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張藝謀籌拍一部電影，在選女主角時費了不少周折。
用原著裡的話，女主角應該是“豐乳肥臀”的。依著“豐乳肥臀”的標準，張藝謀初步定下一位女演員，但還是覺得缺少些什麼。
臨走的那一天，另一位也在推薦名單中的女演員從外地回來了。張藝謀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和攝像顧長衛一起去給女演員錄一段戲。
誰知顧長衛對新買的攝像器材不熟悉，拍完後回來一看，鏡頭全是虛的，唯一的一個實鏡頭只有四、五秒，還是女演員正在靜靜地聽別人說話。
虛實相錯間，女演員竟有一種特別的魅力。
“很有味道。”顧長衛指著最後定格的實鏡頭說。
張藝謀轉頭問副導演楊鳳良：“你覺得呢？”
楊鳳良也點頭：“是挺有味道的。”
“有味道……”
張藝謀若有所思。
幾天後，張藝謀做出一個大膽又慎重的決定——換角，用後來的女演員代替之前已經定下的女演員。
這個關於選角和換角的故事，相信不少小夥伴在兩分鐘前就已經知道了真相。電影是《紅高梁》，最初定下的女演員是史可，後來的女演員是鞏俐。
張藝謀如此重視選角，是因為選角的成敗往往關係著一部影視劇的成敗。
對於觀眾來說，“選角”只是一個具體的結果。定妝照一出來，能夠還原心中形象的，就是“神仙選角”，與心中形象差之千里的，就是“垃圾選角”。
但是對影視創作者來說，“選角”卻是一個從無到有、從概念到具象、從靜態到動態、百裡挑一的複雜過程，這其中需要創作者們強大的審美能力、想像能力和判斷能力。
比如張藝謀憑著一種“有味道”的感覺選擇了鞏俐，但是當莫言看到鞏俐時，心裡的第一感覺卻是壞了，“這部戲將砸在她手裡”，因為在莫言的想像中，原著中的“我奶奶”應該是一朵“鮮豔奪目、水份充足的帶刺玫瑰”，而不是當時“初諳世事”、“穿著不倫不類”的女大學生。（雙引號內文字來自莫言短文《妖仙狐媚——激揚鞏俐》）
而且張藝謀也坦言，如果僅憑外形，史可其實更加符合原著中的人物形象，鞏俐當時是“細細高高”的，安靜話不多，與鄉氣十足的“我奶奶”相去甚遠。張藝謀憑感覺選擇鞏俐，絕對是一次冒險。
不過結果卻證明莫言的“感覺”是多餘的，張藝謀的“感覺”是對的。鞏俐扮演的“我奶奶”雖然略顯青澀，卻自帶一股野性與熱愛。
隨著《紅高梁》的一炮而紅，這次“神仙選角”也把鞏俐推向國際影壇，成為中國女演員中名符其實的“鞏皇”。
一種“有味道”的感覺，令鞏俐取代了史可，哪怕在多年以後，張藝謀再談起當年的選角，也還是說不清、道不明，只能感慨老天爺賞飯吃，鞏俐天生就是做演員的材料。
與張藝謀相比，周星馳選角就實在得多，他不憑感覺，憑星座。
去香港中文大學演講，周星馳說：“世界上我只信三種東西，一是愛，二是緣，三是星座。”有媒體問他是什麼星座，他說：“我的月亮星座是水瓶座。”在《行運一條龍》裡，他偏要加入一段對水瓶座性格的剖析。
等等，為什麼都是“水瓶座”？
因為星爺的初戀是“水瓶座”。
2004年，周星馳籌拍《功夫》，面對全球華人海選女主角，條件之一就是必須得是水瓶座。
“水瓶座”的黃聖依憑藉星座成為了“星女郎”，而“啞女”這個角色也成為她演藝事業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有導演信星座，就有導演信“面相”。
姜文拍《陽光燦爛的日子》，選擇了和他長得相像的夏雨。
張元拍《看上去很美》，選擇了和編劇王朔長得很像的董博文。
陳凱歌拍《無極》，選擇了與妻子陳紅年輕時長得很像的張柏芝。
馮小剛《芳華》的女主角苗苗更是與年輕時的徐帆一個樣。
是不是大導演選角時都這麼“任性”？
還真是。
徐克當年翻拍《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曾遭到金庸先生的反對。金庸對他說：“徐克，當初我寫《笑傲江湖》時，我希望是由某個不像林青霞的人來演，你這是錯誤的決定。”金庸顯然是覺得林青霞太漂亮了。但是徐克堅定地對金庸說：“在我看來，這就是林青霞的角色。我認為她相當合適。”
徐克的“任性”，成就了經典的“東方不敗”。陳凱歌的“一念之差”，則成就了最另類的“楊貴妃”。
為了《妖貓傳》裡的“楊貴妃”一角，陳凱歌曾經在張雨綺和張榕容兩人之間猶豫了好長一段時間。張雨綺顯然更豐滿，張榕容則更加具有異域風情。選誰，都不錯。不選誰，又都不對。這時，一個念頭從陳凱歌腦海中一閃而過。如果由知名度較高的張雨綺來扮演楊貴妃，觀眾會說“張雨綺好漂亮”，但是如果由張榕容來扮演楊貴妃，因為她在內地知名度有限，觀眾只會說“楊貴妃好漂亮”。
就這樣，張榕容的“楊貴妃”橫空出世，成了《妖貓傳》裡最耀眼的角色。
可以看得出來，在那些“神仙選角”的背後，其實是導演個人審美、觀念、偏好、情意結的集中體現，深究其中，多少顯得有些“奇葩”也就不足為奇了。
關於選角，目前世界範圍普遍存在兩種制度，一種是“導演中心制”，一種是“製片人中心制”。
前者是導演在選角中擁有一錘定音的話語權，後者是製作人具有統籌選角的話語權。
在我國，大多數選角都是導演說了算，這是因為導演不僅是整個劇組創作的核心，也是影片質量最主要的承擔人。選角中的“導演中心制”，源於影視創作過程中的“導演中心制”。
導演需要對影片質量負責，當然也需要對選角質量負責。
角色選得好，觀眾贊其“神仙選角”，導演的功勞最大。角色選得不好，或者選擇的演員完成度不高，遭到觀眾批評，導演也不用覺得委屈，畢竟拍板做決定的人是你導演。
而在“製片人中心制”中，導演的責任就沒有那麼大。
“製片人中心制”盛行於好萊塢，一般是由製片人來統籌劇組的劇本、選角、後期製作、宣發等一系列工作，導演只負責具體的執導工作，只對專業的導演工作負責。對於選角，導演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是最終決定權還是在製片人的手中。
著名製作人凱文費吉，漫威總裁
兩種選角制度各有利弊。（更準確地來說，“導演中心制”和“製片人中心制”其實是兩種並存的影視創作制度，不僅僅包括選角。不過就本篇文章而言，主要討論選角中“導演中心制”和“製片人中心制”）
“導演中心制”最大的優勢就是可以將導演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到最大，從選角開始，就實現了整部電影審美格調與情感表達的統一。比如張藝謀電影裡的鞏俐，賈樟柯電影裡的趙濤，都是獨一無二、“女神”般的存在。這是因為從角色創造、角色選擇時，演員的形象、氣質就已經在導演的腦海中，出來的效果自然如同“量身定做”一般。
但是“導演中心制”的弊端也十分明顯。導演再怎麼優秀，也是一個有著七情六慾的人。導演的私心，是“導演中心制”的最大隱患，也是各種“潛規則”的溫床。
“製片人中心制”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約束導演的權利，使選角看起來更加地公平、公正、公開，也更具有商業意義。（在這方面最近幾年做得最成功的是漫威，關於“超級英雄”的選角無一不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結果）其弊端則是把編劇、導演等眾多影視創作者的創作力架空，把選角變成冷冰冰的商業談判和資本博弈。
兩種制度很難說哪種更優越，無論導演說了算還是製片人說了算，都有“神仙選角”的時候，也都有“看走眼”的時候。但是無論哪種制度，影視創作者們的用心程度，卻是可以通過影片質量反映出來的。
《霸王別姬》在中國影史的地位不用贅述，鞏俐扮演的“菊仙”、張豐毅扮演的“段小樓”、張國榮扮演的“程蝶衣”更是一次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神仙選角”。
“菊仙”的人選一開始在梅豔芳和鞏俐之間猶豫，陳凱歌認為鞏俐與張藝謀合作次數太多，恐怕不能融入自己的電影風格，製片人徐楓則認為梅豔芳與張國榮合作過《胭脂扣》，情侶形象深入人心，這一次要演一對“情敵”，觀眾容易出戏。
“段小樓”考慮過當時最具有陽剛氣的兩位男星——周潤發和成龍，張國榮提名讓張藝謀扮演，陳凱歌還有意親自上陣。最後是張豐毅與張國榮站在一起更像一對“師兄弟”，才最終確定下來。
“程蝶衣”的人選就更多了。陳凱歌屬意尊龍，蔡國慶、雷漢（後在電影中扮演小四）、張衛健、梅葆玖先生的親傳弟子胡文閣，都在考慮的範圍，甚至據說姜文還曾經主動請纓。後來編劇蘆葦爆料，是劇組投票選出了張國榮，陳凱歌才不得不放棄選擇尊龍的想法。
你能接受這樣的程蝶衣嗎？
還是這樣的吧！
“神仙選角”絕對不等於“靈機一動”，需要建立在對人物、演員的理解上，背後的“奇葩”理由更不是導演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個人情感、風格、經驗的集中湧現。
張藝謀憑感覺選擇了鞏俐，建立在他對原著人物“我奶奶”細膩、超脫的理解上，他擺脫了原著小說對“我奶奶”在外形上的文字束縛，進入到神似的領域。
周星馳憑星座選擇了黃聖依，圓了自己的“初戀情結”，然而黃聖依在星爺的打磨下，貢獻出的卻是這麼多年唯一能打動觀眾、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
姜文選擇夏雨，不僅僅是長相。夏雨說，姜文選擇他，一部分是長相，一部分是他當時玩滑板的狀態看起來特別健康，富有活力，與導演心中的“馬小軍”不謀而合。
陳凱歌最終放棄尊龍，選擇張國榮，也並非簡單地“屈從民意”。
在北京電影學院的一次觀影交流會中，陳凱歌談起當初選擇張國榮的原因。他說當他在給張國榮講劇本的時候，張國榮一直靜靜地聽著，那時他感覺“我和他的交流像是一個坐在船頭的、這個故事船上的人。在船動起來之後的湖光山色，時時在變化，這些光影、水波都在他的臉上有所反應。我不願意說他是在演，但是他緊追著程蝶衣，用一種非常含蓄的方法接近他、表達他、愛他。”是張國榮與程蝶衣在氣質上、內心裡的無限切合，才令陳凱歌下定決心，程蝶衣非他莫屬。
總之，理由多種多樣，態度只有一樣——你認真地對待電影創作，電影也會慷慨地回饋於你。“神仙選角”的背後，是影視創作者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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