在不斷調整,重點國家數目也在增加,工作節奏越來越快,交給周琪的入境人員也越來越多,“入境人員的轉運工作還在不停優化,讓各個節點更好銜接,但是工作人員非常辛苦,很多已經滿負荷運轉,這場持久戰要打好,真的不容易。”周琪感嘆。

這週一,剛完成周日最後一天轉運工作的周琪醫生已回到醫院的崗位上,對於無縫銜接的工作節奏,周琪淡淡說,“我們的工作就是這樣。不過,經歷了這兩週,有了對比,才發現原來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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