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商業模式設計的戰略導向：目標、核心及主體特徵
1、西方商業模式設計：設計的內在要求
20世紀60年代戰略管理形成以來，西方商業模式的探討亦隨之形成。事實上，商業模式是在企業或組織的戰略模式的目標框架下進行設計與規劃的。
泰莫斯規範商業模式設計涉及如下內容：它應該在企業戰略目標下實現，具體則指一個完整的產品、服務和信息流體系，包括每一個參與者和其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及每一個參與者的潛在利益和相應的收益來源和方式。
在分析商業模式過程中，主要關注一類企業在市場中與用戶、供應商、其他合作辦的關係，尤其是彼此間的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
2、現代西方商業模式構建：核心與主體
1) 西方商業模式規劃與設計的核心
西方商業模式設計的核心內涵體現為：為實現客戶價值最大化，把能使企業運行的內外各要素加以優化配置與整合，形成一個完整的高效率的具有獨特核心競爭力的運行系統，並通過最優實現形式滿足客戶需求、實現客戶價值，同時使系統達成持續贏利目標的整體解決方案。
2) 現代西方商業模式構建的主體。
西方商業模式的主體一直以自身作為戰略目標、任務與政策推進的主體，當然，目標對象是市場。這種商業模式藉助組織內在的制度安排、治理形式圍繞著企業目標、任務進行。
而客觀上建立在市場環境與競爭機制基礎上構建的商業模式雖然符合企業戰略目標規範，但是，不可否認，關注了市場，失去了包括整個市場的社會體系。
一直以來，商業模式構建的客體範圍約束於市場體系之中。市場機制本身是具有制度導向的一種制度安排。企業市場行為與經濟活動具有工具性、制度性及機械性特點，而其作用參與主體的流程上受到法律與制度安排的制約與規範，並按照制度化目標進行工具化推進。
3、西方商業模式設計理念：戰略性迴歸。
一般而言，西方管理強調完成的目標通常是企業利潤最大化、股東利益最大化等，近二十年開始注意到將社會責任納入到企業價值實現的輔助載體中來。
特別是在近十年開始意識到：即便組織的目標是最好的，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或者實現目標的方式、方法也可能會違背一定社會人群的行為規範。這種意識的萌發實際上正是西方管理向東方管理迴歸的表現之一“。
從目標來看，中國管理比西方管理更注重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係的和諧發展，即人的成長、成熟與生存質量。
二、東方管理商業模式設計主體思維、建構及方法：基於西方比較視角的剖析
1、 東方管理商業模式的戰略目標：基於東西方思維結構比較分析
1) 東方管理商業模式順應規律的目標：柔性化“共生“之價值
從東方管理商業模式研究的價值意義上看，所有具體的管理中的人物事，都都需要放在社會人文價值體系中去進行研判其價值與意義。而不是企業率先作出決定，再去探討如何去滿足這個目的。
東方管理商業模式研究的主旨滿足了現代管理所要求的強化人性、整體、共生的戰略價值。從以物為主的管理，轉變為以人為主的管理;從硬性管理，轉變為柔性管理，是西方管理理論的發展，在本世紀經歷了幾次重大的轉變後才開始注意到。
2) 東西方商業模式的主客體比較：基於東西方思維結構比較評價。
可以看出，從商業模式運營的戰略主體上看，東方管理的目標來源於人文社會體系，而西方戰略管理的目標來源於企業、個人等參與主體的利益訴求。這樣，實行戰略手段的決定因素則產生了視角的差異。
我們在前曾提及西方戰略管理在規劃視角與範圍上，受到市場的制度化機制及其工具化機械化的運行規則規制所制約，在未進入市場體系之前，戰略決策的前期目標與社會調研的約束內容與範疇，往往還受到市場內在機制的制度化環節所約束，而往往我們考慮到的範疇實際更為廣泛，比如文化、意思形態、價值模式、社會習俗等等因素。
而這些因素是卻是西方戰略管理所不能夠完全展開，甚至所擯棄的內容。另一方面，受到主體意願的制約。西方戰略管理中，企業的意願往往影響客觀戰略結構、戰略決策，以及戰略路徑等。但是，誠如德魯克所認識到的，企業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營銷，即，“屁股決定腦袋”。 它決定企業是什麼，也決定企業的功能與任務及是否可以存在。
3) 哈耶克關於傳統文化秩序的力量：不是消逝的過程，而是積澱。
哈耶克傳統自由主義認為：“通過利用形成秩序的力量(協調其成員行為的常規)，我們可以達到一種秩序”。我們應該注意到這種協調成員行為的秩序，並非是完全由個人主義的經濟行為引導的。
其中所包含的事實，要比我們刻意的制度安排所能取得的情況不知複雜幾何，因為“它是一種文化的組織與應用”。
如果我們能夠對於這種誘發傳統文化秩序的傳統文化因素，可能性善加利用，使其達到換了別的方式便無法達到的程度，我們就要在限制自己對該秩序的細節上施加力量。
那麼，實際上，正確的理解就是我們的管理不能再期望僅僅通過工具化的制度安排形式來達到預期效果，需要進行再思考，探討對通過制度化解決一切的思維方式作出限制，並通過制度之外的因素來很好的“吻合”這種社會傳統文化秩序。客觀上，達到一種組織利用社會人文體系組織與激發社會資源獲得利用的效果
2、商業模式的以“心”造“體”：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
不管國家還是企業主體，須以義生利，並由此承擔社會責。《大學》中：“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的原則，儒家已經在2000年前闡釋了治國思想，而西方三百年前才出現“父愛主義”與古典經濟的《國富論》的論述。
1) 人文社會之“心”：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
所謂的“心”的概念最早來源於中國的儒學。在文化心理學中“心”稱為社會行為客的心性，表現為一種“文化價值模式”。
所謂“體”指行為主體的存在模式，表現為一種“組織行為模式”。行為主體要使自己的行為能夠激發行為客體的行為，必須瞭解社會行為客體的心性特徵，並使自己能夠在瞭解行為客體心性的基礎上激發他們的行動。
所以，行為主體需要了解社會行為客體的心性要求，並能在瞭解對方心理價值需要的基礎上激發對方的行為。
“心”的載體是人，而在儒家“心學”中，“心性”亦是本體性的存在。人作為人文社會中的人，總要和其他人發生各種各樣的關係。明代的王守仁(字伯安，公元1472-1528年)繼承了陸九淵的思想，使心學發展得更加完備具有行為科學內涵的系統學說。
它以人性與宇宙協同發展的本源看待修身的宇宙本質，或者宇宙之本“心”，以及運行發展“規律”。然後由裡及表，由己及人，由近及遠，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間人性社會活動的辯證統一關係。依此，儒家建立起一整套的人性心學價值觀體系。
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博學於文是指管理者的自我修養，而約之以禮，則明確管理模式延伸到社會非制度化群體中，要由“禮”等文化要素達“心”，達到百姓的心性激發中，形成價值紐帶關係。關於“禮”的研究很多。儒家以：“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儒家認為社會之間良性價值關係及其秩序的本質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深刻地揭示了社會、自然及宇宙和諧發展中的人的行為如何推己及人之“心”。
2) 組織構架其“體”：功能的適應性及人文社會價值體系的有機構成
所謂“體”在中國人文哲學認識論中屬於“理學”對客觀存在的事物“應該是怎麼樣”的認識。它對應於西方人文哲學的本體論對客觀存在應該是什麼的客觀規範。東西方人文哲學在認識事物的“體”的方面有諸多本質上的不同。但是從對客觀事物規範的界定上卻是一致的。
如何認識“體”中國儒家“理學”對“體”的認識有很多。其本質則為符合宇宙大律與萬物之道的功能性順應、協同及治理模式。但是，中國儒家及百家學者在探究宇宙萬物演變規律時，往往亦會在不同歷史背景下出現錯誤的認識。
比如，儒學為統治階級利用後，政教合一也面臨著某些方面走向墮落(在某些方面，受到歷史服務統治階級儒家學者基於服務封建君主而篡改，某些方面的理解已經開始開始離開儒學初期的本意，具有某些“儒教性“愚民的特徵)，諸如把綱常看做“天理”;又比如董仲舒以儒家的宗法思想為核心，參以神、君、臣、父、夫權等五行之說，這並非科學的過程。
但是，從儒家“理學”的研究出發點的視角看，理學家們能夠建立於從本體論的高度研究社會存在的理與欲的關係的路徑，卻是正確認識“體”的認識論基礎，擁有很多合理性的成分可供借鑑。
它所提倡以人為核心通過“理”與“欲”的逆向思維研究社會行為人的人性特徵的構建，是我們研究、分析及構建客觀行為主體的以什麼樣的合理形態存在於人文世界中的正確思路。正所謂《道德經》所言：“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聖人之治也，為腹不為目”。
《周易》把萬事萬物的演變規律作為一個辨證互動的連續統一體。它說明在一切事務的發展中，任何事務的開拓與創造中，“厚德”佔居首要戰略地位。象辭解曰：天(即自然)的運動剛強勁健，相應於此，君子處世，應像天一樣，自我力求進步，剛毅堅卓，發憤圖強，永不停息;大地的氣勢厚實和順，君子應增厚美德，容載萬物。
中國哲人通過對人、社會、自然之間基於人的行為關係以及人的內心世界的挖掘，以指導社會的行為的方式與西方個人主義的做法有著截然的不同。直到現代西方人文主義思潮的發展對人性的挖掘開始成為行為科學關注的一個主要問題，併為管理學最新思潮所應用。但中國哲人對“心”的探討有著兩千年的歷史，獲得了很多難得的規律性的內容值得我們去借鑑。
3) 東方管理商業模式協同戰略方法分析：以“籌、謀、術”三者為核心。
根據復旦大學首席教授東方管理學派創始人蘇東水先生的總結，東方管理的要素可以概括為“道、變、人、威、實、和、器、法、信、籌、謀、術、效、勤、圓”等十五個方面。而東方管理戰略則為“籌、謀、術”三者為核心所建立的實現目標的一切策略，方法及謀略及手段等的運用、推行，以及實施過程。
籌，就是運籌帷幄。《孫子兵法》中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意思是說，興兵作戰之前，充分估計各種主客觀條件，精心運籌帷幄的，勝利的可能性就大一些;預見獲得勝利的主客觀條件不充分，就不容易得勝。因此，管理過程中，尤其是涉及到競爭決策的情況下，運籌帷幄的好壞常常決定了管理的成敗;
謀，就是預謀決策。“計也議也圖也謨也”。“計，籌策也;議，謀也;圖，謀劃也;謨，議謀也。”(《說文大字典》)可見，計、議、圖、謨與謀在古代意義相通。《書洪範》也講到：“明作哲，聰作謀。”另《詩集傳》也說：“諮事之難易為謀”。
可見，在東方管理中，人謀概念其實就是人聰明才智的代名詞，是智慧的象徵。它其實是管理者或者智囊團對戰略目標進行預測和形勢分析，並運用權謀和策略等智慧性技巧來達到預期目標的行為。用現代的語言講，人謀包括了計劃、決策以及戰略管理
所謂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講的就是要提前預謀籌劃，才能把握局勢發展的先機;戰國時范蠡提出的“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及“知鬥修備”等原則，也集中體現了東方管理的預謀決策思想。謀，更側重於預測和把握未來發展的動向;籌，則是反反覆覆根據當時當地的內外部條件，側重比較各種備擇方案，兩者是有區別的。
術，就是巧妙運術，也就是要講求方式方法。”術在我國曆史上各個朝代中基於社稷治理的要求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治國方略，並記載於“資治通鑑”、“史記”等歷史文獻中。特別是在中國的兵家及法家等下學說中關於術的記載及描述極為豐富。
3、以“心”造“體”：從功能適應到兩性互動，無為得治
《老子》第四十九章有言：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人文社會科學必須研究人類獨立的精神意識運行規律，把人作為物質與精神兩個世界的綜合體。挖掘人的“心性”的價值模式，將其應用與企業價值行為管理模式的構建上，並使企業的價值行為管理模式與人文社會作出功能上的適應，從而指導企業的價值創造行為。
儒家治理方式上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其本質是一種符合社會人文秩序佈局的一種治理模式。另外，儒家希望通過“禮”的制訂限制人本性性眾的惡。“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製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在企業管理中以“心”造“體”，實際上實現的遠遠超越西方企業所規範的“心智模式”的內涵，它建立的是一個統一體與社會自然等的共生有機體，遠景意義上是一個社會價值運行體系的塑造，而它則服務於社會價值體系中無數眾生之間有機互動中的諸多功能，或者說對接了眾生構成的社會價值體系中的價值交換與往來種的諸多功能性價值鏈或者網絡的治理與服務。所以，其本質則為功能性服務而實際。
三、西方管理向東方管理的迴歸——自管理作為哲學，從管理藝術開始
東方管理商業模式戰略框架的文化導向上體現為文化理念與文化元素之間治理與協同的整合。我們談到東方管理戰略的文化理念前提是“德”治的戰略，與社會之間作用關係則體現為“德”與“禮”為核心基礎上的各種文化元素對社會非制度化群體的“教化”干預與協同，它會使組織或企業的“體”同步與融合於社會的“心”，整合於社會文化佈局與文化秩序。
客觀上完成了“吻合”人文社會的價值模式與群體文化機制模式。比如，儒家提出的社會中提升人性發展質量及贏下過你社會秩序結構中可教化的因素“仁、義、禮、智、信”則為文化元素。這些元素往往亦成為企業商業模式的治理中比物質化資本更為寶貴的東西。
中國的管理亦可以稱為藝術，而且這種藝術是非常精妙的。西方真正體會到管理是一門藝術時，已經是二十世紀末期。
自上世紀60-70年代後發展歷程的發達國家日本通過“東亞模式”使經濟獲得騰飛以來，西方的諸多學者開始關注日本管理的東方因素，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根在中國，卻源於日本的企業文化，誠如我們所知道的，美國學者威廉大內建立了企業文化的理論體系，接著90年代以後類似約翰•科特的《現代企業的領導藝術》、阿倫•肯尼迪、特倫斯•迪爾的《西方企業文化》等一系列管理藝術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獲得了繁榮。
所以，管理的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宛如烹飪，正如老子《道德經》所言：治大國若烹小鮮。不僅大小把握都有其度，其“以心治體”的本質卻亦無大異。總之，人類思想精神文化的研究不僅應從哲學的高度審視規律大道，同時亦應該從其本身的特徵差異將管理看作門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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