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之時，黃維為其題字。
從1948年12月作為國軍第十二兵團司令官被俘，到1975年12月最後一批戰犯特赦，黃維的人生走過了長達27年的低谷。
在這27年裡，黃維在不斷地接受改造，而有一個人不斷地打聽黃維的消息，去了臺灣又回到大陸，留在上海，一次次地看到釋放的戰犯，卻一次次地收穫失望。終於等到了黃維，她卻在團聚一年之後投北京護城河自殺。這個人就是黃維的妻子，蔡若曙。
“父親”突然出現在黃慧南面前，是在1965年。高二學生黃慧南正在上海北郊中學的教室裡上課，被教導主任叫了出去。
“你父親來了，現在住在錦江飯店，你去看看他。”
“我不去！”黃慧南的回答出乎教導主任的意料。35年後回憶起“父親”的來臨時，黃慧南感覺“這個人與我是不搭界的，我一點都不想去見”。
父親被俘後，黃慧南一直與媽媽、外婆、姨媽、姨父生活在一起。她很堅決，不願意去就是不願意去，但教導主任說“這是給你的一個政治任務，你要幫黨做工作”。
“當時媽媽已經去了在北京的姐姐家”，黃慧南跟著姨父來到了上海錦江飯店。一見到父親，黃慧南心平氣和地喊了聲“爸爸”，父親的高興至今讓她記憶猶新。這個老人從上到下打量著這個唯一從來沒見過面的孩子，找些話題與女兒聊天，現在在哪上學、讀高几、生活怎麼樣、以後準備學什麼等。“我說，以後想學醫。父親並沒有反對。”
黃慧南看到眼前的父親，心裡想“也沒那麼可怕”。她解釋說：“本來以為爸爸的形象很猙獰，他被說成放毒氣的殺人魔王。我看到他覺得這個老人挺和藹的，不是那樣的人。”
這對父女的談話並不是在私密的情況下進行的。“我爸爸等一批戰犯被組織到各地參觀，乘專列先到杭州，然後到上海。安排與家屬見面是改造的手段之一，我們聊天時還有穿便衣的陪同人員在旁邊做記錄。”自1956年開始，在押戰犯不僅可以參加“五一”“十一”的天安門慶祝活動，還被組織外出參觀了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武漢長江大橋、南京中山陵等。
61歲的黃維剛從杭州到上海，就興致勃勃地向女兒講述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對杭州的建設讚不絕口。“組織參觀非常有效，他逐漸改變了對共產黨的認識。思想開始有所轉變。”後來黃維說：“國民黨以前想做而沒有做的事共產黨做了，而且做得很好。”
“我們和父親聊了很久，還一起吃了午飯。”但是，眼前的這個老人還是讓黃慧南感到十分陌生，她甚至不關心他在上海要待幾天。黃慧南這時還不知道，父親當年離開時，她還在母親腹中。那是1948年夏天，黃維帶著妻子、兩個兒子、大女兒正在廬山避暑，突然接到命令要立即下山趕回武漢。於是黃維告別了懷有9個月身孕的妻子和三個兒女。黃維不會想到，他再次回家的路要走27年。
“徐蚌會戰”的陣亡消息
在丈夫離開近半年後，蔡若曙等到的卻是黃維在“徐蚌會戰”中陣亡的消息。“那個時候媽媽很著急，聽說爸爸戰死了，覺得天都塌下來了。”比黃慧南大十多歲的姐姐黃敏南迴憶說。
黃維被俘後，國民政府宣佈黃維陣亡，並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眼看事已成定局，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大潮洶湧，蔡若曙1948年底帶著襁褓之中的小女兒黃慧南和三個並未成年的兒女去了臺灣。幾個月後，蔡若曙偷偷回了一次大陸。憑直覺，她不相信丈夫已死。終於，蔡若曙得知黃維沒有死，而是被俘了。
從被俘的第一天開始，黃維就表現出不合作、不配合。中原野戰軍聯絡部長楊松青動員十二兵團的高級將領給被圍在陳官莊的杜聿明、邱清泉寫勸降信。八十五軍的參謀長陳振威寫好了信，請各人簽名，只有黃維不籤。
一個年輕的新聞記者採訪黃維：“你為什麼不早些投降？”黃維把桌子一拍，大吼起來：“有戰死的烈士，沒有苟活的將軍，我為什麼投降？為了國家民族利益，我要戰鬥到一兵一卒……”這彷彿預示著改造黃維是一個艱鉅的任務。
事實也是這樣。黃維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關在位於北京德勝門外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初到功德林時，黃維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君子不事二主”，與管教人員堅決對立。管教人員曾撰寫回憶文章說：黃維認為自己之所以成為階下囚，就是因為打了敗仗。有回憶說，在學習中，黃維不是沉默不語就是大放厥詞，“大家說抗戰結束後蔣軍搶奪勝利果實佔領根據地時，他說國軍是當時合法政府的正規軍隊，只要在中國的領土內，去哪裡都是合法的，阻撓軍隊進駐就是叛亂”。而且，對其他認罪悔過的戰犯，他還大肆譏諷挖苦。他對監獄睡覺不許關燈的規定也非常不滿，大罵沒有人性。當時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裡既有國民黨戰犯也有日本戰犯，日本戰犯享受不用勞動的優待，黃維就大罵：“我們再有罪也沒日本人罪大，憑什麼日本人可以待著，我們就要勞動？”
有同期戰犯回憶說，在戰犯管理所，黃維走路始終挺著腰桿，將軍風範絲毫不失。他還留起了鬍子，自稱“在國民黨時期留的鬍子不能在共產黨的監獄裡剃掉”。在隨身的本子上寫下了于謙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氣歌》自勉。
當時監獄規定每個戰犯要讀一些指定的學習書，並結合自己的罪行談讀書體會。杜聿明讀了《論持久戰》，寫下萬餘字的讀書筆記，並且要求把自己的讀後感寄給蔣介石；黃維卻拒絕寫任何悔過書，他說自己“無罪可悔”，唯一慚愧的是十幾萬大軍在自己的領導下潰敗，所以黃維在戰犯和管教人員眼裡是“拒絕改造”的典型。
父親缺席第一批特赦，母親病倒
44歲的黃維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鬥爭”的時候，並不知道家人在外面急切地等待著他的消息。
在這期間，蔡若曙帶著四個孩子離開了臺灣，在香港住了一年後，回到大陸定居上海。“我媽媽的字寫得很漂亮，她經常去街道、居委會幫忙出黑板報，做些抄寫登記工作。幾個月之後，媽媽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份上海圖書館的工作。母親就是這樣執意要回到父親身邊，執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親回家團圓。”
在上海，雖然身為戰犯家屬，蔡若曙的工作還算如意。大女兒黃敏南報考復旦大學，校方報到周總理那裡，也順利獲批入了學。雖然是租房子居住，但街道對這家突然來的外鄉人沒有敵意。黃慧南在上海度過了自己的青春年華，與姐姐上大學的曲折一樣，在高中入學時，她報考的復旦附中不敢收，但是握著檔案又捨不得放，幸虧班主任和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的北郊中學女校長朱瑞珠相助，才入了重點中學北郊中學。
8年後的1956年，蔡若曙獲准與長女黃敏南一起去監獄看望丈夫。黃敏南迴憶說：“覺得他(父親)還是沒變，還是原來那個樣子，只是老了。父親年輕的時候還是挺英俊、挺帥的，到那個時候他的精神狀態還是保持原來的，他走路還是挺著腰桿，但是他很衰弱。在那種場合下，我當時很想哭，但是他是戰犯，所以我覺得我又應該站穩立場，我就勸他要好好改造，我媽媽也主要是勸他好好改造，就是說你為家裡人想想，你也應該有所變化，那不一定是說違心之言，但是你起碼應該有個接受的態度，他根本就不接受。”
蔡若曙還帶去了黃維從未見過的小女兒的照片。對蔡若曙和女兒的勸解，黃維始終不接受，“但是那張照片被父親放在了上衣的左兜裡，像寶貝一樣始終珍藏著。那時我9歲，媽媽突然帶我去照相館照相，我不知道是為了送給父親。”
果然，父親要釋放回家的事終於有眉目了。“北京的有關部門通知我姐姐和姨媽，上海這邊有關部門通知我媽媽，都說準備迎接父親回家，要我們家人注意聽廣播，但真的等到廣播時，沒有聽到。”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佈了第一批特赦名單，功德林監獄裡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楊伯濤、邱行湘等10人獲釋。名單裡沒有黃維的名字。
巨大的希望突然幻滅，蔡若曙萬念俱灰。長達11年的等待一切成空。一天下班後，蔡若曙帶著大量的安眠藥來到圖書館書庫，她想靜靜地離開這個世界。前來查閱資料的同事發現了吞下安眠藥的蔡若曙，緊急送往醫院後，才挽回了生命。
“媽媽是個善良、熱情、要強上進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緊張，長期處於壓抑中，那時候也不知道以後還會有第二批、第三批，媽媽的希望徹底被毀滅了，就這樣得了精神病。”蔡若曙出現幻聽、失眠等症狀，無法繼續工作。在上海圖書館工作不足10年後，蔡若曙因身體原因無法繼續工作下去，“我非常感恩上海圖書館，是上海圖書館給我母親辦的退休，雖然退休金很微薄，但每個月有得發，還可享受公費醫療。媽媽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藥，這個待遇對她太重要了。”
若干年後，黃家姐妹瞭解到，“父親本應在第一批被釋放的內定名單裡，但由於父親頑固，認罪態度很不好，戰犯管理所不同意釋放他。”
在監獄裡，正潛心研究“永動機”的黃維對於家中所發生的這些變故毫不知情。在撫順，黃維終於製作出了一臺“永動機”。但是，“永動機”只轉動幾圈便停了下來，並不能像設想的那樣無止境地轉動下去。
當父親在撫順改造的時候，黃慧南也來到了東北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是老三屆，高中畢業後也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離開了上海，去了吉林延邊的農村插隊……1966年，母親住在清華大學的姐姐家，被紅衛兵剃了陰陽頭，被侮辱、被批鬥、被押回原籍，回到上海後的好些天，每天去居委會早請示晚彙報。居委會幹部說，你來幹什麼，你又不是黑五類分子，就讓她回去了。”“媽媽與爸爸也失去了聯繫，我們不知道他去了撫順，直到林彪事件後，有關部門找到我母親，瞭解全家人的情況，並告訴了父親在撫順的地址，父母親才恢復了聯繫。”
若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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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維
1973年1月29日
“那個時候我身體不好，我爸爸在每封給媽媽的信中都要提到我，問我的病情，他捨不得我外婆和我媽媽寄給他的錢，反而寄出來給我媽媽，說給我治病用，大概有200多元吧。”
與父親同在東北的黃慧南，想趁就近的機會去看看他。“比如，我回家的時候可以去撫順停留下，一直有這個想法，但是沒能攢夠路費。”
1972年開始，黃維與家人的通信又多了起來。他和家人都沒想到的是，告別改造、離全家人團聚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父親回家了，母親卻意外去世
1975年3月21日，來自瀋陽的12次特快列車停靠在北京站。黃維回到了闊別7年的北京，與他同車抵達的是第七批、也是最後一批特赦的293名戰犯。這一年，黃維71歲。
“我母親早已在上海統戰部領導的陪同下到了北京，分離了27年，父母親終於相會於前門飯店。”得到消息的黃慧南趕到了父親所住的飯店，“爸爸對我一直有歉意，他住的是一個大套間，他要工作人員在那裡放張床，要我住在那。
後來因為父親在北京工作了，我們就把家搬到北京來了。”最初，黃維並未想定居北京，提出帶著老妻回江西貴溪老家安度晚年，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享受政協委員待遇，並對黃維格外照顧，每月工資200元。
黃慧南說：“爸爸剛出來那一段時間，真的是特別得意，因為媽媽這麼等他，很少有的，前前後後特赦出來這麼多人，沒有一家是這樣的，巴巴地等了27年。好多都是要不離了，要不改嫁，有的人還被拒之門外，所以我爸爸很自豪媽媽這麼等他。”
對蔡若曙來說，這麼多年的等待，太不容易了，在一批批的戰犯特赦名單上沒有黃維的名字之後，她已經徹底絕望了。“我媽媽這二三十年都是靠藥物，大量吃藥已成天昏昏沉沉的，幻聽、幻覺、幻視都會有。”她擔心丈夫說錯話，一旦丈夫在會上發言她就緊張，“她就神經老緊繃著，晚一點到家她也要緊張，怕他要出什麼問題了。”
讓一家人沒想到的是，出問題的卻是執著的蔡若曙。1976年春，72歲的黃維發現午睡的妻子不知去向。那一天，蔡若曙偷偷離開了家，向離家不遠的護城河走去……“我爸聽說後，他不會游泳，直接就衝了下去，自己也被淹了。大家把他救了上來，結果就重病了一場。”在和丈夫僅僅重聚一年後，她選擇了以這種極具悲情的方式告別人世，讓人為之心酸落淚。在最困難最絕望的時候，她一個人用孤獨來堅守和等待人生的完整，當歷經磨難換來希望時，卻選擇了告別。無論是守候和告別，都需要巨大的勇氣，而蔡若曙就是這樣一個非凡而令人惋惜的女性。
特赦後的黃維專注於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工作，被選為全國政協第五、六、七屆常委。在黃慧南的眼裡，父親是一個認真、耿直的人。政協文史資料裡有一篇文章認為“鄧演達是陳誠告密害死的”，黃維看到後非常氣憤。“父親寫文章反駁了這個說法。這篇文章雖然不長，但他為此花了得有小半年時間，到處查資料核實，訪問親歷者。他平時是不會主動聯繫人的，可為這事走訪了不少人，用事實說明鄧演達不是陳誠告密害死的。”
黃維的“較真”還流傳著一個故事：1980年代初，要出一本以國軍觀點看淮海戰役的書，找到當時的高級指揮官黃維。黃維說要以國軍的觀點來寫，書名中就不能叫“淮海戰役”，而應叫“徐蚌會戰”。當黃維得知建議未被採納時，拒絕動筆。最終，書名下面多了一行小字：“臺灣稱徐蚌會戰。”
為和平統一事業奔勞
1989年初，臺灣方面通過民間渠道邀請黃維去臺灣訪問。黃維列出要探訪的黃埔同學及好友名單。同時，他還要準備祭掃蔣介石、何應欽、陳誠、顧祝同、周至柔、蔣經國等人的墓。另外，他還要面謁師母宋美齡以及陳誠的夫人譚祥。
自臺灣開放探親以來，黃維致力於溝通兩岸聯繫，曾多次對故舊談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還清明，一定要為和平統一祖國的神聖事業獻出綿薄之力。如不能達到此目的，我會引為終身遺憾的。”
一些文章在提及“黃維之死”時總是會千篇一律地有同樣一句話：“由於過於興奮在出發前夜突然心臟病發作去世。”然後由此延伸出“為何黃維至死要去臺灣”。
在黃慧南的記憶裡，父親去臺灣準備了有大半年，兩邊都要辦手續，他不是突然接到消息通知他去的。而父親的心臟病發作是在“兩會”期間，並不是在家中突發心臟病去世。
1989年1月，黃維從香港回來，“此前他已去過幾次香港，會老朋友，參加交流活動。他從心裡盼望兩岸和解，忘記了自己年老體衰，風塵僕僕三次到香港與故舊會面，為兩岸關係和解工作、為和平統一奔走呼喊”。
“父親的病與勞累有關係。剛從香港回來，又要搬家，雖然是搬到路對面，但是收拾起來也很費氣力。”黃慧南迴憶說，“他病發突然，當時正要開‘兩會’，他一直很認真地準備參會提案。那天，父親去‘兩會’現場報到之後感到身體不適，就去看病，到協和醫院後就被留下來強制住院了。”
第二天早晨，黃慧南突然接到政協打來的電話，說父親去世了。這一天是1989年3月20日。
黃維的去世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引起不同的解讀。“有人說，在去臺灣前夕，他怎麼突然就去世了？然後展開聯想。其實，爸爸的去世就是心臟病突發。這兩三年來，他太勞累、太辛苦了，他抓緊時間做著他覺得該做的事情。”
“我是罪大惡極的戰犯，解放後受到寬大和改造……”2010年9月29日，黃維平靜而顯蒼老的話語從一臺老式卡帶錄音機裡傳了出來。這是1980年代國際臺錄製的對臺廣播，音色未變，斯人已去。
當年，黃維向家人提及，臺灣方面許諾去臺灣補發他當中將27年的薪水，“雖然這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但是老先生(黃維)不願意，他不想負任何一方，去臺灣是為了兩岸和解，就是為了會見故舊，為了和平統一獻出綿薄之力。他說，蔣某人對我有知遇之恩，陳誠對我恩重如山，共產黨待我不薄，第三地我是不會去的。”說這話的黃維，並不像外界傳言的那樣，“至死沒有改造好”。
晚年的黃維曾說：“我這個人思想轉變比較慢，其原因就是我得看事實，沒有事實擺在我面前，我是不會輕易認輸的。”在黃慧南記憶中最深刻的場景是“爸爸總趴在桌子上看啊、寫啊、劃啊，而我總幫他抄寫，因為他歲數大了，寫字手會抖，他寫完了就讓我抄下來，然後交上去。爸爸做什麼事都那麼認真執著，又沒有人逼他”。
在家人眼裡，黃維不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父親很重感情的，母親去世後，父親大病了一場，沒辦法去參加遺體告別。”黃維女婿回憶說，“我去拿他給母親寫的輓聯，他寫的是‘若曙難妻，黃維敬輓’，我怕別人誤會‘難’字，建議父親改，父親落淚了。”
“在改造後期，父親與戰犯管理所的領導感情也很深。”黃維提及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時曾說：“金所長是紅小鬼出身，卻把青春浪費在我們這些沒有意義的人身上。”有一次黃維參觀撫順戰犯管理所，提出不住賓館，要在當年關押的牢房2號監室住一晚上。
“父親很愛士兵，抗戰期間任第54軍軍長，他讓士兵種菜、養豬。他還曾因為愛兵而被以吃空餉的名義遭到排擠。”1941年，黃維在防區內組織官兵墾荒種菜，養雞養豬，並要求部隊幫助農民興修水利和道路，定期進行助耕助收，從而使官兵伙食大為改善。54軍所屬的第9集團軍司令關麟徵指控他“吃空餉”，而要罷免黃維。“父親發現軍糧供應的質量太差，不是發了黴就是摻了砂石，父親‘吃空餉’也是確有其事，他給士兵增加口糧，也是出於愛兵的考慮吧。”隨後，黃維被調離，他從昆明偕妻子兒女回到故鄉江西貴溪，而54軍將士一時譁然，據說士兵將機槍擺在軍部門口，繼任軍長不敢上任。
黃維念念不忘的是淞滬會戰的羅店戰場。1979年12月，全國政協組團到上海、蘇州等地考察，黃維是團裡唯一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途經上海第二天，黃維提出一個要求：“我要去羅店看一看，在視察團休息的那一天，給我派輛車，有一個領路人，我一個人單獨過去。”
“父親的要求讓政協考察團的領導很緊張，團長說要研究研究，同意或不同意都覺得不太好，不知道他一個人幹什麼，會發生什麼。”黃維很惱火，說：“這有什麼不方便的？我在那裡負傷流血，我忘不掉那些長眠在上海郊區戰場上的官兵，常常做夢重現那些壯烈的場景……共產黨堅持抗戰流血流汗是事實，但是國民黨軍隊也是英勇抗日的。”(汪東林《十年風暴乍起時的政協知名人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在羅店，黃維轉了又轉。甫時，黃維中斷在德國為期一年的軍事學習計劃，在淞滬會戰爆發時應召緊急回國，赴任第十八軍第67師師長。那是一場慘烈的攻堅戰，苦守一週，三個團長一死兩重傷，師部除了一個電報員，連文書、炊事員都拿槍上去了。戰後整編，活著的人連一個團都湊不上。這一戰是黃維的成名之戰，黃維忠勇之名遠揚。但也有人指責說黃維指揮死板僵硬。
黃維曾和家人聊起這一仗。“老人家(黃維)當時仗打得很苦，當時戰況慘烈，飛機轟炸、黃浦江上軍艦轟炸，他說‘大炮一轟炸下來，轟轟的，有的士兵都炸聾了，指揮都聽不見’。挖戰壕時，上海那個地方，挖半人深就有地下水。戰壕裡灌滿了水，戰士和軍官都站在水裡，水裡有螞蟥，螞蟥爬到腿上往肉裡鑽、吸血。”儘管戰事惡劣，但黃維親臨前線。“一般軍官能晚上前沿陣地就晚上，但黃維不僅在前沿陣地查看地形，還在戰鬥間隙教士兵正確的射擊姿勢等。一些士兵一抬頭就中槍了，傷亡太大”。
晚年的黃維有一個願望，希望“國軍”抗戰能夠被承認。黃維說，“抗戰不分國共”，不能否認國民黨軍隊的抗戰。同樣，黃維的朋友也“不分國共”，他不迴避與共產黨早期革命者方誌敏的友誼。1977年10月，黃維參加完國慶28週年觀禮後，黃慧南陪父親南下參觀考察。在參觀南昌革命烈士紀念館時，“有個烈士名冊，在玻璃櫃裡鎖著，他看第一頁有他同學，就要求管理員開開拿出來看下。他翻了幾下有好幾個都是他同學，其中就有方誌敏”。黃維說：“我要去參拜方誌敏烈士墓。”那天，在方誌敏墓前，黃維佇立在墓碑前良久。
即便經過27年的改造，黃維也沒有對蔣介石進行過大批判。黃維在一次談話中曾說，國民黨內部壞人不少，但有兩個人我是不罵的，一是蔣介石，二是陳誠。為什麼？蔣介石是我的校長，最高長官。陳誠對我恩重如山，沒有陳誠的重用，我提升得沒那麼快。
黃維就是這樣一個人——“為人耿直，尊重感情，個性剛強，生活儉樸，為人稱道”，全國政協評價黃維生平時說。
來源 |《同舟共進》2015年11期
作者 | 黃慧南口述 周海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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