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寶萊塢的電影除了歌舞有點多之外，總體來說拍的還是很深刻，尤其是阿米爾汗的電影。阿米爾汗被稱為印度劉德華，像地球上的星星、幻影車神、印度暴徒、三傻大鬧寶萊塢、我的個神啊、摔角吧爸爸等，每部電影都帶給人以人性的思考。
在幻影車神中，阿米爾汗一人扮演兩個角色，上演了一處盜賊與警察的故事。阿米爾汗扮演的雙胞胎，從小跟著爸爸在馬戲團表演，親眼目睹爸爸被銀行家逼死。長大後兩人成長為飛車高手，為了給父親報仇，多次盜取大筆現金，撒向人群，最終引爆銀行大廈，使得黑心銀行家破產的故事。
電影中有一個在銀行門口乞討的老人，路過的行人行色匆匆並沒有對他的貧困報以任何的同情、憐憫和施捨，突然老人發現自己乞討的工具中出現一張鈔票，抬頭一看，漫天鈔票從銀行大廈像雪花般飄下。這不禁讓我想起了水滸傳中梁山好漢劫富濟貧的故事。
晁蓋自稱“俺梁山泊好漢，自從夥並王倫之後，便以忠義為主，全施恩德於民”，可以說這是梁山好漢劫富濟貧的理論基礎，梁山好漢的第一桶金，便是智取生辰綱，劫的是梁中書給他岳父過生日運送的十萬貫金銀珠寶。宋江打完祝家莊後，“府庫金帛倉厫米糧，裝載五六百車”。這些劫來的金銀珠寶和糧食，一部分給了老百姓，一部分運回梁山，替天行道。
我們要先給“劫富濟貧”設定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存在極度貧困的人，且正陷入飢餓或疾病的困境之中；二是行為人自己沒有救助能力。劫富濟貧的案例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本身沒有什麼錢的人，為了極度貧困的人免受正在發生的飢餓或疾病等困境，對富人實施了盜竊、搶劫等行為，造成了富人的損失，而使得極度貧困之人得到救助。
電影也好，小說也罷，都有其設定的歷史和故事背景，對其不再過多著墨，需要站在刑法角度聊的是“劫富濟貧”行為的定性，是否構成搶劫、盜竊等犯罪，是否成立緊急避險。我國刑法第二十一條是緊急避險的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採取的緊急避險行為，造成損害的，不負刑事責任。
第一，在判斷緊急避險時，需要考慮是否存在現時的危險，即危險正在發生。案例給定的前提是貧困之人陷入了飢餓或疾病的困境，所以危險正在發生。
第二，劫富濟貧救濟的他人的生命權、健康權，也符合刑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的他人的人身權利，這種權利屬於刑法所保護的法益。
第三，要判斷避險行為的必要性。從這點來看，需要考慮以下幾點：1、行為人的行為必須適當，生辰綱用蒙汗藥把運送珠寶的夥計蒙暈，沒有傷害他們的姓名，相比殺人放火似乎是適當的，但切換回當時的歷史背景，這些夥計丟了這麼貴重的東西，怕是活著回去小命也不保了。2、行為人在劫富時能不傷人儘量不傷人，到手了該跑趕緊跑，即最小手段性。3、需要進行利益衡量，一邊是陷入困境的人的生命權，一邊是富人的財產權，生命權大於財產權。這樣分析下來，實際劫富濟貧是符合緊急避險的必要性的。
第四，即便符合了避險行為的必要性，還要再評價避險行為是否符合社會倫理，即從社會倫理上來說是否妥當。
刑法的正當性判斷，應建立社會倫理道德基礎之上。刑法學研究也應將社會倫理道德判斷作為一個檢驗機制，並使其在立法和法律適用過程中發揮作用。
時延安：“刑法的倫理道德基礎”，載《中國刑事法》雜誌2019年第3期。
縱觀當前我國法律中的義務性規範，並沒有哪個部門法明確規定，富人有義務救助窮人。先富幫後富、明星做公益等都僅僅是道德層面的期待和評判。富人沒有救濟、幫助陷入困境的窮人，充其量也只能是道德層面的譴責，而直接通過暴力或平和手段搶劫、搶奪或盜竊其財產，則違反了社會倫理，在手段上缺乏了社會倫理的妥當性。任何國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允許這種劫富濟貧的行為合法化，否則，打家劫舍救濟窮人就會普遍存在，很可能會發展成一個職業，一個可以阻卻違法性進行脫罪的職業。
第五，緊急避險還要考慮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避險意思。劫富的人目的很純粹，為了濟貧，行為人劫富後的財產不能像梁山好漢那樣，一部分救濟窮人，一部分用來招攬兄弟，服眾下人。
綜上，劫富濟貧的行為不值得提倡，其行為因為違反了社會倫理的妥當性，屬於違法行為，行為的正當性應當建立在社會倫理的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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