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故事主人公是赵仕诚，一名武汉警察。疫情爆发后，他与派出所同事们固守一线，转运病人、值守卡点、维持治安工作，也不得不离开近在咫尺的妻儿……
01
2020年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
我们派出所收到了上级要求：“现在任何人不能离开武汉，随时报告你的行踪，假如有症状，赶紧上报。”随后，全方位严阵以待。
派出所工作分为治安、刑侦与社区工作三部分。刑侦与治安已经基本上停了，主要工作是与社区对接，和群众接触较多。当时，已经有很多疑似和确诊病人出现，疫情即将呈现井喷的状态。
我叫赵仕诚，湖北省洪湖市人，1978年出生，17岁那年参军，成为一名空降兵。
在部队，我是经历过非典的。那时是2003年，我在省内出差大半个月，临近返程时，一路草木皆兵。等回到部队，我马上就被送到招待所里隔离。早晚三餐由人“咚咚咚”三声敲门，像是接头暗号一样，送到门口。
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一本《知音》，一本《读者》，翻过来翻过去，看的都倒背如流，就连杂志和报纸夹缝上的广告都看了几遍。手机里的两百条信息，搞笑的段子，都可以背诵下来。电话费贵，又不能长聊。
有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我更是不敢对此次的疫情怠慢。
后来，我先后在开封、广水、孝感等地工作过，一路晋升，在团、师、军机关处当参谋。2010年转业，做过交警，后来被调到了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民权路派出所，成为一名刑侦民警。
疫情爆发后，我们所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所里全部警力，包括民警、辅警还不到60人，辖区内却有三万多人口。感染和疑似患者又较多，有的社区工作人员已经有症状被隔离了，需要转运病人到医院或者隔离点时，该怎么办？
医生是不到转运一线的，他们在医院奋战。而社区工作人员人手严重不足，于是就轮到我们警察上了。
赵仕诚与同事，江汉分局民权派出所的民警
一旦有转运患者的任务，社区工作人员打110，我们派出所立即出动。队员穿上防护服，救护车司机在等着，两个扶着病床的人去了后，社区帮忙敲门。
敲完门，往后退一下，门开。如果门没开，估摸着患者连开门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就得想办法破门而入，救助垂危的病人。
为了更好地应对转运患者的任务，2月2日，我们所支部成立了青年突击队，由八名没结婚的青年民警、辅警组成，这是教导员汪忠华在早点名时宣布的。为避免交叉感染，传给家人，青年突击队员们统一不回家，住所里的宿舍。
疫情爆发以来，我连续接处了几个警情，既到过报警人的家里，还到过几个案发现场，也接触过不少证人，为了以防万一，我也选择不回家。
我的身体好，免疫力强，可以抵抗病毒，但柔弱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他们的抵抗力肯定弱些，还是稳妥些好。
庆幸的是，妻子王思思理解我的工作，打电话总说：“在外要保护好自己啊！”
我说两句后，就用“别啰嗦别啰嗦，晓得啦”的结束语挂断电话，继续投入战斗。
02
一天开完会，我来到教导员办公室，向他表示：
我虽已经结婚有小孩，也过了四十岁，但在需要的时候（在犹豫让谁上，不让谁上的时候），请安排我上，毕竟我经历过非典、抗过洪水，有经验。
疫情爆发以来，所里只有他一名主官，教导员吃住也都在所里，调度指挥全所的防疫工作，他监督我们消毒、统筹转运，甚至亲自上阵。此时正是用人之际，领导无法拒绝我的请求。
教导员还告诉我，治安民警张阳同志，虽已结婚，但他也申请加入了青年突击队。突击队的力量壮大了，转运任务也好完成一些。
2月3日上午10点钟，青年突击队接到命令：民权街大龙社区内有一名五十多岁的男性患者情况危急，需要派出所协助转运。
突击队员在队长操霖的带领下，穿着防护服出发了。这是典型的老旧城区，房龄已有好几十年，患者蜗居在六平方米的三层阁楼上，且身材较胖，空间狭窄没法背，没法抱，更没有办法抬。几种办法都无法实施，救援一度陷入了僵局。
最后，队员们找到一条粗的绳子，将患者腰部和肩部固定好，两名队员将患者从三楼阁楼递出，二楼平台上的队员再用绳索将患者顺到地面上的活动病床上，整个过程说起来简单轻松，其实真的好难。
因为患者几乎无法动弹，全靠队员搬挪，还要尽可能地保证患者不太难受，因为他已是危重病人。
整个过程持续了近十五分钟，转运结束将老人送至救护车时，队员们一个个汗流浃背，这可是隆冬啊！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接触是要隔离的，但民警不行，也不允许，队员们也不会因此退缩，除非自己出现症状，不得已才隔离。
这是突击队员的第一次转运，此后每天都有几起这样的转运。归来后，我跟队员们笑侃，现在就是拼身体、拼免疫、拼运气，甚至拼人品的时候了，事实上，又何尝不是呢？
汉口的老城区，大多是窄小的巷子，人群比较复杂，年龄也几乎是四五十岁往上走，应对起来还是有些麻烦。假如有特殊情况，一个人肯定应对不了。
一般流程是：城管队员先负责检查相关证明，对不符合规定出入的人员进行劝阻，如该人员不听劝阻，我们就上前解释。
如果对方还不讲道理，甚至真要往外冲，那么我们就要组成人墙，挡着，或者拽着。万一再不行，就要采取措施了。当然，这样的情况是极少数。
对于年龄大，身体不好的人我们只能忍气吞声的等他们骂好、发泄完，再进行劝阻，但就是不让其出卡口，因为人员流动就可能出现感染源。
与城管联合管控，守卡点
2月5日，辖区内的主要路口封闭，只留下六个出口，由民警和城管队员值守，社区开具出入证明。
这项措施虽好，多数街坊也自觉配合，但还真有不少不理解的人。要知道我们是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在值守，他们却无动于衷地要求自由进出，甚至要到处闲逛，甚至有人不戴口罩！
后来，随着管控力度的加大，更是只留下了两个卡点，其余全部封闭，只保留一个过车的空间。然后，由四名警察与五六名城管守点。
这时，持出入证也不管用，除非有单位出证明，一定要外出工作，才可以出来，这导致我们的压力更大了。
03
扯皮是在所难免的，大多数还是易感染的老年人，在他们那儿，道理几乎讲不通。
这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爹爹，看着身体还不错，健步走到我的面前。他抹下口罩，口水几乎喷到我的脸上，直接指着我的鼻子就开骂了：“你们就瞎搞！那多人得不到救助，你们不干正事跑来拦路，搞么名堂……”
这段时间，媒体、社区天天都在宣传隔离的重要性。估计这个老爹爹是在家隔离时间长了，肚子憋着火了，没处撒，刚好碰到我们拦住了他散心的路。
我心平气和地说：“老师傅您先把口罩戴好，现在武汉已是重灾区，我们封闭管理，让大家在家自行隔离，是为了减少大家与外面接触，减少感染的机率……”
老师傅依然喋喋不休，我继续心平气和。没办法，这大年纪，“老小老小罢”。终于，老师傅畅快地发完一通牢骚，回去了。
一会儿，旁边的医院里出来几名白衣医护人员，陪同一名走路缓慢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我们例行询问后，得知是确诊转院的，救护车在街对面等着在。
再想想刚才的那个老爹爹，如果刚才没骂完，遇上了，就这么近距离地接触一下，真是很有被感染的可能的。
几日后，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想要出卡口，让她出具社区开的证明，她却说没有。问她出去干什么，她说去超市买菜。要知道，辖区内是有几个售卖点的啊！
无奈，我们继续给她讲道理，可这位根本不听，接着升级到又吵又闹，甚至开始骂人。说心里话，如果不是形势所迫，谁愿意在这拦着她出行的脚步呢？
她甚至还提出，让我们陪她到售卖点去，同事耐心地给她说好了路线，她才不情愿地走了。
还有要买药的。因为有个药店就在卡点外。没办法，我们只好帮忙买了给送进来，也不容易，没病谁买药呢？
日常值守卡点
不一会儿，就从卡口过去好几名街坊，手里拿着出入证明，但明显真的不是特别要紧的事，估计是在家待久了，想出来散散心了。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待烦了的家，是我们不敢、也不能回去的港湾。
好在，时间久了，磨合多了，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居民知道工作人员辛苦，也不会特意去冲击，只在内部遛弯。
封城后，我七八天给家人送一次菜，却不敢进家门。毕竟，我“一身是毒”，万一把家人给感染了，那就掉得大！
大年初三，我回了趟家，送物资。我家在三楼，到了楼下，我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喊一嗓子，老婆跟儿子就在窗口望着我。
我继续说：“将那个车门打开，我把菜放进咱家车上去。”转过去后，她再将车门一锁，我就直接走了。过大半个小时，他们再拿物资到家里。
初四以后至今，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家了。
04
我们上班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基本没有松口气的时候。大部分同事像我一样，都选择了不回家，就住单位宿舍了。
可以说，我们每天都暴露在新冠病毒的环境中。
有的同事去转运病人，有的守卡点跟辖区的人沟通抚平他们的情绪，大家都在一起上班，一起住宿，也不知道身上有没有潜在病毒。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做好防护。
害怕妻子会担心，我平日都是报喜不报忧。每日的真实处境，我都不敢告诉她，免得她心酸。偶尔抽空打个电话视频一下，儿子说，想我想得哭。
上小学一年级的他嘟哝着小嘴：“爸爸，我很想你，你是不是不想我啊！”“爸爸，你今天一天都没理我啊！”
我就说：“爸爸很忙啊！要值班！”儿子就像个小大人一样叮嘱道：“那你要小心啊！不要被病毒感染了啊！”
老婆拿过手机，一再叮嘱我：“搞好防护啊。”我还是老话：“别啰嗦，我知道知道。”
在我眼里，儿子才刚刚记事，经历此次疫情，希望他能记住健康和自由的重要性。
2月8日，元宵节到了，需要给家里补充点物资。
儿子爱吃五花肉、鸡蛋和豆制品，妻子说家里冰箱内这几样要断货了。不仅是这些，我最爱吃的新鲜鱼也断了入城渠道，妻子爱吃的叶类蔬菜也很少了。
我看着她列给我的清单，来到了沃尔玛超市。压了压鼻梁上的一次性口罩，我排到了买肉队伍的后面。物资紧俏，不知道排到我时还能不能买得到。
为了满足儿子的小小愿望，我还是愿意冒着风险，鼓足勇气多排一会儿，希望能排到吧！不幸的是，还没等到我，营业员的话音就从口罩里头跳出来：“对不起，没肉了……”
没肉了，柜台上还仅存一星星包饺子的肉沫，排我前面的老人淡定地说：“这些肉沫我全要了。”这，连回去包个饺子，都没机会了，这队算是白排了。
离开肉品区，再到蔬菜区买菜，像样的菜，早已经被挑没了。再去排队称重，不知不觉，我在超市里头已经待了近两个小时。我看了下囤积的物资，土豆、腐竹、菜苔、卷心菜、大白菜、洋葱、大葱、海带、面条以及一小袋面粉……
最后，等我排队买单出去，已经近三个小时过去了。五花肉跟豆制品都没买到，儿子会不会伤心？这猛于虎的疫情，让武汉人备受煎熬！
05
到了小区楼下，我朝着窗户喊儿子的名字，母子俩先后露出了头。奇怪的是，儿子分明是张刚哭过的小脸。我问原因。
妻子解释说：“你不晓得，伢一直很乖。只是，他今天知道你要回来了。非要你上楼抱他不行。这不，任凭我怎么解释，他还是边哭边说想爸爸，想让爸爸上楼抱一下。后面，自己都咳嗽了起来。我一心急，就打了他屁股两巴掌……”
我虽然嘴上责怪妻子不该打孩子，但心里却不忍，也知道原因。别人家都是一家三口在隔离，起码有人搭把手。我们家呢，就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我还每天都回不了家。
在窗口见到儿子，我抱歉地告诉他：“儿子，爸爸没买到五花肉和豆制品，你会不会怪爸爸？”没想到，他竟然懂事地说：“爸爸，没事的，我就吃冰箱里剩下的东西，没问题的。你就别到超市去了，外面那么危险，我担心你……”
那一瞬间， 我感觉儿子像是一夜长大了一般。
赵警官在他家楼下与妻儿交谈
妻子特意给我准备了午饭。儿子说：“爸爸，我想下来，跟你一起吃饭。”这哪成？我就在楼下制止说：“你在窗边吃饭，我在楼下吃，你看我，我看你，好不好？”
儿子高兴地答应了。我叹了口气，不是个滋味。
妻子戴着口罩，端碗下来。一碗白米饭，有菜，也有我最爱吃的腊鱼。我让她别靠近我，危险！于是，她把碗放在楼下一辆车的后厢盖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两包湿纸巾，将筷子放在湿纸巾上。
随后，她走到楼梯口，就是不愿意上楼，想多看我两眼。比我小一岁的她，之前开瑜伽馆，后来家里忙不迭，她就退居幕后，照顾孩子，真是辛苦她了。
这时，儿子在上头喊了：“妈妈，你要不上楼，我也下楼了！”好嘛，小家伙吃醋了！见此，妻子轻声说：“那你慢慢吃，我上楼了。不然，儿子真要下来了。”
看着妻子离去的身影，我用湿纸巾擦过手，端着碗，将我家车的驾驶室门打开，那个方位刚好可以坐下，看到在窗边等待我的儿子。
我半边身子坐在驾驶位上，半边身子探出来。儿子就在我对面，他端着碗在窗边大声喊：“爸爸，你不赖也！可以坐着吃，还能看着我。”此时的我，鼻子一酸。
儿子并不怎么吃饭，反而像个“小话痨”：“爸爸，你坚持锻炼身体啊，爸爸你上班时小心啊，爸爸你要多抓些坏人，爸爸我想你带我出去骑自行车了，爸爸我想到你单位来看你。
“爸爸你知道吗？奥特曼他可厉害了！爸爸我跟对面六楼的高小微（街坊小女孩）说你穿警服好帅，可惜她现在可能睡午觉了，我同你这么大声音说话，她都不出来……”
儿子念叨个不停之时，我问妻子：“怎么不一起吃？”她说：“我不饿，就想看着你吃。”
这饭吃的……这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时间最长的一顿饭。
饭后，我将碗放在车上，儿子还没吃完。时间要到了，我告别妻儿，钻进车里，只听见儿子大声地喊：“爸爸你要注意安全，爸爸拜拜，你啥时再回来啊……”
我启动了车，逃离了小区。
06
前几天，正在值班的我接到一个电话，居然是花楼街一家开了十几年牛羊肉店的老板娘。老板娘说：“我想捐二十几件水饺给你们。”我一愣，没来得及说话。
女老板又说：“我看你们很辛苦，心里蛮不得劲的（河南话）。我冷库里还有一千件水饺，后面也想捐给你们吃。”我心头一暖，我们一线警察的辛苦，是得到了人民认可的。
2月15日，武汉的天空飘着大雪，老板娘将水饺拉了过来，我们同事终于吃上了一餐热气腾腾的饺子。
近来，随着有板有眼的防控，武汉的疫情逐渐回暖好转。几天后，我再去沃尔玛时，顺利买到了肉，人流也不像上一次那么多了，儿子终于吃上了他喜欢的肉但豆制品还是没有，而妻子也有了心爱的绿叶蔬菜。
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吧！回归正常生活！
我虽是一名警察，也是一个下厨达人，牛羊鱼肉都做的不赖。平日，时常组织儿子的同学及家长自驾游一起野炊。疫情过后，我会再约上大家。
那时，阳光晴朗，湖水微澜。大伙儿会吃上我做的饭菜，儿子边吃边夸我：“爸爸你做的饭真的好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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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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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在儿子眼中，爸爸是超人。尤其是有个做警察的爸爸，可是这个超人爸爸却不能在自己身边，只为守护一方百姓平安。最后，希望刘警官儿子的小小心愿成真，祝你平安，早日回家，抱抱你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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