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妮娜（澎湃新聞 劉箏 繪）
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自2005年啟動以來，已陸續出版了修訂本《史記》《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魏書》《南齊書》《宋書》與《隋書》。《金史》修訂版也終於今年與讀者見面。
修訂本《金史》的主持人為吉林大學文學院程妮娜教授。程教授是遼金史、東北史、北方民族史、中國邊疆史領域的專家，著有《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古代東北民族朝貢制度史》《古代中國東北民族地區建置史》《中國地方史綱》《中國曆代邊疆治理研究》等。她在此次訪談之中詳細介紹了《金史》編纂、點校與修訂的情況。
《金史》（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精裝八冊）
[元]脫脫等 撰
傅樂煥、張政烺 點校
程妮娜 主持修訂
978-7-101-14218-1
540.00元
在您看來，我們應如何評價《金史》？它在內容上有什麼特別值得重視的地方？
程妮娜：金朝是東北土著民女真人建立的王朝，1115年建國，1234年被蒙古汗國（1271年為元朝）滅亡，《金史》紀錄了金朝一百二十年的興亡始末。金建國二十餘年後，熙宗朝完成了國家主體制度的中原化改革，仿照中原王朝建立了國史院、著作局、記注院等一套修史機構。金朝一共修了十部實錄，為元代撰修《金史》提供了珍貴的原始資料。儘管金朝與同時期的南宋相比，修史成果不多，但有金一代女真統治者奉行對中原文化兼容幷蓄的政策，刊刻了許多官修、私撰的書籍，金朝滅亡之後，遺民中元好問、劉祁、王鶚等一些士大夫以“國亡史作，己所當任”，為使金朝百年來事蹟不隨世磨滅，或著述、或記於碑刻，意在“他日為史官採擇”。元朝在上述基礎上纂修的《金史》可以稱得上是一部信史。尤其是在現代流傳下來的金朝書籍很少的狀況下，《金史》的史料價值更加彌足珍貴，可以說是研究金朝歷史最重要、最有價值的史籍。
從《金史》的內容看，值得重視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金史》的紀、傳、志、表中都體現了金朝是一個多民族王朝。女真建國後僅用十幾年的時間先後滅亡遼朝和北宋王朝，佔據了黃河流域，所轄人口以漢人為主，金朝官員集團由女真、漢、契丹人、奚人、渤海人等多民族構成。《金史》除《外國傳》和《后妃傳》之外，人物傳記六十九卷，共七百七十多人，其中女真人與其他族人約各佔一半，漢人在其他族人中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有金一代女真官員始終牢牢地把持著中央與地方重要的軍政大權，其他族官員居於次要地位，隨著金朝中原化程度的加深，漢族官員的數量與地位日益提高。
其次，彰顯了女真人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女真人原無文字，建國之初，金太祖命完顏希尹等人創制女真文字，天輔三年（1119）頒行女真字之後，便以女真字記述本族先祖遺事、舊俗法度。金熙宗時期史館完成的首部實錄即是《祖宗實錄》。據此撰寫的《金史·世紀》中直言：“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地也。”首開北族在中原建立王朝（政權）者不以先祖比附華夏之炎黃二帝的先河。為了保持女真民族文化傳統，遷入中原的女真人仍實行猛安謀剋制度，生產之餘習練騎射，用女真文翻譯儒家經典來提高女真人的文化水平，同時倡導女真純實之風。儘管如此，金末中原地區的女真人還是基本喪失了本族的尚武傳統。
再次，在與南宋、西夏等政權並存的時代，很長時期金朝在政治上佔據主導地位，海陵王曾說“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在多政權並立的歷史條件下，金朝號稱中國，自視正統。到金朝中後期各族人完成了對女真王朝的國家認同過程，如金後期文壇泰斗趙秉文說“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代表了這一時期各族士大夫的基本共識。在金蒙、金宋戰爭中女真人與其他各族人士中都出現了許多忠於金國的忠義之士。這反映了我國古代王朝後期，以北方民族為統治者的王朝中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
史學家認為《金史》是元修三史即《金史》《遼史》《宋史》中修撰得最好的一部。能否具體談談《金史》的編纂特點？
程妮娜：《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評價曰：“金史敘事最詳核，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認為金史修撰得益於金代實錄本自詳慎，宣、哀以後諸將傳記，多本之元好問、劉祁二書，皆耳聞目見，“其筆力老勁，又足卓然成家”。“纂修諸臣於舊史亦多參互校訂，以求得實，非全恃鈔錄舊文者”。每一大事以主其事者詳敘之，“有綱有紀，條理井然”，不至枝蔓，“最得史法”。《四庫全書總目·金史提要》稱讚金史：“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疎，贍而不蕪，在三史之中獨為最善。”清人對《金史》的讚揚，主要著眼於《金史》的文筆敘事體例和相當程度上的求實審慎。毛汶在《〈金史〉平議》一文中認為，蒙古曾是金的附庸，歲貢有常，蒙古的勃興濫觴於金章宗泰和之季，此後金元史事的起伏縱橫，多互相關聯，元朝翰院諸公秉筆為文之際，自不能不明其體例，整其紀綱，兢兢然惟患其書之或有缺聞。故元修《金史》除了原有的基礎外，史臣格外用心，也是《金史》在“在三史之中獨為最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史》的纂修體例與前代相比，也有其獨特之處，其一，漢唐修史唯以實位帝王入本紀，《金史》打破成規，為女真歷代祖先作《世紀》，為幾位被尊奉帝號的皇帝之父作《世紀補》。其二，新創《交聘表》。金朝南與宋對峙，西北與夏為鄰，東南高麗國稱臣。《交聘表》將金與宋、夏交聘往來和金與高麗封貢往來並列，金與周邊諸國的交往關係一目瞭然。若以金與諸國的雙方關係而論，宋、夏雖有一段時期向金朝稱臣，更主要的是“兄弟之國”的交聘關係，表中未能體現差異，略有不妥。其三，《金史》中關於女真歷史諸多方面的記載，多不見其他史籍，書末附《金國語解》，以漢字注音的形式將女真語的基本詞彙保留下來。元朝史官在編寫時說：“《金史》所載本國之語，得諸重譯，而可解者何可闕焉。”女真文字譯音得以保存，這與元朝國史館由多民族史官共同修史有關。趙翼《廿二史札記·蒙古官名》曰：“金史有國語解一卷，譯出女真語，令人易解。”對了解金代女真社會生活彌足珍貴。
《金史》雖被後世稱道，譽為“三史之中獨為最善”，但仍存在諸多的疏漏錯誤。《金史》的志、表較為詳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其中《選舉志》《禮志》較為翔實，但《百官志》《兵志》卻缺漏較多，如《百官志》沒有從金代官制流變的角度進行梳理和記載，僅以海陵“正隆官制”為主，對之前的金初漢地樞密院、熙宗“天眷官制”，以及章宗朝設置的九路提刑司、金末行省制度等重要制度沒有明確的記載。又闕《藝文志》，元朝史官說：“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製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金代官私著作雖不能與宋相比，但也有一定數量的著作行世流傳，清代學者補撰藝文志，得書二百餘種。《金史》未作《藝文志》，實為元朝史官之責。
《金史》中女真人名、地名的同名異譯現象比較普遍，如女真皇室起源地的按出虎水，在《金史》有五種寫法；一個女真人的名字兩種以上寫法很常見，有的多達三四種寫法。同名異譯現象可能是史源不同所致，也可能是元代史官隨意而為造成的。好在《金史》中重要的女真將相的名字，經史官整理，在紀、傳、志、表中基本採用漢名，僅在傳記中說明其女真本名，如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朮，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們讀史時可能出現的混亂，是值得稱道的。
《金史》中存在諱述金朝前中期與蒙古的關係，以及與蒙古諸部戰爭的現象。儘管學界贊《金史》詳而核，約而贍，不枝蔓，但《金史》與《宋史》相比，尚失之於略，後人研究金史往往苦於資料短缺。此外，《金史》記述中存在諸多疏漏錯誤，清人施國祁用二十餘年讀《金史》幾十遍，著《金史詳校》十卷，指出其病有三：一曰總裁失檢；二曰纂修紕繆；三曰寫刊錯誤。清代以來學人校勘研究《金史》的成果不可謂不多。對此，我們進行了全面蒐集和梳理，加之不斷有金代碑刻墓誌新出土，在這次《金史》修訂工作中皆加以參考和利用。
《金史詳校》
您如何評價此前的《金史》點校工作？
程妮娜：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中華書局開始點校《金史》，最初由傅樂煥先生承擔點校工作，傅先生是遼金史學界的著名學者，不幸的是1966年5月傅先生去世，此時僅做出少部分工作。其後大部分點校工作在1971年後由張政烺先生完成，崔文印先生負責編輯整理。
傅樂煥
張政烺
張先生在歷史學、古文獻學、古文字學等領域有很深的造詣，在史學界享有盛譽。點校本《金史》採取“底本式”整理方式，選取以版本精善、校勘審慎而被稱道的百衲本為底本，以北監本、殿本為參校本，擇善而從，並參考了殘存《永樂大典》的有關部分。對前人的校勘成果，如清人施國祁積二十餘年而書成的《金史詳校》，張先生採取審慎的態度加以取捨，並對舉證缺漏的地方進行了補充。《金史》中記載了大量女真譯文的人名、地名、官名，對不是專門從事金史研究的學者來說，點校是具有相當大難度的。張先生以他深厚的學術功力完成的《金史》點校本，為金史研究者和《金史》閱讀者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礎和極大的便利。點校本《金史》於1975年出版，之後曾經挖改，多次印刷，是現代最通行的《金史》版本。
這次《金史》修訂，在原點校本的基礎上又做了哪些工作？您覺得這些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麼？
程妮娜：《金史》修訂工作是在原點校本的基礎上進行的，修訂工作的總體目標是通過全面系統的版本複核、文本校訂，吸收學界的研究成果，消弭點校本存在的缺憾，使修訂本成為符合現代古籍整理規範，代表當代學術水平的典範之作。《金史》修訂工作從2009年開始，主要工作有如下幾方面：
一是在點校本所採用的校本的基礎上，補充新校本，校訂文本，整理出更為準確的文本。點校本以百衲本為底本，參校北監本、殿本，對於諸本的異文，採取“擇善而從”的原則，改動過的文字很少註明版本依據。這種現象在點校本“二十四史”的其他史中也可以見到，這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或許不視為問題，但當下則有違古籍整理規範。《金史》修訂工作同樣採取“底本式”整理方式，仍以百衲本為底本，通校元刻本（即中華再造善本及國家圖書館所藏其他殘本）、清乾隆殿本，參校明南監本、北監本、清局本，以及永樂大典殘本的相關部分。通過對讀版本，對點校本改動過的字逐一複核，通假字、易生歧義的字從底本。改動無誤的字，補充版本依據。改動不當的字，予以回改。
二是審慎修訂原校勘記，增補新校勘記。對原校記堅持非誤不改的原則，力避以是為非，產生新的失誤。點校本原有兩千零一十七條校勘記，修訂組在逐條覆核的過程中，依據修訂總則和《金史》修訂凡例的要求，進行適當的修改，使之符合此次的修訂體例。如據“凡例”漢語以外的其他民族語言的同名異譯現象不出校記，此次對原校記中這部分內容除在列傳部分卷目與傳文略作統一外，其他一律加以刪除。以審慎的態度對確有不當的原校記加以修改或刪除，刪掉原校勘記一百二十餘條，修正不準確的校勘記數十條。
如卷一九《世紀補》中記錄宗翰說：“以八月往陝西，或使宗弼遂將以行，或宗輔、宗翰、希尹中以一人往。”後一處“宗翰”必有誤。點校本吸收施國祁《金史詳校》的校勘成果，將正文“宗翰”二字改為“宗幹”出校勘記。但據《金史·太宗紀》：“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翰、宗望總戎事。”太宗即位後，宗幹任國倫忽魯勃極烈，輔佐太宗居京師，主持建立健全國家制度的工作，並沒有在金宋戰場上領兵作戰，況且，宗幹的身份與地位都高於宗翰，此處改為“宗幹”明顯不妥。我們認為後一處“宗翰”可能是衍文，但在沒有確切依據的情況下，恢復原文，修改原校勘記，只是指出問題。儘管原文讀起來前後矛盾，可供研究者進行研討。
在修訂過程中，參考了施國祁《金史詳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道光殿本的考證、張元濟《金史校勘記》，以及清代以來學界相關的校勘成果，仔細甄別，加以吸收。新增補校記的出校標準主要依據點校本的校勘紀，最後確定新出校勘記近九百條，佔修訂後校勘記總數兩千七百八十多條的百分之三十二左右。
三是修訂標點與專名線的問題。《金史》標點和專名線容易出錯的地方，主要是女真等北方民族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問題，隨著金史與女真史研究的深入，對女真的姓氏與名字的特徵、少數民族官名、邊疆地名有了較多的認識。本次修訂對二百多處失誤的標點進行了糾正。
如人名，有誤將兩人認為一人，卷三《太宗紀》，點校本標點為：“蒲察鶻拔魯、完顏忒裡討張萬敵於白馬湖。”“蒲察”是女真人的姓氏，也是女真人名。卷七三《完顏希尹傳》稱“西京降，使蒲察守之”。卷七一《斡魯傳》，“西京已降復叛，敵據城西浮圖，下射攻城者，斡魯與鶻巴魯攻浮圖，奪之”。知蒲察與鶻拔魯非一人，兩人的名字中間當加頓號。卷八〇《大㚖傳》點校本標點為：“（宗）盤屬內侍僧兒員思忠使言於寶林曰。”同一件事在卷六《世宗紀》中記載“（宗）盤屬內侍僧兒言之寶林”。知僧兒與員思忠為兩人，中間當有頓號。又有誤將一人的姓與名斷開認為是二人，如卷九八《完顏匡》傳，點校本標點為：“及管押納合、道僧、李全家口一併發還。”“納合”屬女真“白號之姓”（《金史》卷五五《百官志》），“納合”與“道僧”是一個人的姓與名，中間頓號當刪掉。
又如地名，有誤將兩地認為一地，卷七二《婁室傳》，點校本標點為：“遂降移燉益海路太彎照撒等。”據卷七一《斡魯傳》：“遼兵六萬來攻照散城，阿徒罕勃堇烏論石準與戰於益褪之地，大破之。”益褪即移燉。卷一二一《納蘭綽赤傳》，其為“鹹平路伊改河猛安人”。伊改即益海。是知移燉和益海為兩路，應於兩者中間加頓號。又有誤將一地認為兩地，如卷七一《闍母傳》，點校本標點為：“將士分屯於安肅、雄、霸、廣、信之境。”據卷二四《地理志》遂州條稱：“宋廣信軍，天會七年改為遂州，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隸，號龍山郡。”是知廣信為軍名，不應斷為兩地。
金代女真與部分北方民族的社會基層組織實行猛安謀剋制度，作為行政建置的猛安謀克名稱之下，當有專名線。點校本在設置猛安謀克的地區下加上了專名線，對行政建置的猛安謀克沒有加專名線。此次修訂，比照州縣之例，在行政建置的猛安謀克之下補上專名線。
您曾師從著名遼金史、地方史學家張博泉教授，能談談張先生的教導對您從事《金史》修訂工作有什麼影響嗎？
程妮娜：張博泉先生一生學術成就斐然，在遼金史、北方民族史、地方史和史學理論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張先生在遼金史研究中偏重金史研究，是我國第一位以金史為主攻方向的著名學者，他在金史研究領域多有建樹，具有開拓和奠基之功。張先生最初是以女真人的基本社會制度為切入點，進而研究整個金朝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問題，並在多年的史學探索中建構了“中華一體”的理論體系，將遼金史、民族史、地方史推向深層次研究。我是張先生招收的第一屆碩士研究生，畢業留校後，在先生身邊工作多年，先生對我的耳提面命，使我從一個懵懂的青年學子逐漸成熟起來，在先生的引領下走進學術殿堂。我在金史領域中主攻研究方向是政治制度史，也跟隨張先生做過金史其他領域包括校注《金史》的研究工作，這些學術訓練和科研經歷，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為這次修訂《金史》做了前期的儲備工作。
修訂過程中，無論是複核原校勘成果，還是增訂新的校勘成果，都不僅僅是從文字的角度發現問題，還要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發現問題。如卷一〇《章宗紀》，“東京路副使三勝進鷹”。原校記於此句下據殿本出校，“三勝”殿本作“王勝”。複核時在版本校方面補充了南監本、北監本、局本與殿本同。同時注意到金朝無“東京路副使”一職，東京路下當闕某機構。據卷二四《地理志》鹹平府條下有遼東路轉運司；卷九《章宗紀》大定二十九年“復置北京、遼東鹽使司”；《大金國志卷》三八有東京鹹平府路提刑司，三司皆設有副使。從下文看疑是東京鹹平府路提刑副使，此次修定將上述內容補充到校紀中。又如，卷一二《章宗紀》，“勅諭臨潢泰州路兵馬都總管承裔等修邊備”。兵馬都總管是路一級長官，金朝未曾設置過臨潢泰州路，章宗朝有臨潢府路，如卷一〇一孛術魯德裕傳，章宗朝“遷左監軍兼臨潢府路兵馬都總管”。此時泰州隸屬於臨潢府路，故“泰州”二字為衍字，當削，並應於“臨潢”下補“府”字。於此處增補新校記。在修訂過程中，這類從史學角度發現問題進行校勘，正是基於多年從事金史相關研究的學術積累。
點校本《金史》的修訂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修訂各類問題總計達一千多處，還有一些有疑問、有爭議的問題，保存在校勘長編之中，待日後進一步研究。在修訂過程中，每一項修訂成果都經過責任編輯的審讀、釐定文字，修訂辦專家和相關領域專家的審稿，最後對意見不統一的問題，修訂者、審稿專家、責任編輯坐在一起討論達成共識，因此修訂成果凝聚了許多人的心血。然而，《金史》的校勘工作並沒有結束，待後來者繼續努力。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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