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苏轼同为唐宋八大家，二人在同一个时代都为才华横溢的诗词大家，二人还同为宋神宗时期的朝中重臣，文学上两人共领风骚，朝政上的政见却是针锋相对。宋神宗时期的北宋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两人也陷入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的党派之争中，这使得两人既有爱又有恨。
1.恨的源头：党派之争
王安石是改革派的领袖，但是变法改革在执行落地的过程中，被小人利用，成为其贪赃枉法、剥削百姓的有力工具，而苏轼在目睹了这些事实情况，实在不能认同王安石略激进的改革作风，毅然的站在了王安石变法对立面。
交锋一：公元1069年，王安石准备对科举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在科举考试中废除诗词歌赋类科目，专以经义、论、策等科目来考试。苏轼立刻上奏反对，论述贡举之法已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宋神宗也是对此犹豫不决，不愿冒风险，召见苏轼进行商议。王安石得知后极为不满。不久之后，宋神宗打算任命苏轼做谏官，王安石得知后极力阻止，成功的将苏轼派去做了推官。
交锋二：苏轼在任推官期间，并没有闲着，一有机会就抨击新法。都是大文豪，奏折的的文采那是非同一般。连续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这是一个系列的奏折。最让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的措辞过于激烈，让王安石大为恼火。“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就是赤裸裸的批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的独断专行，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王安石闻之怒不可遏，直接向神宗谏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直接要将苏轼罢官，这还不算完，过来几日之后，接着又向神宗谏言“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可以看出大文豪为官时的性格，都是擅长连珠炮。恰好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在运父灵回乡的路上，偷运私盐，这在当时是重罪，王安石立即下令彻查，经过查明，此事苏轼被诬陷，但苏轼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自知无法在朝中待下去了，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2.爱的缘由：惺惺相惜的文豪
王安石的变法，触及到了很多人的利益，而其变法的过程中过于激进也让老百姓的利益受损，既得利益派和保守派的反对变法一直高涨。王安石在遭受诬陷冤屈和丧子之痛后，终于心灰意冷，要辞相回乡。苏轼前脚去了杭州，而王安石不久后就回到江宁老家。
元丰初年，苏轼被人向神宗举报“谤讪朝廷”。神宗震怒，下旨将苏轼逮捕入狱，定罪后斩。除了弟弟苏辙求情外，满朝文武无人敢求情。而王安石身在江宁，当他得知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时，苏轼已经被定罪，性命危在旦夕。虽然两人相互争斗多年，但王安石认为国家正是多事之秋，两人的矛盾只是属于政见不同，苏轼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王安石派人将自己的亲笔书信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呈给神宗。信中说到，国家正是用人之际，苏轼是难得的良才，不可因为一些诗词歪曲理解就错杀。神宗特别敬重王安石，看过信后，确实是言之有理，边下旨释放苏轼，贬至黄州。
几年后，苏轼从黄州移居至汝州。途径江宁，想起赋闲隐居至此的王安石，当年能够不计前嫌冒死相救感慨万千，正好趁此良机登门拜访感谢。王安石听到苏轼来到江宁，立即动身赶到渡口与苏轼相见。两人在江边煮酒吟诗，畅谈甚欢，共游数日难道离别。陈年隔阂以消云散。
王安石、苏轼两人都是集深厚的文学底蕴与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流人物，二人的矛盾也只是限于政见上不同，但无小人之心，二人都是为国为民。两人在文学上相互钦佩，政治上的彼此宽容，这才是文人重臣惺惺相惜的重要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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