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

汉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刘安因被控叛逆罪名，被逼自刎。汉武帝下旨严厉追究，受牵连被杀者多达数千人，随后下诏废除淮南国，改为九江郡，收归中央管辖，淮南国至此覆亡。

那么，淮南王刘安到底有没有谋反？仅从《淮南衡山列传》一章来看，似乎有片面之嫌，而且《史记》对此事本身就有存疑，历史上也有“冤狱”之议。

淮南王刘安

一、来看看司马迁对淮南王叛逆事件的质疑

司马迁的《史记》是最早为淮南王刘安立传并记录所谓叛逆事件，其后关于淮南王刘安的绝大多数史料包括《汉书》盖源于此。但《史记》却包含了以下七大疑点：

1、 疑点之一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

也就是说，刘安和他父亲淮南厉王刘长骄蹇、甚横、为人刚、数不奉法的性格和行为表现大相径庭，也与其父有材力、力能扛鼎的骁勇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他是一个致力于读书、鼓琴的文弱文官形象。

而且，其父在临死前已经表明了悔过之意，对侍者说:“谁说我是勇猛的人呢?我哪里还能勇猛!我因为骄纵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以致如此。人生一世，怎能这样忧闷呢!”于是绝食身亡。

刘安其实更喜欢美女

刘安不可能不汲取父亲的教训。司马迁埋此伏笔无疑是告诉后世，刘安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谋反。

2、 疑点之二

孝文帝十六年，汉文帝哀怜淮南厉王因废弃王法图谋不轨，自惹祸患失国早死，将淮南国一分为三，分别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和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

就是说，刘安治下的淮南国，不仅与长安远去千里，而且只是其父封地的三分之一，后来还被削去一郡。其辖地主要在今安徽江淮地区，地域范围十分狭窄，人力资源十分有限。无论财力、物力还是兵力都非常有限，与汉朝中央对峙无异于以卵击石，是完全行不通的。

淮南王既著《淮南子》，当然熟读百家，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可能不懂，以卵击石的傻事又怎么会做呢?

孝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举兵叛乱，吴国派使者到淮南国联络，刘安想发兵响应。其国相说:“如果大王想响应吴王，臣愿为统军将领。”刘安便把军队交给了国相。

淮南国相得到兵权后，指挥军队据城防守七国叛军，没听淮南王的命令而为朝廷效劳。朝廷也派出曲城侯蛊捷，率援军来救淮南，淮南国因此得以保全。根据西汉的统治体制，诸侯国的国相是朝廷任命派遣的，受命于朝廷，职责是监督和牵制诸侯王。

如果说，淮南王欲联合吴楚七国反叛，作为淮南国相隐匿不报，就等于同谋，那是掉脑袋的事情，这个丞相还不至于傻到为了淮南王而冒杀头的风险。而如果作为一个诸侯王，绝计举兵谋反，也一定会先除去丞相这个朝廷的眼线。可见，事实绝非如此。

若如此，刘安在汉景帝时就被拿下了。而如果说，七国之乱时淮南王都不参与，且七国叛兵都被剿灭，淮南王会独家起兵叛乱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4、疑点之四

孝武帝建元二年(前139)，淮南王到长安朝见皇上。与他一向交好的时任太尉武安侯田蚡在霸上迎候，告诉他说:“现今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施行仁义，天下无人不知。假如有一天皇上过世，应该继位的不是您又会是谁呢!”淮南王听后大喜，便厚赠田蚡金银钱财等物，暗中结交宾客，安抚百姓，谋划叛逆之事。

大家知道，汉武帝刘彻出生于公元前156年，是建元元年16岁登基的，建元二年才17岁，正值青春旺盛之期，何况其身体健康，并未载有任何危及生命的不治之症。而刘安是汉武帝的叔叔，出生于公元前179年，比刘彻年长23岁，时年已40岁。

武安侯田蚡

武安侯田蚡何出此言呢?这段话明显违背常识，荒唐之极，武安侯田蚡绝然不会说出，即使说出，是个明白人都不会相信，刘安也断然不相信。司马迁记录的这段明显与常识相悖的文字，或许来自于朝廷提供的淮南大案卷宗里的刑讯逼供。由此可见，历史上那些“冤狱”都是多么荒诞不经，根本经不起历史的诘问。

5、疑点之五

“王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

淮南王如此行为，即使再隐秘，作为朝廷派任的淮南相、内史、中尉竟然没有一人有一丝一毫的察觉，显然是很不正常的。

而且，根据记述，就连衡山王刘赐及招致的宾客都探知刘安要“谋反”，《史记》中我们竟看不到这三人将淮南王一举一动向朝廷报告的只言片语的记载。

这也充分说明，淮南王事实上根本没有叛逆的言行。如果有，就应当有淮南相、内史、中尉等给朝廷的密报等更权威的证据。既然《史记》无载，就不能不令人质疑。

这个重大的纰漏告诉世人，凡是“欲加之罪”的“莫须有”，无论机关如何算尽，都是难以编造圆满的。

6、疑点之六

“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

明确指出，辟阳侯审食其的孙子审卿与丞相公孙弘交好，因仇恨淮南厉王刘长杀死祖父，极力向公孙弘构陷淮南王罪状，使公孙弘怀疑淮南王有叛逆的阴谋，非把淮南王查究入狱不可。

在这里，司马迁等于明确告诉后人，所谓淮南王叛逆是审卿“深构”、公孙弘“疑”“深穷治其狱”的结果。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之;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

众所周知，审理淮南王刘安叛逆的是张汤，这个人认为“若是汉武帝想要加罪的，他就交给执法严酷的监史去穷究加祸;是武帝想宽恕的，就交给执法温和的监史去办。”

张汤

若处理的是豪强，他一定玩弄法律条文，巧妙诬陷。那些执法酷烈刻毒的官吏都被他用为属吏，又都依从于儒学之士。待到他处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案件，都是穷追到底，株连甚广。这里，一句“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之”，就足以说明问题。

“吾考之史，淮南之反，则审卿、公孙弘构 之，而张汤寻端治之，盖冤狱也。凡史所称谋反反 形未著，而先事发觉受诛者，事大率皆类此……淮 南仍父子被恶名，陨身失国，太史公尤伤之。后之 帝者，开创，则除功臣; 守成，则忌骨肉。千载踵蹑 一辙，是其尤可悲者也。”

因此，清人吴汝纶在《读淮南王谏伐闽越疏书 后》写的这段话是符合历史真相的。

二、所谓淮南王刘安“叛逆”事件的历史成因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会作出淮南王刘安叛逆的判断，大加挞伐，以致逼死刘安，削去淮南国呢?

1：继续削藩，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

楚汉战争之时，汉王刘邦先后分封了8个异姓诸侯王，有效激励了三军将士，取得了楚汉战争胜利。称帝后，出于稳固社稷的需要，又以种种借口铲除了异姓诸侯王。据《汉书·汉兴以来诸侯王表序》载，与此同时，大封同姓子弟。

“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以拱卫天子”，并与群臣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高祖时，这些刘姓诸侯王不仅有统治封地的权力，且官制与朝廷无异，朝廷只派太傅、丞相，其余则由诸侯王任命。此时，诸侯王们尚年幼，还能听从朝廷的旨意，朝廷派去的丞相也还能起作用。但随着年龄增长，诸侯国人口增多，实力增强，一些诸侯王便心生异念，图谋不轨，直接威胁中央政权稳定。公元前177年，即汉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造反，首开诸侯国武装反叛朝廷先例。

推恩令

推恩令实行后，淮南王刘安等6个诸侯王却未响应。一边“推恩”，汉武帝还一边找借口直接削去诸侯国，甚至一次就削去了当时一半的侯国，使朝廷直接统治的郡县不断扩大。武帝后期，中央统治的郡达到80多个，远超西汉初仅控制的15个郡。

刘安事件发生在元狩元年汉武帝“推恩”的高潮时期，其首当其冲被削去，与未响应“推恩令”恐怕不无关系。当然除削藩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2：消除异说，统一政令的需要。

西汉之初，从汉高祖到汉文帝、汉景帝，一直尊崇的是用黄老哲学来治国安邦。这一治国纲领一直到汉武帝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前，都没有改变。

窦太后一去世，汉武帝立马祭起了尊儒大旗，好儒的武安侯田蚡做了丞相，他废弃道家、刑名家等百家学说，延请治经学的儒生数百人入朝为官。

推恩令

公孙弘以精通《春秋》步步高升，从一介平民荣居天子左右的三公尊位，封为平津侯。从此，天下学子莫不心驰神往，潜心钻研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

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统治思想，刘安未能遵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旨意，这是他被铲除的又一个重要的必然原因。

3：早绝隐患，消除后患的需要。

纵观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史，为了稳固家天下的统治，保证选定的接班人顺顺利利稳稳当当接好班，帝王们杀妻灭子，无所不用其极。

因此，尽管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示人以文弱，专心著书立说，以修仙而示朝廷以不问政治，仍因父亲的恶名而遭猜忌，怀疑他心怀仇恨，图谋为父报仇，更因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撰《淮南子》等行为被授人以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口实，再加上他在诸侯王中颇有影响，树大招风，控其“叛逆”，早绝隐患，也就不难想象了。

结语：

综上所述，太史公司马迁对淮南王刘安所谓叛逆实际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迫于汉武帝的淫威，无法明说，只能采取曲笔和暗藏的、借人之口的明笔，来表明观点。

很好奇，司马迁为什么会有胡子

所谓淮南王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不过是封建王朝铲除诸侯势力的惯用伎俩罢了。

全文完，欢迎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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