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西方文明的差異中尋找線索,西方人為什麼不重視疫情?

前言:我國人民在與疫情的抗爭中付出了很大的犧牲,並且為包括歐美在內的全世界留下了緩衝期。但多數西方人似乎並沒有認真地對待中國為全世界爭取的這一機會,或者是希望,而是選擇的是冷眼旁觀甚至是冷嘲熱諷。但隨著近期疫情在歐洲以及美國的爆發性蔓延,西方人似乎認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開始認真對待我國付出巨大代價所換來的經驗,但是卻已經失去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時機。

在這裡我們有一些疑問,為什麼西方人在我國與疫情抗爭,並且再三發出警告的情況下沒有做出應有的反應。而採用與西方相同政體制度的日本與韓國卻可以有效的控制疫情的發展。這一切難道僅僅是因為西方的傲慢與偏見嗎?又或者是出於冷戰思維?但當我們回顧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卻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歷史上西方各國在對待疫情的態度上似乎從來沒有改變過,用一句我國的老話講就是聽天由命。這在我們這些東方人來看簡直是匪夷所思,但是對於西方人來說似乎再正常不過。本文就將從西方文明的起源及發展上著手,從根上扒一扒西方人對待疫情為什麼那麼的“不認真”。

在東西方文明的差異中尋找線索,西方人為什麼不重視疫情?
  • 歐洲文明的起源與發展

主流學說將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起源歸結於三個源頭:

  • 古希臘文明
  • 古希伯來文明
  • 古羅馬文明

而三大文明之間的關係又是相輔相成,這裡簡略介紹一下這三大文明以及與現代西方文明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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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遺址


古希臘文明:古希臘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包括希臘半島、愛琴海和愛奧尼亞海上的群島和島嶼、土耳其西南沿岸、意大利西部和西西里島東部沿岸這一片地區的稱謂。古希臘文明出現在公元前800年,結束於公元前146年,持續了約650年左右。在古希臘文明之前,歐洲沒有任何明確的關於文化、藝術、哲學等方面的記載,因此古希臘文明可以說是歐洲文明的開端。而且古希臘是歷史上第一個實行類似於現代民主制度的文明,因此可以作為現代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古希臘文明衰敗之後,其諸如哲學,建築、藝術等很多重要的文明學說並沒有隨之消失,而是被後來的古羅馬文明所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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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文《舊約》抄本


古希伯來文明:古希伯來文明源自於閃族。閃族又稱為閃米特人,公元前居住在阿拉伯沙漠的南部,屬於亞非語系閃米特語族的不同民族被統稱為閃族。閃族多數為遊牧民族,其中有一支三次向漠北進行大規模遷移,最終進入了著名的新月沃地。而當地的迦南人認為這一支閃族人來自於東方幼發拉底河的東岸,因此稱呼他們為“希伯來人”,意思是“來自大河彼岸的人”。就在這三次大規模北遷的途中,希伯來人吸收了沿途各地的文化學說,進而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明,這個文明被稱作希伯來文明。希伯來文明與現代西方文明最重要的關聯在於創立了古猶太教,撰寫了《聖經》,進而發展出了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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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圓形競技場


古羅馬文明:古羅馬文明於公元前九世紀起源於意大利中部臺伯河入海處,是一個有著兩千年曆史的龐大文明。古羅馬文明與現代西方文明現代西方文明最重要的關聯主要體現在司法方面。古羅馬法可分為三大系統:民法、萬民法、自然法。其中自然法更是在西方法系中首次提出了諸如人人平等,個人權利不可侵犯等接近現代西方司法制度的觀點。公元六世紀查士丁尼大帝將古羅馬法加以整理,編撰成《查士丁尼法典》,奠定了歐洲大陸法系的基礎。

這三大文明之所以被稱為西方文明的三大起源,是因為這三大文明的成果最終都匯聚於基督教之中。隨著基督教在歐洲的廣泛傳播,以及信仰基督教並奉行政教合一制度的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長達千年的興盛,歐洲建立起了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文化體系,這個體系就是現代西方文明的基礎。

  • 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導致觀念的不同

與西方以神學為基礎所產生的文化體系不同,以我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則是以用來解決問題的思想學說為中心。以我國為例,我國的文化是以先秦思想為基礎,輔以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各類學說,進而形成的文化體系就是我國所特有的中華文明。並且我們的中華文明輻射到了周邊國家。因此可以解釋為什麼日韓的政體制度上與我國不同,但是不管是政府還是個人,在防控疫情的態度上卻相當的一致。

與認為人可勝天的東方文明不同,西方文明的核心之一則是預訂論。預訂論是源自於基督教的一種神學術語,指的是人一生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確定的。之所以稱之為預定論而非宿命論,是因為這所有的確定都是神所給予的。但是神並非規定了每個人的命運,而是通過三種旨意,既:命定、允許、任憑的方式給予了人相對的自由。但是在大的事情上人是無能為力的,因為一切的事物都在神的計劃之中。而神之所以給人相對的自由,是因為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使人們從內心真正認識到神的榮耀與權能,從而真心遵從神的教悔而非被動接受既定命運。因此可以看到同樣是關於洪水的傳說,在東方文明中表現為大禹治水,而西方文明則是諾亞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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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亞方舟模型


  • 思維定式決定了具體表現

2019年至2020年在澳大利亞發生了一場跨年度森林火災。這場火災自2019年9月開始歷時四個多月,直到2020年2月才被自然降雨所撲滅。期間超過1000萬公頃土地過火,奪走了約5億隻各類野生動物的生命,火災所造成的煙霧已經環繞了整個地球一週。但是在火災初期澳大利亞人的反應卻耐人尋味。有趕赴火場救火的志願者,但更多的則是反對開闢防火隔離帶的聲音。而大部分澳大利亞人關心的不是火災而是火災造成的氣候變化問題,似乎沒有多少人真正的關心如何滅火,甚至還有人因為私自開闢防火隔離帶而遭受重罰。直到火災完全控制不住的時候,澳大利亞人才開始認真對待並尋求外界的幫助,但一切已經為時已晚。這一切與此次疫情初期西方人的態度是何其的相似。

在東西方文明的差異中尋找線索,西方人為什麼不重視疫情?

雖然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神學的影響力在不斷的降低。但就如同我們多數人已經不再背誦四書五經卻依然堅信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標準一樣,源自於神學的傳統西方文明的價值觀早已深深印在了西方人的思想深處。但是這種價值觀已經從信仰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演變成固定化的,缺乏變通與危機意識的思維定式。因此才導致雖然歷史上西方曾多次發生大規模疫情,卻完全沒有吸取教訓,最終多次重蹈覆轍情況發生。即使是現在這種疫情嚴重的情況下,很多西方人還是習慣性的不佩戴口罩,而在我們看來這簡直就是以聽天由命的態度面對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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