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宝莱坞的电影除了歌舞有点多之外，总体来说拍的还是很深刻，尤其是阿米尔汗的电影。阿米尔汗被称为印度刘德华，像地球上的星星、幻影车神、印度暴徒、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啊、摔角吧爸爸等，每部电影都带给人以人性的思考。
在幻影车神中，阿米尔汗一人扮演两个角色，上演了一处盗贼与警察的故事。阿米尔汗扮演的双胞胎，从小跟着爸爸在马戏团表演，亲眼目睹爸爸被银行家逼死。长大后两人成长为飞车高手，为了给父亲报仇，多次盗取大笔现金，撒向人群，最终引爆银行大厦，使得黑心银行家破产的故事。
电影中有一个在银行门口乞讨的老人，路过的行人行色匆匆并没有对他的贫困报以任何的同情、怜悯和施舍，突然老人发现自己乞讨的工具中出现一张钞票，抬头一看，漫天钞票从银行大厦像雪花般飘下。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劫富济贫的故事。
晁盖自称“俺梁山泊好汉，自从伙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恩德于民”，可以说这是梁山好汉劫富济贫的理论基础，梁山好汉的第一桶金，便是智取生辰纲，劫的是梁中书给他岳父过生日运送的十万贯金银珠宝。宋江打完祝家庄后，“府库金帛仓厫米粮，装载五六百车”。这些劫来的金银珠宝和粮食，一部分给了老百姓，一部分运回梁山，替天行道。
我们要先给“劫富济贫”设定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存在极度贫困的人，且正陷入饥饿或疾病的困境之中；二是行为人自己没有救助能力。劫富济贫的案例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本身没有什么钱的人，为了极度贫困的人免受正在发生的饥饿或疾病等困境，对富人实施了盗窃、抢劫等行为，造成了富人的损失，而使得极度贫困之人得到救助。
电影也好，小说也罢，都有其设定的历史和故事背景，对其不再过多着墨，需要站在刑法角度聊的是“劫富济贫”行为的定性，是否构成抢劫、盗窃等犯罪，是否成立紧急避险。我国刑法第二十一条是紧急避险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第一，在判断紧急避险时，需要考虑是否存在现时的危险，即危险正在发生。案例给定的前提是贫困之人陷入了饥饿或疾病的困境，所以危险正在发生。
第二，劫富济贫救济的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也符合刑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他人的人身权利，这种权利属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第三，要判断避险行为的必要性。从这点来看，需要考虑以下几点：1、行为人的行为必须适当，生辰纲用蒙汗药把运送珠宝的伙计蒙晕，没有伤害他们的姓名，相比杀人放火似乎是适当的，但切换回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些伙计丢了这么贵重的东西，怕是活着回去小命也不保了。2、行为人在劫富时能不伤人尽量不伤人，到手了该跑赶紧跑，即最小手段性。3、需要进行利益衡量，一边是陷入困境的人的生命权，一边是富人的财产权，生命权大于财产权。这样分析下来，实际劫富济贫是符合紧急避险的必要性的。
第四，即便符合了避险行为的必要性，还要再评价避险行为是否符合社会伦理，即从社会伦理上来说是否妥当。
刑法的正当性判断，应建立社会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刑法学研究也应将社会伦理道德判断作为一个检验机制，并使其在立法和法律适用过程中发挥作用。
时延安：“刑法的伦理道德基础”，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3期。
纵观当前我国法律中的义务性规范，并没有哪个部门法明确规定，富人有义务救助穷人。先富帮后富、明星做公益等都仅仅是道德层面的期待和评判。富人没有救济、帮助陷入困境的穷人，充其量也只能是道德层面的谴责，而直接通过暴力或平和手段抢劫、抢夺或盗窃其财产，则违反了社会伦理，在手段上缺乏了社会伦理的妥当性。任何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允许这种劫富济贫的行为合法化，否则，打家劫舍救济穷人就会普遍存在，很可能会发展成一个职业，一个可以阻却违法性进行脱罪的职业。
第五，紧急避险还要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避险意思。劫富的人目的很纯粹，为了济贫，行为人劫富后的财产不能像梁山好汉那样，一部分救济穷人，一部分用来招揽兄弟，服众下人。
综上，劫富济贫的行为不值得提倡，其行为因为违反了社会伦理的妥当性，属于违法行为，行为的正当性应当建立在社会伦理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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