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羽
也許山西是在中國的神話故事裡出現的最多的地方，比如炎帝在長治巡遊、於臨汾教人耕織；比如女媧在陽泉煉石補天；比如大禹於靈石決口引水……
關於山西的風采，也許可以借用同樣是中國“古董級”城市西安的一個笑話——去西安出差的路上，一位大連老兄一陣狂吹大連多好多好，然後說大連建市一百週年的時候舉行了很隆重的慶祝活動云云，然後問了旁邊一人：“西安建市一百週年有什麼慶祝活動沒有？”旁邊幾位西安的哥們一愣，過了一會兒，逼出一句話來：“我記得西安建市600年的時候搞了一個‘烽火戲諸侯’吧……”
雖然不是炫耀，但也足夠不說不知道，一說嚇一跳。這就是有歷史底蘊的城市那種閒看繁華的淡定，那種態度是一種根殖在滄桑與變遷裡的大度與從容，就好比當有人說起“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錢少”這句話的時候，傳到山西人的耳朵裡，也許只會博得微微一笑。1900年，八國聯軍進北京時，西太后倉皇西逃，一路沒帶多少盤纏，路過山西時，不得已令山西巡撫前去籌措，結果山西票號不僅完全支付了這個流亡朝廷的各種花銷，而且還送給慈禧、光緒不小的旅費，其中僅“大德通”一家商號就拿出30萬兩銀子。
咸豐三年(1853年)，廣西道監察御史章嗣衡曾上書奏摺，概述了幾家山西大戶的財產，而僅僅把以上奏摺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產做一個簡單的加法，數量就超過了一億兩白銀。
1822年，在談到山西的富庶時，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龔自珍用了這樣一個詞——海內最富。
對於山西，也許從晉商開始認識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切口。
而隱藏在史料與一堆數字背後，晉商的財富帝國以及發家之路又是怎樣令人驚羨的傳奇呢？
張藝謀在山西喬家大院取景拍攝的《大紅燈籠高高掛》蜚聲海外，而又有多少故事就這樣流於表面？光緒年間，喬家開設的兩大票號正活躍在全國各地，資本雄厚，買賣興隆，左宗棠任陝甘總督兼新疆督辦，所需軍費全由喬家票號存取匯兌，因為當時左宗棠平定西北，設防俄國，軍費巨大，所以借支透支是常事，因為喬家的大力支持，左宗棠寫就對聯一幅贈曰：損人慾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橫批：履和。在喬家，還有一幅對聯為李鴻章所贈，不過這副對聯的“造價”卻是十萬兩白銀。原來，當時李鴻章積極組建北洋艦隊，四處募捐酬款，喬家兩大票號正值極盛時期，便慨然允諾，獨家出資十萬兩白銀給李鴻章的北洋水師購買了一艘軍艦。高興之極的李鴻章欣然提筆：子孫賢，族將大；兄弟睦，家之肥。這一聯被制於銅板之上，贈於喬家。這就是晉商，對於歷史，他們不是看客，他們是參與者，更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有人說，山西人最失敗的事情是在明清兩代，全國十八個省的科舉考場上，竟無一人得過狀元，但是這種一塌糊塗令後人汗顏的山西人在生意場上，不僅挽回了面子，還做出了成績。
據說，宋藹齡與孔祥熙婚後第一次回鄉省親時，宋藹齡的內心充滿了不安。1973年，美國傳記作家羅比·尤恩森，曾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了宋藹齡內心的感受：“據她所知，那裡的生活是艱苦的，原始的。”
但以後發生的事實證明，宋藹齡完全想錯了。當她坐著一乘由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進入孔祥熙的故鄉山西省太谷縣時，她驚異地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羅比·尤恩森在宋藹齡的傳記中寫道，僅在這個院子中服侍宋藹齡的傭人僕役就有七十多人。這樣的事並不僅僅發生在孔祥熙一個家族之中，這座縣城中許多商人家族都過著同樣的日子。因為當時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這裡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
與宋藹齡一樣，餘秋雨在他的文章《抱愧山西》裡說：我在山西境內旅行的時候，一直抱著一種慚愧的心情。長期以來，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別貧困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產生過懷疑。……但是，這一命題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發現了一些使我大吃一驚的事實，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它工作放下，專心致志地研究起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裡那些比較象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那麼晉商是怎樣積累起如此驚人的財富呢？有人說晉商與其它商幫相比，他們在政治表現的是一種節制。比如說，徽商中的胡雪巖會涉及到政治中複雜的幫派鬥爭，而晉商總是把自己與政府的利益劃分得很清楚，他們只從政府處獲得一個“經營範圍”，而自己並不直接介入到政治的圈子裡，不直接介入官場鬥爭，有“在商言商“的意思。也有人說是票號的發明讓晉商從此精神抖擻。從普通經營來講，當時採用的系統和原理，在今天的商業銀行還繼續使用。另外，當時還有以勞動力入股的“頂身股”，人員選拔機制以及培訓機制。這些就算拿到今天來講都不落後。但歸根結底，也許從晉商對山西老鄉關雲長的身上，能找到些許的答案，關雲長是中國人“忠義”的模範代表，晉商喜歡供奉關帝，最大的原因也許就是如此。明代一位山西著名商人王現說過這樣一段話：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天之鑑也。他告誡後人：不要目光短淺，不要在利益面前丟棄了為商、為人的根本。有了清白的名聲，有了忠誠和信義，還愁沒有利嗎？
關於晉商的誠信，還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山西商人，他爺爺的時候，和英國通過香港做了一大筆生意。後來他爺爺破產了，一直欠著英國商人的錢。到他孫子這輩，經商發跡起來，他就給這個英國商人寫信。當時接信的人是英國這個商人的孫子，說我們家還欠你多少多少萬英鎊，寫了一個道歉的信。說這個錢我爺爺還不了你，我父親也沒辦法還你，但是他們死的時候都傳下話了，說一旦發跡之後，我要把這筆錢還給你，才能稱得上良心。
據說，“海內最富“的晉商傳給後代的古訓，並不是什麼坑蒙拐騙的奸商密訣，而是厚道信用、不怕吃虧的“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的做人原則。“聰明人做小買賣，老實人做大買賣”也許這就是晉商成功的最大“法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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