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當志願者的價值和理由

蘇毅原準備春節到新加坡過。他在武漢附近的仙桃市處理公司業務,臘月二十九,接了一個電話,他清楚地記得,那時是背對著武漢的方向。電話告訴他,武漢要對進出人員加強控制了。

蘇毅立即啟動車子朝武漢趕,他知道,新加坡去不成了。幾年前母親去世後,家裡只有父親一個人了,他要趕回去照顧父親。

那天,衛婧原也準備開車帶父母回老家黃石市過年,她也決定不回老家了。

蘇毅是兩個企業的老總,還是專門培養企業老總的長江商學院校友會的秘書長。衛婧曾經也投資過企業,還是女企業家協會的會員。他們留下來和這場疫情共同戰鬥了40多天,並且有了一個共同的新身份——志願者。

不出門的志願者

疫情在武漢暴發40多天了,蘇毅和衛婧還都沒有單獨走出過小區。他們在家裡當志願者,各自負責一個志願者團隊,業務又有交叉。他們募捐的錢物合計超過一個億,捐贈的範圍覆蓋全省100多個縣市和280多家醫院。而這些事情都是他們各自在家裡完成的,這多少有點不可思議。

他們的作為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和媒體關注。一位記者對他們足不出戶就幹了這麼大的事半信半疑,有一天專門去找衛婧。疫情期間,武漢的每個小區都加強了對進出人員的管理。保安指著門口的一條白線,讓採訪者和被採訪者不要越線交談。

衛婧和蘇毅到底是怎樣完成那些工作的呢?

每天,衛婧起床後就打開手機,打開電腦,靠這兩樣東西聯繫志願者團隊和外面的世界。蘇毅不會用電腦,他只靠一部手機和桌前一個筆記本,打電話、發微信、做記錄。

不出門,照樣能當志願者。

蘇毅辦民營企業前後有20多年了。他不單不會電腦,還不會做飯,不會給狗洗澡,只會泡茶和拖地這種簡單的家務,複雜一點的也做不了。這些事情原本都是請人來做的。家裡面僱著人,公司裡更是。他只發話,只開口吩咐和安排佈置。現在,僱工回家去了,原來說幾天就返回,但因為疫情阻隔,也回不來了。蘇毅每天忙著募捐,協調各種事務,還得直接面對自己年邁的父親。

衛婧從小學開始當主持人,大學時期當學生會主席。大一那年,她就能掙幾萬塊,從15歲至今,她似乎一直在忙碌。這麼多年來,她沒有和父母待在一起超過15天。在家裡她待不住,外面才是她的世界。這種性格讓衛婧的父親感到有些遺憾,覺得女兒不懂得生活。

蘇毅決定為武漢的疫情募捐是在大年三十。那天他把住同一個小區的父親請在一起吃年夜飯,飯桌上卻在不停地打電話。多年來他一直是這樣,工作和生活不分,把工作帶到家裡,全家人也都習慣了。

大年初一,第一筆募捐款就已到位。這是絕味鴨脖捐助的,企業的老總戴文軍是長江商學院的校友。

蘇毅搭建志願者團隊的原始班底只用了幾小時。他自己企業裡的兩三個人,加上校友會幾個人,再邀上卓爾企業公益基金會的幾個工作人員,最初的隊伍就算成形了。團隊搭建好後就開始在長江商學院的各期校友群裡發倡議。大家都知道蘇毅,無需驗明正身。蘇毅的團隊甫一建立就進行了初步分工,因此沒有像其他很多臨時組建的志願者團隊那樣經歷了最初的混亂和無序。一切似乎都很有章法。這得益於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做公益。

衛婧決定做志願者則是在大年初一。她找到的第一家贊助企業是深圳的正安基金會。衛婧畢業於中醫藥大學,她的很多老師和同學都在醫院工作,她對醫院所需的物資很熟悉。只用了兩天,衛婧的團隊就統計出了200多家醫院的物資需求,每個醫院的表格列得清清楚楚。衛婧的團隊裡有幾個具有一定醫學知識的半專業人士,有醫藥代表,還有儀器維修人員等,在很多人還不明白什麼是N95口罩,什麼是核酸檢測的時候,衛婧的團隊就已經開始進入工作了。

兩個團隊各自運行了三四天後,大約在大年初三或初四,蘇毅和衛婧在微信上遇到了。此前他們雖認識,卻並不熟悉。蘇毅的團隊已接受了大量的捐款和物資,他們要採購什麼,採購什麼規格的物資,這種專業問題他都會請教衛婧,幾個來回之後,兩個人的團隊開始合作。

速度與狗糧

兩個人聯合的第一單贊助是護目鏡。此時,他們都已進入空前忙碌的階段。蘇毅的電話幾乎沒停過,長江商學院的各屆校友群都已行動起來,各地企業家紛紛表示要給武漢抗疫一線捐款捐物。短短3天時間,募集到的資金便有幾百萬元。

前方急需護目鏡!正是春節休假的時候,生產護目鏡的工廠很難找。先要找品牌,圖片發給醫院裡核對,再去找源頭的生產廠家……終於, 1月25日,他們在浙江聯繫到一家生產護目鏡的工廠。但是因過年,那家工廠的工人已放假,他們請求工廠召回部分工人加班生產,日夜兼程。

醫院裡每天都在告急,每天都有病亡的消息傳來,搶時間就是在搶生命!用汽車運似乎等不及,甚至發火車、用日常的飛機物流都來不及!他們做出一個驚人的舉動——包機!

1月26日,一架載有4萬多隻護目鏡的順豐專機抵達武漢,物流志願者團隊在機場早已等候多時。下午兩點多,這批護目鏡開始向湖北省的200多家醫院派發。

“1月27日李克強總理到武漢時說,那天有一批護目鏡會來支援大家,指的就是我們企業家捐贈的這批。”蘇毅說。

速度快,審批程序少,說幹就幹,是他們成事的特點。那幾天似乎特別重要,因為人們都還沒覺醒過來。無論是醫院管理者還是普通市民,大家都對疫情迅猛發展的速度和染病人數的暴漲估計不足。這個時候,速度比什麼都重要。

原以為這次會像以前的多次捐助一樣,一陣愛心捐贈後很快就會結束。最初,他們預估疫情結束的時間會在正月十五左右,認為疫情怎麼都不會比2003年的非典嚴重。但後來,事實卻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

兩週之後,疫情不但沒有結束,反而更嚴重了。

每天都有壞消息傳來。

“快”並沒有解決所有問題。

志願者衛婧:

上學時我是五項全能冠軍。從小我一直追求更高、更快、更強的奧運精神,但疫情看起來卻很漫長。它又溼又重,每天壓在我們身上。

那段時間到處都在報告缺口罩、缺防護服、缺護目鏡、缺呼吸機和紫外線殺毒燈。似乎什麼都缺。我每天抱著電話卻又不敢看。早上醒來一打開手機,上面至少上千條求助信息。我覺得背後有一個巨大的黑洞,而我們的力量太小了。

這些求助都發生在我們身邊。我畢業實習的醫院臨床老師就是著名醫生,他也在求助,說需要防護物資,這讓我吃驚。我原以為只有小醫院才緊缺物資,大醫院應該不缺。我們都沒想到物資的需求量會這麼大。

我有一位同班的男同學被確診了,他是一名醫生,他們夫妻倆都和我是朋友。我想去關心,但在當時的氛圍中卻不敢去關心,怕傷害他。後來我找了一個理由發微信給他,他回覆說正在住院。我那位受人尊重的臨床老師也因為“疑似”被隔離了,我聽到消息完全不敢相信。兩天前他還在問我要防護服啊,後來同學們告訴我,他在隔離期間還在關心他人,他要的防護物資不是給自己用的,而是給別人。

那段時間我們的團隊很沮喪,都在挑別人的刺兒,相互指責對方工作不到位。有一回我和團隊裡的高顧誠吵了架,其實我們平常關係很好。還有張榮國,曾在部隊當過衛生員,在我的團隊裡負責質檢和驗收,這段時間也和供應商吵過兩次架。一次是和浙江的一家口罩經銷商。他把錢付了,卻遲遲催不到貨,後來才明白對方只是中間商。還有一次是買84消毒水,也是一位中間商,收款之後對方反覆許諾但就是不到貨,張榮國要求退款,對方又遲遲不回覆,張榮國差點報警,對方這才退款。

志願者蘇毅:

我的那些企業家校友們也有些人開始沉不住氣了。

有人向我質疑。質疑的人問我為什麼把第一次捐贈的兩萬只口罩給燃氣集團的700名工人。質疑的人認為醫護人員最需要,為什麼不給醫護人員?

團隊裡負責購買物資的董勇和我吵架。吵架的原因是他卡上的錢買物資用光了,要用我卡上捐贈的錢,但是我卡上的錢也已經預訂了物資。

總之是什麼都不夠。錢不夠,物資不夠,人手不夠,線下的運輸也不夠。

我只有解釋。

醫護人員當然需要,但是這個城市裡很多為疫情服務的人們同樣需要,更關鍵的是,那兩萬只口罩信息來的時候,剛好是燃氣集團求救,時間上太湊巧了也太急了,根本沒有思考的餘地。

正值隆冬,城鄉都不能斷氣。不單武漢燃氣集團,孝感、當陽、十堰這些地方的燃氣公司的員工全部都在行動,居民在家裡被疫情阻隔不能出門,他們就主動上門。民生一刻都不能停。

我們原以為疫情很快會結束,我們這些民營企業家和往常一樣,以為快速捐款就可以解決問題。但兩週以後,疫情卻遠遠沒有結束的意思,大家的激情都有點受影響。我們有一種無力感,包括我本人。

那段時間我脾氣很壞,家裡沒有人做家務,狗餓了沒人喂。狗拉的大便怎麼辦?狗毛落一地怎麼辦?我只有對狗發脾氣。

我發覺我連狗糧這件小事都處理不好。

轉身和改變

對蘇毅來說,如果不是他的父親,他恐怕會一直在一條路上往前快速走,走不快時,就開始懷疑自己;衛婧也是這樣,疫情使她和父母天天待在一起,這也改變了她。他們沒有想到,年邁的長輩也和城市一樣,給他們方法,也給他們啟迪。

那一陣子,70多歲的老父親每天給蘇毅做飯,不讓蘇毅插手。父親雖然做事緩慢,但他在做他力所能及的事,做很少的事,做的有條有理,有滋有味。每頓,還會喝上幾杯小酒。

那段時間,蘇毅夜裡睡不著。他的兩個公司都和這座城市息息相關,沒有城市的發展就沒有他這麼多年的成就。多年以來,武漢這座城市和父輩一樣,就是他的倚靠,一直在他的身後,是他的後盾。現在,他為自己救不了這座城市而焦慮。他想起了母親十幾年前在病床上的臨終遺言。母親讓他多愛父親,把對她的愛轉到父親身上。但是,這麼多年他卻一直忙忙碌碌。看著父親衰老,他請人照顧,以為就是盡到心了。現在,他決定不再讓父親做事,從頭開始學習做家務。

在一天一天的陪護中,有些事情會發生變化。父親是這樣,城市也是。武漢的疫情沒有很快變化,但是卻在每天每天地改變。蘇毅每天待在父親身邊,待在城市中,堅持著,每天做一點點小事,為父親,也為城市。

在疫情最嚴重的某一天,看到校友群裡捐贈熱情和速度明顯慢下來的蘇毅打電話給衛婧,提了一個問題:我們這些人會不會“捐完”?如果我們捐不動了,城市的疫情還沒有解決怎麼辦?

衛婧一愣。

衛婧給她在醫院裡的同學朋友們打電話,問他們當前最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他們需要的答案來了。在當時的情況下,春節放假,很多醫護人員忙了一天連熱飯都吃不到。一下子那麼多人衝上一線工作,後勤配套卻跟不上。

蘇毅和衛婧似乎找到了新的定位和入口。他們的力量是有限的,更大的事情國家會來做,但是保護部分醫護人員,讓這些人有防護用品,有熱飯吃,做這點事他們還是有力量的。

他們開始轉身,調整方向。

衛婧同疫病對峙的過程是和父親在一起的理解及陪伴中度過的。疫情如同一塊巨大又黑暗的石頭,無法躲避。她必須轉過身,面對它。這樣的石頭曾經橫亙在她和父親之間。他們曾經有過意見不合。父親年輕時也曾是一位優秀運動員,他按照自己的夢想模式塑造衛婧,教她“更高、更快、更強”,教她能幹、優秀和敏捷。但是多年之後,他又覺得這並不是自己想塑造的“產品”,覺得女兒不夠柔軟,沒有教會女兒如何生活。

那位教衛婧更高、更快、更強的人現在老了,也慢了下來。衛婧也不再生氣了,疫情把他們困在一個屋子裡,這塊巨石橫在所有人面前,他們要每天面對它,一點點消化它。

長江商學院第12期校友朱星全很快捐贈了10萬份自加熱小火鍋。一批醫護人員忙下來馬上就可以吃到熱飯菜了,都特別高興。蘇毅和衛婧也有成就感。微信群裡又開始活躍起來。

疫病中的城市也在轉身和調整方向。為解決大量人員住不上院的問題,方艙醫院開始建設了。

方艙醫院通常是一種在固有大型空曠建築裡改造而成的臨時醫院,可以同時容納上千人甚至幾千人住院,這將大大緩解疫情給城市帶來的療救壓力。

方艙醫院開始建設的時候,蘇毅聯繫長江商學院校友會會長閻志,把投資百億元的武漢客廳和旗下的武漢國際會展中心都拿出來參與改造。與此同時,蘇毅還和會長閻志商量,在臨時建醫院來不及的情況下,和一些沒有發熱門診的醫院簽訂協議,定向捐贈改造成應急醫院,可以快速增加住院人數。

很快,他們和相關部門達成了協議。

1月30日,卓爾公益基金會與武漢市第八醫院簽約成立首家應急醫院,當日就收治了53名新冠肺炎病人。這樣的應急醫院一共有7家,閻志安排了兩名執行院長,蘇毅是其中之一,負責捐贈物資。從方艙醫院的改造到應急醫院的改造,長江商學院的會長和校友們一下子為政府提供了可接納8000人的床位。

思路調整了,辦法也來了。

衛婧的團隊也開始轉身。

在醫院工作的朋友告訴她,在目前沒有特效藥的情況下,呼吸機很多時候是救命的關鍵。另外,在有些特殊的危險區域,能否有機器人代替人工作?衛婧馬上開始聯繫這兩樣物資。

這兩種儀器相對專業,很多醫護人員不會用,衛婧就安排團隊裡的徐秋萍和吳慧專門去學習,然後到醫院裡培訓醫護人員。

呼吸機和醫用機器人的捐贈是這個時期的亮點,也讓衛婧逐漸有了成就感。轉過身來,面對著黑暗,面對著那塊石頭,時間長了,它就會慢慢地一點點融化。家庭關係、城市疫情,莫不如此。衛婧開始發現自己越來越像父親,原來她看似在對抗父親對自己的種種要求,實際上在對抗的是另一個自己。其實,柔軟和堅硬都是她自己。就像她每天生活的城市。

空間與瑣碎

蘇毅現在不再讓父親做飯了,家務事都由他自己來做。這是近20年來沒有過的事兒。他開始學炒菜,紅燒五花肉和西紅柿炒雞蛋是絕活。一開始他不會,但有一位企業家朋友是炒菜的行家,他就打電話請教:鍋熱了再倒油,油熱了再炒菜,一步也不能急;五花肉要勾粉,雞蛋要攪勻,這些是常識。

蘇毅從做家務活兒中得到啟發,開始用手機視頻開微課,免費為企業家們做諮詢。疫情對患病的家庭是沉重的打擊,對很多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也是沉重的打擊。企業和人一樣,當你的空間被困在很小的地方該怎麼辦?一味地抱怨是沒有用的,最重要的是如何面對。這是蘇毅微課分享的主要內容。

最基本的生存技術要從身邊學起,從柴米油鹽開始,從瑣碎的小事兒開始。他沒想到這個課在網上會有那麼大的反響,聽眾那麼多。中國有很多企業在和平時期一直追求高速發展,很多人已經不會慢下來,並且忘記了生存的常識了。

喚醒大家在危機狀態下的生存本能也是對城市的貢獻,蘇毅說。

很少做家務的衛婧在40多天的時間裡學會了做水煮肉片。首先,備菜的時候肉要醃,要瀝乾;其次要有打底的菜,比如萵苣絲和一種青菜,萵苣絲要先炒熟,放一點點鹽,青菜也要炒熟,萵苣絲鋪底,青菜鋪在萵苣絲上面;第三,佐料要炒,炒到香為止,油發紅再加水,加水之後大火煮,煮沸之後關火;第四是肉片分開往鍋裡丟,再用小火煮,再用漏勺,再用湯汁,最後加熱油淋在蒜末與花椒上。這些工序讓聽的人都覺得暈,但她卻做得有條不紊。衛婧把她做好的菜拍照發到微信朋友圈,很多人都驚訝。

這似乎是隻有餐館的專業廚師才願意下功夫做的菜。

這比帶團隊達成目標還難嗎?衛婧想。

這段時間衛婧在家裡清理東西,翻箱倒櫃。她清理出以前旅遊買過的很多東西,衣服、物品,她發現有些衣服連吊牌都沒有剪掉,旅遊小件也都隨便堆放。在這些東西面前她待了很久,這讓她思考,原來的忙碌、原來的所謂敬業和工作到底是為了什麼。

衛婧過去管企業會忙得忘記了朋友和家人。她記得曾有一位大學時期的朋友從外省到武漢看她,坐在辦公室等她,她卻一個電話一個電話地處理著業務,一個上午沒有陪自己那位同學說上五分鐘話。從15歲開始,她無論做主持人還是學習,幾乎都是第一名,很少當第二名。這種“強大”讓她忘記了自己,直到有一天,碰到了挫折,碰到了這次的疫情。

衛婧發覺,過去的所謂“成功”和“第一”其實是一個陷阱。它和疫情一樣,也是一個巨大的黑洞和石頭。這個時候就需要停下來,轉過身,面對它。這些年衛婧一直和武漢這座城市一起快速發展,她原來感受到的是這座城市的強大,現在她才明白這座城市歷經過多少磨難甚至失敗,而經歷過磨難和失敗,強大就會變成偉大。明白了這一點,她一下子又成長了。

過去她只知道在VIP客戶上花時間,現在,疫情把她和VIP客戶隔開,她每天面對著父母,面對著瑣碎,忽然發現,父母才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VIP,必須每天精心陪護。

這座城市快勝利了。

每天新增的確診病患越來越少,每天的出院人數越來越多,方艙醫院也一個一個地休倉了。

但是蘇毅和衛婧不想鬆氣。臨近勝利的時候還有很多善後工作要做。

快勝利的時候,熱心公益事業、為武漢疫情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女企業家,上海瑞盈財富的董事長王薇,在與蘇毅通話討論工作後突發腦溢血倒下了,住進了ICU病房。幸虧救治及時,昏迷多日的王薇開始甦醒。

衛婧在清理前期捐贈的回函,還有財務賬目進行公示。她要讓捐贈明明白白,讓受捐人的謝意傳達到捐贈人那裡,這些瑣碎也是在家裡老人們的面前一點一滴做的。

蘇毅和衛婧現在經常通電話,談體會。他們找到了當志願者的價值和理由。一個當志願者的企業家和一個只捐贈不當志願者的企業家都在表達愛,但畢竟有所不同。

蘇毅和衛婧都覺得自己收穫很大。

陪伴一座城市和陪伴自家的老人一樣,光給錢是不行的,得每天處理瑣碎,每天用陪伴來完成另一種愛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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