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奖导演杨力州，是台湾最为人熟悉的纪录片导演之一，作品《被遗忘的时光》（点击可看稻来影评）费时2年制作，以失智老人养护中心为场景拍摄，记录6位失智老人与家庭的故事。
「香港纪录片拓展计划」特别邀请杨力州来到香港大学纪录片导演座谈会，聊聊自己为什么坚持拍摄纪录片，也聊聊他有关「遗忘」的思考。
https://b23.tv/av91310747
这期视频大约46分钟，稻来经「香港纪录片拓展计划」许可，将内容整理成文字，以便更好阅读。
香港纪录片拓展计划
Hong Kong
Documentary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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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是具有重大社会功能的传播媒介，所呈现的真实故事能启动观众关怀社会。「香港纪录片拓展计划」是一项全新的纪录片计划，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作为创意基地，集合国际及本地专业人才，致力推动香港纪录片发展。
近日，「香港纪录片拓展计划」精选了近几年制作的纪录片干货视频上传到B站，免费提供大家学习。其中包含了7位纪录片大师的专栏课程，大师班的主讲者均曾在圣丹斯电影节或奥斯卡金像奖评选中提名、获奖。此外还有与德国纪录片大师Werner Herzog，日本导演原一男、想田和弘，中国导演范俭、金行征等的精彩对话。
https://space.bilibili.com/510639182
本期与杨力州导演对谈的主持人杨紫烨，也是资深华人电影工作者。2006年作品《颍州的孩子》追踪采访了安徽阜阳颍州地区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
稻来整理出的专访内容约1万字，分成两大部分：
01 主持人杨紫烨对话导演杨力州
02 现场观众提问
《被遗忘的时光》是一部会令你哭笑交加的纪录片，有心碎，有温馨，更多却是复杂的人心，交缠着忘不掉的过往与记不清的现实。
在观看过程中，可能你也会像导演提到的某位年轻人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妈妈的样子一直跑出来”。又或许会像一位观众那般，散场后久久流着泪走不出影院，感受到“原来我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人，原来这个世界不知道的某个角落里，会有一个女儿跟我经历着一模一样的挣扎或痛苦”。
纪录片不是为了治愈谁而存在的。它所呈现的「真实」，试图成为「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将我们的心再拓开一些。
01
杨力州：谢谢大家，谢谢香港大学的朋友来看这部纪录片。当时在拍这部纪录片之前，我去了一次北极，非常遥远。跟3个台湾的超级马拉松的选手，用走的，走了二十几天。走到磁北极点（就是指北针指的那个点），等飞机来接我们，那时候就想到自己的外婆。
我外婆在我小学的时候自杀死了。那个年代因为疾病很痛苦，或者是担心子孙要花很多钱。我是在农村出身的，在农村最容易拿到的是农药，我外婆喝农药自杀死了。
我在磁北极点时想到我外婆，那就写封信给她。我在那边写信给外婆，念头很简单，我觉得那里最靠近天堂。我真的这样想，我觉得她能感觉得到。那时候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念头，如果老天爷给我一个还不错的能力，譬如说可以用影片来说故事的话，我最想拍像我外婆这样的老人故事，是基于这样一个很模糊、粗糙的背景。
从北极回到加拿大，再回到台北的时候，刚好接触到这个计划，就开始了这群失智老人的纪录片。
如何与拍摄者建立信任关系
杨紫烨：拍这纪录片有很多困难，因为你基本上在老人院住了很久，这完全是抓拍，还要跟他们建立很多信任，他才会给你拍。讲讲你当时怎样去克服这情况？
杨力州：其实一开始拍很痛苦，因为不知道自己在拍什么。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有失智症之类，以前这个疾病在台湾叫「老人痴呆症」，后来台湾觉得这个名字有点歧视，改叫「失智症」，大部分是阿尔兹海默型的失智，当然有很多种。
一开始拍的时候，我大概知道他们的疾病状况。我们过往拍纪录片都会跟被拍者去建立认识或关系，可是在面对这些老人家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建立关系。因为自我介绍我是谁，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不用等到完成，2分钟之后他们就会问你是谁，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拍。
那时候我跟摄影师都不知道在拍什么，但我每个礼拜都会去养老院2-3天，到后来，我的摄影师拿起摄影机后，还会放一瓶酒，你看到他的生活多无聊。摄影师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了，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在拍什么，然后就这样一直拍到……
我觉得会不知道拍什么，很困难的原因是我自己造成的。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疾病认识多少，这个病到目前为止还是无药可医的，而且得这个病的几率很高，80岁以上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个会得这个病，所以我们现场未来可能会出现15个失智老人（笑），可能是我或任何一位。
因为疾病是公平的。我一开始想拍的念头很简单，就是这个疾病跟遗忘有关，所以我一直试着想去记录「遗忘」这个很抽象的概念，比如说影片里面那个东北老太太，我会选择拍她的原因非常巧，我们去养老院的第一天，也是她第一天到，自然有一种「我跟你是同学」的感觉，然后就想去记录她。
有一天她在做复健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要问什么了，因为我每天都在问一样的问题：你几岁？我们都不知道要问什么，我就问她：你几岁？然后她一边踩脚踏车一边认真想，因为她真的忘掉了，然后她就说，我今年28岁。那时候很多工作人员都在笑，我心里是很震撼的，因为我觉得她没有骗我，她真的认为她28岁。
在拍这部纪录片之前，我觉得我世界的真实跟被拍者的真实差不多，我们对世界的真实理解是接近的。可是我这次拍摄的对象，她的世界的真实跟我的世界的真实是这么不同的时候，我就在想，原来我过去所拍的每一部影片所谓的「真实」，都只是我的世界理解的真实。但过去因为我们彼此认知的真实差不远，所以没有那个问题。可是这次差好远，所以我就想把一位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可她真的认为自己28岁的心理拍出来。
记得与遗忘中间，是忘不了
可是我的智慧不够，完全不知道怎样去表现，也没有办法把这样的感觉拍出来，所以很挫折。拍了快一年的时间，每个礼拜去都不知道干嘛，后来我突然懂了，我一直在琢磨关于「遗忘」这件事，因为这个疾病与遗忘有关，可是我完全忽略其实遗忘不会单独存在，之所以会感觉到遗忘，是因为遗忘旁边还有一个东西，叫作「记得」，那我应该去拍记得才对。
当我去呈现「记得」的时候，「遗忘」就会跑出来，所以等到半年多后，我就开始去拍关于记得这件事，比如他们记得什么，或者是跟他们的孩子去聊，知道他们过去的事情，或是他们现在还记得哪些。
那时候常听到他们的孩子聊天会说，彼此问「那天到了没」，我本以为他们说的「那天」，是指父母去世的那一天，仔细听其实不是，他们讲那天，是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个感觉像你的爸妈突然看着你，看了很久，然后问你是谁。因为对所有子女而言，他们知道这一天一定会到，所以他们很努力想要做点事情，这个就变成我下半场很重要的拍摄内容，也是构成这部影片很重要的东西。
到了剪辑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我们的智慧都不够，一直到剪辑时才意识到，其实这整部影片，或者说这一年多来的观察，其实跟记得或遗忘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是在遗忘跟记得的中间有个东西，叫「忘不了」。
其实这些老人，疾病会夺走他们很多记忆，可是总是会有一些东西忘不了。每个人忘不了的东西不一样，譬如说老太太忘不了的是年轻时在台湾眷村，四处去串门子；老伯伯忘不了的是，他去刺杀M失败，被追杀。我本来以为他在骗我，或是说他的幻想，后来我去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查，是真的，他真的是刺杀暗杀小组（的成员），只是因为失败了，后来到印度再到香港。他在香港被国民党接回到台湾，有点类似从香港把他营救回台湾。我们在医院拍的时候都以为他在幻想，那才意识到原来这都是忘不了，而忘不了才是这影片最重要的内容。
有时候会想，有一天如果我老了，得了这病，我希望自己忘不了的是什么。
目前为止，
拍摄电视广告仍然是我的主要收入
杨紫烨：非常有意思，其实纪录片都是一个记忆跟记录，两种都有。你怎样把两个放在一起，就变成纪录片。我想问你拍纪录片这么久，这么多的作品，你为什么持续拍纪录片？这么辛苦还去拍纪录片？
杨力州：我早期生活很苦，现在不会了。我在台湾会拍电视广告，就是你打开电视那种广告片，到目前为止它还是我们很重要的收入来源。可是早期真的很苦，我还记得，一九九几年香港还没有回归的时候，当时我在拍纪录片时，真的会跑去厕所，因为没有水喝，会去喝厕所里面的水。真的是非常离谱的生活。
但我很喜欢纪录片，是因为你会发现……这样说又不太对，我真的那么喜欢纪录片吗？我现在还是会打一个问号。应该这么说，我当然喜欢纪录片，它才会支持我在这个工作上一直做下去，可是难道没有挫折吗？一定有。这么多年来，很多作品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你们看到的是完成的作品，但有更多其实是没有完成的，或者是完成之后……
没有完成的原因有很多，每次都会很大挫折，我要不要继续去做这个工作，但是每一次你都会发现你的影片会影响到一些人。
比如说像这部片，台湾纪录片很特别，台湾纪录片是可以在电影院上映的，票房成绩通常还不错。这部影片在台北戏院上映的时候，我们有10分钟跟观众聊几句话，10分钟很快结束。我记得有位大姐，年纪比我大一点，跑到我旁边来，因为她有话跟我说。她说我妈妈也是失智症，她这句话还没说完，她才说到「我妈妈也是」，就开始哭了。
可是我们得一直出去，往外移动，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只能搭着她的肩膀，一路走出去，拍拍她的肩膀，她就一直哭一直哭，那时候我觉得，可能对她而言，好像她来电影院看这样一部影片才会知道，原来我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人，原来这个世界她不知道的某个角落里，会有一个女儿跟她经历着一模一样的挣扎或痛苦。你就会发现你的纪录片好像会支持这些人。
我记得在Facebook上有一个朋友，我不认识他，他在我的Facebook留言，他说他在戏院看到这部影片……其实我每次都会告诉自己，这绝对会是我最后一部纪录片了，因为我再不想拍了。因为拍很久，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么久，可是在Facebook看到这个留言说：导演你不认识我，但我只想说今天在戏院看完你的纪录片，灯都亮了，但我走不出去，我整个人瘫在椅子上，我走不出去。我家里没有人得失智症。
他是个男生，他是一个发型师，他说他跟妈妈的关系很糟糕，他连过年都不会回家，糟糕到这种地步，可是他看影片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妈妈的样子一直跑出来，他说把妈妈的样子压回去，但看着看着她又跑出来，他说，我只是想跟你说，我决定这个周末鼓起勇气，打一通电话给妈妈，他想鼓起勇气邀请妈妈出来吃一顿饭。他就留言说，导演谢谢你。我觉得很烦人，每次都是这种人，会令你觉得，好了，我再拍一部好了（笑）。就这样一直拍到现在，就拍了很久。
台湾纪录片会上院线，
票房成绩都不错？
杨紫烨：其实好的纪录片影响很大，我感觉台湾跟香港不一样。台湾很多纪录片可以在电影院上映，票房也挺好的，现在我想问的是，台湾的纪录片现在的票房还是一样好吗？
杨力州：这一两年稍微差一点，但是在过去都还不错，其实它都可以在……比如以台北来讲，一年大概有20-30部左右的纪录片过去会在台湾的戏院上映，如果质量还不错的话，票房在台北都可以到前10名。但我没有办法跟荷里活（好莱坞）的电影去比。
其实比较特别的反而不是戏院，是DVD。像台湾有一个网路，叫博客来，它卖DVD就是纪录片跟商业电影，甚至跟荷里活电影一起卖。记得有一年的博客来销售DVD的前10名，有4部是纪录片，台湾纪录片，而且每部都赢过《美国队长》（笑）。
这个好特别，我觉得台湾好奇怪。我当然高兴，这是好事，某种程度上台湾的观众愿意付一样的电影票钱到戏院去看一部台湾的纪录片，这个一直是很特别的现象。
杨力州给新导演的一点建议
杨紫烨：感觉是不是台湾看到自己的文化，看到自己社会的变化、自己社区的变化，是不是这个概念？
杨力州：我没有特别去研究，但是我相信这个绝对不是突然间的事情。其实像我的老师辈，他们二三十年前、三四十年前已经开始拍纪录片，事实上他们在当时就已经慢慢在培养观众了，其实是观众决定一切的。
当时我的老师们，他们可能拍纪录片没有电影院可以上映，那时候在学校校园，可能是针对大学生或者高中生放纪录片，其实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培训计划（香港纪录片拓展计划），就是去拓展更多纪录片的观众等等。终有一天，这些高中生、大学生都会长大，当他们成为台湾社会比较具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就会帮我们。
很多年轻人，比如说我一部纪录片上映，可能会有电视台来采访我，采访完他就说，我在高中看过你的纪录片。那就发现在他们还很年轻的时候，纪录片的种子都已经种下去。
所以台湾这十年来纪录片的蓬勃发展，应该说并不是我们这一辈创造的，而是我们的老师那辈慢慢累积下来的。
02
观众一：你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标题的，就是片名，是纯属巧合，还是有别的深意，把它取成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流行曲的名字，蔡琴的歌？以及我留意到英文名字是THE LONG GOODBYE，不是一个直译，所以我想请教导演是有什么想法？
另外一个是关于选角的。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你选的五六位主角都非常有自己的特点，非常可爱，我反而会好奇说你为什么没有选到其他的老人，我相信他们也很有自己的故事，你可能是经过很多挣扎之后，才没有把它放到影片里面，你有没有能跟我们分享的故事？谢谢。
耳熟能详的歌曲
杨力州：我有很多纪录片作品，但是我的纪录片作品的片名我都不会取，我取得很差。我第一部在戏院上映的作品叫《奇迹的夏天》，是讲一群少年踢足球的纪录片，是电影公司的人取的，那时候我就很讨厌叫《奇迹的夏天》，因为最后他们踢输了足球了，怎么叫奇迹呢？明明踢输了，应该叫什么难过的夏天或是失败的夏天。
我就问电影行销，为什么叫《奇迹的夏天》。他给我的理由都很糟糕，他说因为前一年有部好莱坞电影叫奇迹的什么，奇迹爱情什么的，很卖座，所以就叫《奇迹的夏天》，我真的完全不能接受，我脾气很倔，绝对不可以叫《奇迹的夏天》。
然后电影公司的行销老板就跑到办公室找我，就问我，导演就叫《奇迹的夏天》好不好，我说不要，绝对不能，他说好，那你说叫什么？我说我都想好了，我决定片名叫作《勇往直前》，然后讲完之后，现场大家都面无表情，我想想就说那好吧，就叫《奇迹的夏天》，我就很快妥协。
那个对我也是很大的伤害（笑）。我从此都没有勇气去取片名。每部影片，这部也是，我跟电影行销公司的人一起聊，我多想片名叫作《时光》，我说《时光》很好啊，大家都没有人理我，都觉得没有人想看，或者是我刚提到去北极，我就说叫《北极》，他说像Discovery的一个节目，反正我取的片名都很糟糕。
我就说叫《时光》，当时我们有四个人，他突然就说《被遗忘的时光》，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讲完《被遗忘的时光》我就哼起来，那我就觉得好啊，就叫《被遗忘的时光》，我觉得还是一个很美丽的巧合，很美丽的一个记忆。因为这首歌对我而言，有时间的流动的元素在里面，而且耳熟能详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就决定取这片名。
那英文，我大多数纪录片的英文都没有直译，这次我有部新片会在香港首映，叫《红盒子》，红色的盒子，可是我的英文片名叫FATHER，就是父亲，他在讲「弑父」这件事情。我的想法是，有时候中文片名没有办法很准确传达我想要讲的东西，会让英文片名去负担另外一半的责任，所以常常会两个不一样。
拍摄对象的选择
杨力州：提到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选择这几位。这个养护中心有两层楼，一层楼大概是50个老人，那因为我们拍的时候，我当然会阅读他们一些背景，可是老实说，一开始我不知道我要拍谁，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全拍。
全都拍会碰触到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法律的……他们要子女同意他们才可以被拍，就是法律监护权，所以我们还办了一个说明会，让全部家属都过来，跟他们说明有没有人不愿意。我记得好像有6个人不愿意，那6个家属不愿意的老人家，我们就必须尽量闪避。
一开始拍四十几个，其实很快就会发现，有些你很快会扣除掉，因为住到养护中心的都已经是失智中或重症了， 有些老人家已经躺在床上，他没有口语表达能力，对我而言那个部分很快就会放弃，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呈现，所以慢慢就会筛选到剩十来个。
最后选定这6位老人家，是因为对我而言，他们其实代表台湾非常多不同的族群，比如有原住民，有闽南人，有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来台湾的等等，还有外国人，有一个混血儿。对我而言，他其实是台湾的某种不同人的、不同族群的面向，那这样的选定是有很强烈的意义的，因为疾病不会因为你是哪里人，而选择找上你或不找上你。所以其实这样的挑选当然是有这样的原因。
还有第二个刚刚有提到，我还是必须让他有表达的能力，这部影片才比较容易建立。卧床的老人家可不可以成为一部影片的角色？当然也可以，可是我在当时是放弃的。
观众二：杨导演你好，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地方，可是可能在电影方面的交流，包括对大陆也好，对香港的也好，可能这种交流会相对比较少。所以我这个问题比较想要了解台湾的文化。
我看到很多台湾纪录片，可能主题会放在以台湾细腻的感情表达这一块，小到是一个小家庭的亲情、友情，甚至大到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是家国之情，包括两地之间的感情。那我想问，除了感情方面的表达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是台湾社会特有的文化，可以用纪录片的方式来体现？或者是在您的想法中，你会不会曾经有那么一个想法，想要拍一个除了跟文化相关其他方面的表达呢？
不同阶段，各有千秋
杨力州：其实台湾纪录片的多样性是蛮多的，只是说如果我们要讲在电影院被看到，或者在传播上更容易，的确是跟情感有关的影片比较容易被传播。但事实上如果更贴近，或者说真的仔细去观察台湾纪录片的发展，它其实是非常多样，只是说会在不同阶段，某一些类型会特别多。
比如说像九十年代末期，很有趣，在台湾纪录片有非常多关于反省自己的，「我是谁？」我是一个原住民，关于我的血缘，或者是我是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女性我怎么去看待我生长的环境等等，就把摄影机转个头拍摄自己。也不见得真的拍摄自己，而是关于自己的反省更多。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议题，有段时间跟运动好多，全部都在拍运动。每个阶段都蛮多不同的。相对而言，会有某一种类型是比较具有……在议题的导向上是比较强势的，但相对还是有其他的类型，甚至这几年来，台湾开始会有纪录片已经不再是走戏院的，它可能会直接在新媒体、网络上播放，不管你是50分钟还是100分钟，就是放在网络上播放的，那它可能会跟社会运动有关，或者跟环境有关。
像我一个朋友拍纪录片专讲疾病，与流行传染病有关。被他拍到的那些官员，只要那个影片发到网络上，那被他拍到的官员全部下台，所以政府官员其实还蛮怕拍纪录片的人。很特别，这很有意思，所以那个多样是蛮多的，可能因为距离或者是接触的关系，所以会以为好像都是某一种类型为主。
观众三：你好，杨导演，因为我们也是很喜欢纪录片，而且我们也正在拍自己的纪录片作业，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拍每一部作品的时候，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往往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当你拍摄这群比较特殊的老人时，你的镜头以及其他老师的镜头，对他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就是你第一天拍了，第二天对他们来说有可能还是陌生人。那你是怎么能让他们在你的镜头面前表现得那么自然，呈现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镜头前呈现的真实与自然
杨力州：我怎么让他们在镜头面前自然？我在台湾也有被问过类似的问题，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问，我也不知道台湾那些朋友为什么这样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可是我只能够回答：我待的时间够久，我真的待够久了，我在里面待好久。
他们一开始的确都会对镜头有一些抗拒、排斥，或是表演等等，但是失智老人还好，他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我是谁，很快就忘记我是谁。
比如我去拍过消防队员，那时候就问他，小队长，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他会很紧张，跟我说不行，你现在不能拍，你要先把问题给我。然后他回去准备。我就很不喜欢这样，可是他要求了，所以我就拟了几个问题。我知道那天晚上他一定睡不好，一直在想怎么回答我的问题。第二天，平常他都随便穿个T恤就去救火，第二天穿制服来。看着他穿制服走进来，我就知道完蛋了，但还是要拍，那我就照着问题问，你为什么想当消防员？他说关于这个部分我想从两方面回答，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些都白拍了。
其实都会经过那种过程，一定的。我相信你真的去拍也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只是因为待得够久，所以那样的过程很容易就被删减掉，不取用，不去使用。可是不使用难道它不应该被进行吗？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你明明知道它是不被使用的，有些人因为我知道它不会被使用，所以就不拍了，对我而言，就算它不被使用，我还是会拍，因为对我而言，我没有用到影片里，可是我相信它对我会有意义的。
可能是有了更多的认识，或是对于他对我的理解，也因为待了够久，所以拍到后来，比如说我们拍了很多对着镜头这样「Yeah」✌️，我其实很讨厌那个Yeah，可是那个Yeah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保护自己的一种工具，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如果你的镜头拍到后来，让他已经熟悉到连Yeah的能力都没有，就表示他在你的镜头面前，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了，那该保护他的人就变成你，就变成拍摄的人应该要去保护他，因为他已经失去那个能力了。
我记得我跟朋友这样聊说，这或许就是我的被摄者会在我镜头前容易自然的原因，很明显他不满意这答案。然后我记得大概一个礼拜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知道为什么了。他在电话里跟我说，因为你长得很普通。这是夸奖的话，因为你想象金城武拍纪录片还得了，我们每个人都盯着他的脸看。
因为我长得太普通了，没有危险的样子，所以就会很自然。长得很平凡，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长得很平凡非常适合拍纪录片。我刚刚就在看谁适合拍纪录片，那种无害感跟平凡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公司要找拍纪录片的导演，会去看长相的，如果他太艳丽、太帅气就不会用他。
先分享自己的故事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拍片时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第一件事情都跟拍片没关，通常都跟摄影机都没有太大关系，就是我们真的去跟对方聊天。
我有一个小建议，你也在学拍片的话，我有个小技巧可以分享给你，还蛮棒的。我们总觉得我们拍片的人就是要从别人的身上、嘴巴里听到一些故事，或得到故事，可是我通常都不这么做。
我从他们身上或嘴里听到、得到故事之前，都先把自己的故事跟他们说。我会去分享我过去拍过什么影片，我拍过什么事，分享我自己的事情。人总是会有一点防备心，当他开始听到你这样跟他分享你的感觉或你的故事时，他就会跟你说我怎样怎样，你会觉得我们的关系好像又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简单地说，就是当你作为一个拍纪录片的导演，想要得到故事之前，你先不要吝啬把你故事分享给别人，这是最好的方法了。
观众四：杨导演您好，我刚看了您的影片，我觉得很感动，先抛开感动那部分不谈，我想就您的影片问一个问题。我看这部影片特别有意思，您是把友情、亲情、爱情这三层人生中特别重要的感情，都放在了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来体现，我觉得很少有导演能做到这一点。
就想请问您一下，您走进这个养护中心之前，您有想过这个空间可以呈现这么大的张力吗？有这么多层维度的感情，您有设想过这个问题吗？
超出我们的设想，
反而会是一部影片真正很棒的开始
杨力州：我完全没有设想过。虽然没有设想，但可能一开始拍片我会做一个故事大纲，也不算脚本，可能一张A4的纸，大概就是想我要拍什么。这个东西我一定会做，会做的原因不是我希望被我拍的人就跟我设想的一模一样，只是这张纸的内容是对于我跟我的摄影师、我的工作人员有比较好的沟通，不然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那个沟通很重要。
可是我拍着拍着，有时候会发现，就像你的问题一样，就拍到后来我发现，它超过我所设想的内容的时候，那该怎么办？比如我现在在台湾的学校教课时，有学生会很紧张地跟我说：老师我上次交给你的企划案，我去拍了，后来发现我拍的内容怎么跟自己企划案写得不一样。
我说那有什么好紧张的，太棒了，你要告诉你自己太棒了，我可以拍到跟我原来写的企划案不一样。他说，老师你会扣我分吗？我说我不懂为什么要扣你分，你如果拍到后来都跟你原来写的企划案一样，只有两个可能，一个你是神，第二个就是你在骗我，大概只有这两个可能，为什么一定要一模一样？
就像刚提到过那个踢足球，我一开始也是写，这群年轻的少年，经过3年的准备，最后一路过关斩将，一路赢球，最后决赛都得到冠军，所有人都很感动地抱在一起痛哭。写到这里，我就觉得这是什么烂片，但我也只能这样写，因为什么都还没有发生。
当我去拍的时候，他们真的一路过关斩将，糟糕了，烂片要发生了。我就害怕，也没有想太多，最后他们输掉了，那时候突然觉得很多问题就跑出来，为什么他们对输这件事会这么在乎？是为了荣誉吗？原来不是，原来他们赢的话，升高中可以加多少分，输了之后只能加多少分，他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学校。那台湾的体育教育的问题又是怎么样？这个超出我们的设想，反而会是一个影片真正很棒的开始。
所以你刚提到这个养护中心，我当然会有一些想象，我一开始想要去拍。可是一个82岁的人跟我说她只有28岁，我真的拍不下去。我心里某种设定一旦被击垮，我其实是非常开心喜悦的，因为我知道我会得到不一样的东西。
观众五：我想问一下，你在拍摄的这一年中，对这些社工的认识，跟你以前想象的社工之间有什么变化吗？会不会有些比较突出的社工的故事？感觉在影片中只看到他们很善良的一面，所以不知道背后有什么其他的事？
真实的人生不是那么一回事
杨力州：你是说虐待他们？（观众五：或者是比纯善良更复杂一点？）我有时候说话有点无厘头，我必须说我没有看过他们很坏的那面，但是我会听到他们埋怨，或是厌倦，我觉得都很正常，这部影片我也没有呈现他们很善良。
有个分享很有趣，我记得有个段落是，老人家尿床，然后一个照护人员就跑进去。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是事实上影片播放时，这个段落是有给那个照护人员压力的，因为她穿的鞋子会发出声音，她应该穿那种没有脚步声的鞋子。
我想怎么会有那么苛刻的要求，这群每天都要去照顾这群失智长辈、很难拥有成就感的一份工作的人。我会听到埋怨，但我反而看到影片完成之后有更多我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好像给他们造成困扰。
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你用的标准，那都是假的标准，因为真实的人生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最多就只是讲他们的倦怠，或者是埋怨，可是那毕竟不是我影片的重点，我影片的重点其实还是在那群老人，关于「忘不了」的部分。大家的问题都好棒。
观众六：杨导演您好，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我相信您跟您的工作人员、整个摄影队，可能都会有一些引导的问题去问那些老人，有没有一幕或是片段，是你或你的工作人员后悔、内疚的。因为我刚才看到有一幕是那个老太太，她在坟墓前面很伤心，因为她可能有些片段已经忘记了，你刚才说你们拍摄他们忘不了的片段，可是如果你勾起了他们一些想忘记或是忘不了的片段，还是很伤心的，就带起了整个伤心的回忆，你有没有这些片段或者回忆可以分享。
因为我记得在几年前看过一部纪录电影，叫作《一首摇滚上月球》，拍摄罕见病家属的生活。那个导演问罕见病家属的一些问题，让他们想起了很痛苦的往事，导演会选择放下镜头，只是跟他们聊天。
我想问杨导演，有没有这样一些经历，让你觉得很后悔或是内疚，或是你会怎样去应对这些场景？
冷静地记录情绪起伏
杨力州：我有时候可能会问错问题，就是说，啊，我好像踩到了人家伤心处或者地雷。讲内疚，我觉得有一点过头了，我会觉得糟糕了，我不应该这样子踩到你难过的地方，可是我不会一直内疚到过了一个月或者半年、一年后，我还一直很内疚，我会过不下去，不至于到这样。
但是我反而很多时候，会非常冷静。比如那个扫墓的例子，那天我们没有问她什么问题，反而是因为女儿要带她去扫墓，女儿跟我们说有这么一个行程，我们就跟着去新竹拍摄。可能在扫墓的过程当中，她会问埋在这里面的是谁，所以几乎百分之一百的对话是，老太太跟他的女儿或儿子的对话，我们在旁边反而只是扮演记录的角色。
可是类似情况我们在其他影片拍摄也碰到，当被摄者进入到某种情绪的情境时，我该怎么办？我会觉得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选择的一个方法，就是非常冷静地把这一刻记录下来。
纪录片人必须很勇敢
我可以分享另外一个故事：我有一个表姐，她是脑性麻痹患者，一出生就会发抖，不是小儿麻痹，是脑性麻痹，会一直抖，我表姐就是这样的背景。然后她有结婚，她先生是个侏儒，个子很小，通常这种肢体残障的，婚姻都是这样结合起来。她生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是很正常的，我就想去拍这一个家庭。
当然她是我表姐，所以拍摄很顺利啊。有一天我跟着两个小孩，从学校回到家里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表姐夫轰出来，我还搞不清楚状况，我就到他们楼下一个凉亭那边等，后来我表姐一摇一摆地走下来，然后在凉亭一直跟我道歉。我说没事没事，慢慢就聊开，她跟我说，结婚以来，他先生是怎么一直打她的，她是在一个家暴的家庭。
我那时候在想，到底要不要拍，后来决定把摄影机拿起来，继续拍。现在的摄影机都很小，我用摄影机拍她的手，另外一只手就搭在我表姐的肩膀上。那是我纪录片很早期的作品，拍那个段落时，我就意识到一件事，今天如果选择做一个纪录片导演，我有一件工作很重要：我必须非常勇敢。
所以那时候我选择，我一只手拿摄影机去记录我表姐，诉说她是怎么被家暴的，因为我要勇敢才有办法把这段过程拍下来，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搭在我表姐肩膀上，给她一点点支持。我觉得作为一个拍纪录片的人，你不要忘了其实你有两只手，你不是只有一只手，你不是只能做一件事。
这部影片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后来我把这个片段给我表哥看，我表哥就去把他的妹夫打了一顿，那是一部没有完成的影片。
所以这么多年来，比如说我有几部影片，在台湾常常被提出来就是《拔一条河》，它有一些更强烈情绪的时候，很多人说你摄影机为什么继续记录下去。可能有批评，可能有质疑，或是好奇等等。
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觉得有一天，我一定不再拍纪录片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故事可以拍，太多故事了，也不是因为我找不到资源去支持我拍，而是你会发现，有一天你没有办法再去承受，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的肩膀没有办法再去承受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我觉得那天，就是我不再拍纪录片的一天。
内容提供-香港纪录片拓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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