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民國名氣最大的女畫家，也是西洋女畫家的第一流人物。對很多人來說，她在海外的名聲甚至比在國內還大。而對更多人來說，對她來的瞭解來自於鞏俐演的那部電影《畫魂》。關於潘玉良的電影一共有兩個版本，另一個版本則是李嘉欣主演。
▲鞏俐版《畫魂》
▲李嘉欣版《畫魂》
雖然兩個版本的電影，都是大美女來演，然而，真實的她其實長這樣：
風華正茂的她
風韻猶存的她
她的自畫像
對，就是這麼長相如此普通，甚至可以說有點醜的女人，卻完成了從雛妓轉變成為一代畫師的逆襲。
她和潘素的身世背景有點像，不過她比潘素名氣更大。
▲ 94年《畫魂》趙薇飾幼年潘玉良
潘玉良最先不姓潘而姓張，叫張玉良。出生在古城揚州一個貧民家裡。一歲時喪父，8歲時相依為命的母親也不幸離開了人世，孤苦伶仃的她被舅舅收養。
14歲時的潘玉良發育成熟，一副鴨蛋型臉龐，五官勻稱，高高的鼻樑，水汪汪的眼睛．且身段兒苗條，顯得亭亭玉立，天生的麗質天資，是個天生的小美人兒。她舅舅看著這些，不由忘卻了同胞姐姐的手足之情，財迷心竅，偷偷地將她賣給了蕪湖縣城的怡春院。
因為年齡小而且樣貌也不出眾，雖然身在妓院，但做的主要只是些打雜跑腿的活。青樓就是人慾念場的縮影，有多少世故便有多少人情。似乎是天性裡便有一種倔強和不屈服，在看透了妓院的奢靡生活後，她當然不甘心於此， 想抓住任何可以逃跑的機會。
《畫魂》劇照
她曾試圖逃跑十次，都失敗了。逃跑沒用，便選擇毀容上吊，以為將自己毀容便可以不用再接客，沒想到最後還是被抓住。被抓住後的結果就是一頓又一頓的毒打，在面對自己的命運，想要改變環境是多麼的無力！
17歲那年，她因姿容清秀，氣質脫俗，漸已芳名遠播，成了蕪湖地界令人矚目的一株名花。幸好，命運無常卻也最有情。那年的一次宴會上，和往常一樣，她認真整理了髮髻，唱了一首平常拿手的小曲。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
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似乎是唱進了人心一樣，那時候身為蕪湖海關監督的潘贊化也被打動了。他想知道是誰把這樣悽楚的曲子唱的這麼撩動人心，後來發現原來是一名青樓的小小雛妓。不過，這個人和他見過的別的青樓女子不一樣，軟軟糯糯，她的眼神裡卻全是一種剛毅和不屈服。
果然，這次相會讓兩人互生情愫。潘贊化最後竟然冒著會損害一個男人名譽的風險把她硬是給贖了出來。潘贊化沒有把她只當作一個煙花女子，彼此心生愛慕，後來娶作二房，張玉良改姓為潘玉良。
有人說，青樓女子有兩樣東西看的最準，一是首飾，二是男人。潘玉良的眼光果然很好，認定了潘贊化便是一眼定終生，而潘贊化待她也是一生一世。
潘贊化安排玉良居住在上海，併為她請了教師，潘玉良開始了新生活，她如飢似渴地學習，後來又跟隨畫家洪野先生學畫。
人的機遇是難以預料的，有時偶然性也表現為一種奇特的命運，會把做夢也意想不到的幸運賜給人。認識了潘贊化，是張玉良人生道路上的轉折點。
《我的家庭》油畫（潘玉良背後戴眼鏡站立者為其夫潘贊化）1931年
潘玉良愛畫畫， 愛了什麼程度。她不滿足於跟著畫師學畫，1918年，以素描第一名、色彩高分的成績考進上海圖畫美術院（後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成為了劉海粟的學生。
那時候，開始學人體素描課，她完全陶醉在人體這精妙的藝術構造中，為了畫好裸體，她便跑到女生浴室去畫，這種行為當然被所有女生唾棄，很多人視她為洪水猛獸。無奈，她只能對著這鏡子畫自己。
畢業後又以優異的素描成績取得了到法國留學的機會，踏上了去巴黎的征途。與中國同學徐悲鴻，邱代明等，在巴黎的凱旋門，在波光粼粼的塞納河上留下足跡和身影。
即將畢業時，玉良與在歐洲遊歷的母校校長劉海粟不期而遇。異國重逢，她無比激動，一把抱住老校長，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眼眶裡只是淚花。當下，劉校長給玉良寫了聘書，回國後，聘任她任上海美專繪畫研究室主任兼導師。
九年異國他鄉的飄泊，歷盡艱辛，帶著圓滿和喜悅，她回國了，與潘贊化久別又重圓，心有說不出的高興。
兩個月後，潘玉良在上海舉辦的“中國第一個女西畫家畫展”，展品兩百多件，震動了中國畫壇。
1932年，玉良舉辦第二次個人畫展，遊歐回國的劉校長親臨畫展，校長在那張《浮山古剎》前停住了，他指著畫對身旁圍觀的人說：“你們看，好一座別致有趣的古剎，可謂是淋漓逼真，惟妙惟肖，它說明了作者西畫功底堅實，也表現了技巧的純熟，意境不錯。”在場觀者無不贊同，可老校長話鋒一轉：“可是，我不喜歡也不主張這種素描，我主張借鑑西方的藝術，用以豐富和發展我國的繪畫藝術……”
玉良受到了震動，她認真思量，自己作品缺乏個性，之後，為了充實和豐富自己的藝術營養，她走遍黃山、廬山、浮山、揚子江等地，在峰巔、峽谷、畫室、課堂、河畔、林蔭奮戰。兩年後她展出了別開生而的新作，受到了人們的讚譽。
一天，她突然接到潘贊化的電話，大夫人來了。
她回家裡，聽到大夫人說：“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不要以為當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
玉良思前想後，又不由同情贊化來，“倒是難了他呢！”於是她心軟了，屈服了，她急步走進屋裡，對著大夫人雙膝跪了下來。
任教的幾年，也經常展覽畫作。30年代的中國，風雨飄搖，有一次，潘玉良展出了一幅油畫《人力壯士》，畫面裡一個裸體的中國大力士，雙手搬掉一塊壓著小花小草的巨石，這幅畫寓意她對戰場將士們的敬重。然而，這幅畫卻給她帶來了一輩子難忘的羞辱。
▲30年代潘玉良(前排左一)與友人攝於上海
第二天再來畫室的時候，這幅畫已經被人劃破，邊上還貼了張字條，上面寫道：妓女對嫖客的頌歌。總有那麼一些人，看著別人的名氣越來越大，卻總也想著用別人的過去來揭別人的傷疤。
在國外是待不下去了，她只能又重新和潘贊化商量著出國。這一次的離別，和上一次一樣，兩人在碼頭依依不捨，然而不同的是：這一次離別，竟成了永別。
不久，玉良又坐上了加拿大皇后號郵輪，離開了贊化，離開故土，她又來到巴黎。
不久，她在“中大”的學生王守義來到巴黎，專程找到了玉良，想讓玉良承訂一座格魯賽先生的雕像，報酬六千法郎，玉良答應了。
為了這尊雕像，她花費了不少心血，作品完成後，鑑賞權威那賽夫先生看完了作品讚不絕口，當即決定他們博物館收藏。
玉良頃刻覺得心裡涼爽和甜潤，臉上綻出宜人的紅潤，那賽夫先生又看了玉良的工作室，他興奮他說：“這就象藏匿在深谷的一朵意大利黑色鬱金香，獨具神韻。一旦被識者發現，就要讓藝壇驚倒！”
1950年，玉良去瑞士、意大利、希臘、比利時4國巡迴畫展，歷時9個多月，獲得了一枚比利時皇家藝術學院的藝術聖誕獎章。當她勝利回到巴黎時，在《晚郵報》上看到了一則消息：“中共重用藝術家，徐悲鴻任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劉海粟任華東藝術專科學校校長。他們的個人畫展，由官方分別在北京，上海舉辦，盛況空前。”
玉良的眼睛溼潤了，是激動？還是鄉情？晚上回到住處，玉良又見到了贊化從中國寄來的信，贊化介紹了祖國解放後建設事業蓬勃發展的情況，希望她早日回國！此時此刻，她說不出有多激動，有多高興，她顧不上疲勞，立即給贊化寫了回信。
玉良嚮往著飛回祖國，但她為她畫展準備的作品，不得不花費她更大的精力，她全力投入創作。生活在演變中，贊化的書信慢慢少了，有時只有三言兩語的客套話。後來竟長時間沒了音信。發生了不幸？他有難言之隱？不測風雲？她聯想到近來法國報紙上常常刊載中國清洗知識分子的消息，心裡一陣悸動！
有一天，她看到報紙有則醒目的消息：“中共清洗知識分子，藝術家劉海粟以右派罪名清洗。”玉良彷彿一下子墜入了五里霧中，何謂“右派？”她不明白，清洗又是怎麼回事，為何要清洗知識分子？她也搞不清，她理不開這團亂麻，她只相信劉校長是大好人。她即給贊化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提了不少問題，信寄出去後，她翹首望著親人的回信。
1958年8月，“中國畫家潘玉良夫人美術作品展覽會”在巴黎多爾賽畫廊開幕。展出了她多年來珍藏的作品，展覽未閉幕，展品除自藏未標價外，均訂購一空。巴黎市政府購藏十六件，國家教育部，市立東方美術館都有收藏。她的汗水沒有白流，她的辛苦沒有白費，她的心血沒有白費，她成功了！
美展宴會歸來，畫桌上擺著贊化的一封來信，她的手顫抖著拆讀起來。當她讀到“劉海粟是右派，右派即是敵人，你我均應與其劃清敵我界限”時，玉良的心碎了，頓時兩手透底冰涼，她的頭顯得膨脹，她萬萬沒想到，贊化會講她最尊重的校長是敵人！
她又繼續讀下去：“來信預告美展有成功之望，將實現你之積45年之理想，當祝當賀！你要回國，能在有生之年再見，當然是人生快事。不過慮及目前氣溫轉冷，節令入冬不宜作長途旅行，況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媼，怎經得長途顛簸和受寒冷，還是待來春成行為好……”
讀到這裡。她什麼都明白了，她領悟了贊化措詞的用心，當下不宜回國，這是贊化信中的核心，也是他急切要表達而又不便表達的內涵，一柄利劍，砍在她的心口上，她全身感到一陣痛苦的顫憟，她無力地倒在沙發上。
1959年，巴黎大學把它設置的多爾利獎，獎給了張玉良，這在巴黎大學的獎勵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長親自主持授獎儀式，把銀盾、獎章、獎狀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給了她。
1964年，法國與我國互相承認，建立了外交關係。一天，一位叫王萍的女士專程來到玉良的住處，她代表大使館來看望張玉良，這時玉良才知道贊化於1959年7月離開人世。一場平地而起的風暴，把玉良的歸鄉夢再次打碎了！
中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次王萍又來玉良住所，她捎來了周總理傳來的信息：“祖國理解你的心情，也誠摯地歡迎你回去，什麼時候回國？總理有考慮，由我們安排。”
在法國的日子是孤獨的，因為沒有正式的工作，只能靠政府的救濟金度日。日子過得貧困又艱辛。命運總是如此奇妙，潘玉良一生都是各種不幸，然而卻又有各種貴人出手相助。她住在巴黎的房子附近有一位中餐館老闆，他很欣賞潘玉良的才華，並且心生愛慕，不斷地儘自己所能接近她、幫助她。來來往往久了，或許是覺得時機成熟了，或許是按捺不住內心的歡喜。中餐館老闆就想要告白，然而，這一次告白卻讓潘玉良驚恐萬分。
潘玉良說：
“ 朋友，我諱言，我有痛苦，但也有寬慰，那就是贊化和我真誠相愛，我雖然和他隔著異國他鄉，但我相信總有一天，我還要回他的身邊。”
一晃又是10年，中國結束了動亂，王萍又專程到醫院看望病床上的張玉良，並向她報告了喜訊，錯劃的右派得以平反改正，她的老校長劉海粟回到南京藝術學院任院長。玉良顫抖抖地從胸前口袋裡掏出懷錶，又從脖子上取下嵌有她同贊化合影的項鍊，放到守護在她身旁的王守義的身上，用盡最大的氣力說：“兄弟，多少年來，有勞你照應，現在我不行了，我……還有一件事相托，這兩祥東西，請你帶回祖國，轉交給贊化的兒孫們……還有那張自畫像，也帶回去，就算我回到了祖國……拜託了！……”
她的聲音越來越小了，她的眼睛在嘴唇無聲地蠕動中閉上了。就像束燦爛的流星速然消失在巴黎的夜空。
在法國滯留了40年，沒錯，是滯留，她心心念唸的家鄉，回不去，也不可能讓她回去了。她留下了兩件遺物，一件是項鍊，一件是懷錶。這兩個都是當時和潘贊化離別時潘贊化送給她的紀念物。而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潘玉良心裡念想著的也還是潘贊化，她生命中的第一個男人，也是最讓她記在心裡一輩子的男人。
《自畫像》
閱讀更多 藝術新青年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