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前后的三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极其动荡的时期。这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转折，两汉时期儒学占据统治地位，但思想禁锢越来越严重。三国魏晋时期儒学禁锢崩毁，文化界出现了自由和开放的局面。
政治与文化一向是相互影响的，建安二十二年是魏晋文学的一个分水岭，此之前的建安风骨代表着当时政局下的士人群体的意向和抱负，此后的魏晋风流同样也折射了当时政局的状况。
一、建安风骨
钟嵘曾在《诗品·总论》中这样评价建安风骨，"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祯、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
1、建安文学
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这时期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㻛、刘祯)与女诗人蔡文姬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诗体大多采用五言形式，诗的风骨以遒劲潇洒著称，而且普遍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这就是历史上独特的建安风骨。由于诗人群体都生活于河洛大地，所以诗人的创作风格都与河洛文化密切相关。风骨是我国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自南朝以来，风骨一直都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至于建安，取自于汉献帝在位期间的最后一个年号，但当时实际掌握政权的人是曹操，所以在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作建安文学。
2、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多用于对魏晋南朝时期的人物评论中，风指精神气质，骨更偏向于骨骼形态，现实中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合称风骨。在诗文中，风代表了内在的能够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文章因风而生动鲜明，它与文章的内容情感有关，但并不代表内容和情感本身。骨具体指文章的表现力，它直接体现在诗文语言中。
3、美学内涵
- 人生苦短的哀叹
东汉末年，群众割据，在当时掌握话语权的绝对不是大部分文人。恰逢战乱瘟疫，民不聊生，建安文人见此产生了对社会的感叹，但更多体现的是作者对短暂人生的不甘，对政治抱负为实现的不甘。比如《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建安文学中的很多作品都展示出了作者对于更高人生价值的追求，但无奈岁月老去，世事无常。
- 政治理想的高昂
乱世出枭雄，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凡有能力者，谁不想为自己打拼个前程。东汉末期的战乱虽让文人无安定日，但这也给文人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依靠自己扬名古今成为了文人的共同理想，纵观三曹七子的诗歌，曾多次出现了悲风、慷慨等词，这是那个时代所赋予的，文人不甘心只做政客的锦上添花，也想让自己的声音能够被时代听到。
- 个人色彩的鲜明
建安是文学史上及其辉煌的年代之一，这个时期诗歌的成就是巨大的。汉末社会动乱，儒家正统地位受到了兵、法、名、纵横等思想的冲击，文人的思想不再只局限如儒学，文人能够"兴会寄情，直抒胸臆"，思想中心真正落实在个人而不是环境，在内心而不在于环境，在精神不在形制。建安文人以全新的视角反思自我、重建自我，鲁迅先生称这是"文人的自觉"。
4、建安文学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出现对于后世文人创作来讲影响巨大，曹操文章中的洒脱之风影响了魏晋文人的诗风及生活作风，比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文章讽刺了诡秘的官场仕途，很明显有曹操文章中离经叛道的气息，还有田园派诗人陶渊明，他《五柳先生传》中的任性自然亦有曹操文风的影子。王粲和曹植的抒情小赋影响了南朝辞赋的创作，虽后世对建安风骨并没有完全继承，但多少保留了建安辞赋的传统。
作为东汉末年的文人群体，他们所生存的环境并不是最完美的，甚至很多时候文人的创作欲望都是被压抑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自怨自艾，而是化悲愤为文章中的旷达。建安文学所流露的不羁、直率，不仅为黑暗的时代增添一抹光彩，而且为后世文人树立了人格典范。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人民苦不堪言。政治上司马集团擅权，大肆屠杀异己，可谓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在此复杂的环境下建安文学的文学家们活得最清醒，他们并没有因时局艰险而退缩。他们哀叹世事的无常，感叹政局的黑暗，但并没有选择逃避。他们在诗歌中揭露政治的黑暗，表达自己积极入世的心境。对于政局他们并不甘心做一个旁观者，三曹打破束缚掌握证据，建安七子用文字抒发愤慨，这比在幻境中自我麻痹强太多。
二、建安二十二年
这一年对于政界来讲或许没有什么值得提起的事，但对文学界来讲却是独特的一年。史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来记载这一年，建安二十二年，是岁大疫，建安七子在这一年画上了句号。陈琳同王粲一起，在跟随曹操出征的路上死于瘟疫。另外三位徐幹、应㻛、刘祯也因瘟疫死在了曹操的大本营邺城。除了文人群体外，东吴的大臣鲁肃也于二十二年病逝，司马集团的司马朗也因探望得疫士兵去世。达官显贵在疫情中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既受战乱侵扰，又要抵抗疫情的普通大众呢。建安七子在建安二十二年后退出了文坛，从此之后的文章现汉代文人家国天下情怀的更是少有，魏晋士人的脊梁被这场瘟疫压垮了。
建安七子成为了文坛绝唱，自此之后中原文人的文章中少了对天下的关怀，慷慨豪壮的气势折损大半，一些悼亡与自怜的文章接连出现。文人群体不再过多关注于政局与平民百姓的生命，把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自己的生命和饮酒作乐中。
三、魏晋风流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魏晋文人的行为是放荡不羁的，他们饮酒作乐，在文章中肆意幻想。但当你以为他们沉醉在如神仙般逍遥自在的生活时，你就会忽略他们眼角深沉的泪水与内心的复杂。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1、从《世说新语》中解读魏晋风流
不同的人品读《世说新语》，感受是不同的。这本书记录了人物个性的空前解放、朝野政坛的得失、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支撑这些历史事件的，是这个年代人们反思出的道理。在这期间，文人追求理想人格，崇拜自然直率，他们愤恨仕途的不公却又不甘避世的寂寞。《世说新语》虽是小说集，但有着笔墨清简，点到为止的特点，它创造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故事，记录了许多典籍。鲁迅先生称赞其"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后人难以决断的魏晋风流在《世说新语》中是达观风流的，是俊秀淋漓的，是放心纵情的，是吝啬与奢侈兼具的。
- 放心纵情
魏晋以来的文人皆有不同的嗜好，王羲之爱鹅，王粲喜欢驴叫，王融独爱酒。这些爱好，在许多人眼里是配不上文人的风度的，但他们不仅沉迷而且毫无掩饰。《世说新语》的任诞篇中还记录了许多名士的独特行径，他们并不是想借此突出自己的独特，这也不只是名士作风，后人将此理解为心性使然。魏晋名士的种种行径无不昭示着一种独立自由的人格理想，他们生于乱世，对儒家名教的虚伪嗤之以鼻，但迫于统治者的残暴只能明哲保身。"竹林七贤"崇尚老庄、酗酒迷醉、傲啸山林、避世的行为引领了一种率真任性、开阔放达的风气，他们虽违背传统的儒家名流，但不失为名士。
《世说新语》是魏晋风流的真实写照，它以生动隽久的语言记录了魏晋的精神风貌，士人群体以纵情山水、嗜酒如命、沉迷清谈等为外在表现形式，以超凡脱俗的魏晋精神为内核铸造了一个精神自由、感情浓郁的时代。魏晋之美，在于魏晋名士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人生追求、审美理想，这对中国美学、思想史和人文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
- 时代的悲哀
《世说新语》既是魏晋的真实写照，那就不该漠视魏晋的弊端。后人艳羡魏晋名士的狂放不羁，但这些不一定出自名士本意。魏晋名士所展现出来的一切都是由时代逼迫的。在那个官以过问政事为耻的年代，行为放荡肆意反而成了风气，这是后世社会难以复制的。
魏晋风流背后所掩盖的，是社会的悲哀，士人在盛行的清谈会上讨论的大多为老庄思想，可这种避世的行为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吗？只是他们对时代的抱怨无奈太多，气性又过于刚烈，在自身力量不够强大时他们只能追求达到老子眼中得道者的境界，他们内心清醒现实却在逃避，这是士人群体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2、士人的狂欢与沉沦
此时的魏晋南北朝，用一个乱字就足以概括。司马家与曹家的纷争只是乱世的开始，在这个后人不愿意提及的年代发生了太多事。战乱让皇族的权力岌岌可危，士族权力扩大让儒家权威地位受到冲击，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士族日益不思进取，又极力控制压榨文人使华夏文明受到了冲击，此时的时代是病态的。
"死亡如风，常伴吾身"，从永初元年到汉献帝时期，天下就没有太平过。虽然瘟疫等天灾不能避免，但造成文人生活疾苦的是人祸。党锢之祸使一批文人成为刀下鬼，儒家士族损伤大半，在这种环境下士人对死亡并不是不恐惧，而是麻木。
浅观魏晋名士，我感到向往。王谢世家的风度很优雅，士人兰亭下曲觞流水意趣十足，人们谈论佛经、老庄，在酒中醉生梦死。剖析魏晋名士，我只觉得荒谬和同情。身为名士不为天下学子做表率，反而沉迷饮酒作乐，嗜好五石散，这种清谈让我觉得毫无意义。当时的政局可谓"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魏晋名士虽不处于达官显贵，但也绝非白衣，这种尚且能生存的哀嚎让人觉得矫情。虽然这是他们无力反驳的时局，但采取如此消极的方式来对待让人痛心。3、越名教而任自然
越名教是指打破两汉时期所建立的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等思想禁锢，任自然是指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用道家无为思想重新塑造人格。恰逢乱世，传统的儒家思想不能保证统治者为政以仁，儒家思想不能让士人群体生活安逸。多种因素下士人开始反思老庄思想的正确性，开始追求自由无为。
4、终为时局所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魏晋名士也曾挣扎过。嵇康一曲《广陵散》谢绝天下，山涛出仕、陶渊明在仕途归隐之间徘徊最后看开归于田园。无奈时局动乱，王谢一类的家族都不能自保，名士选择独善其身有什么错。名士风流，说是风流，其实是一种清醒的痛苦。对于他们来讲，药石也好，寄情山水也好，只是排遣痛苦的方式罢了。
总结
建安文人与魏晋士人群体的生活年代大致重合，但两者给世人展现出的精神风貌却有很大不同。建安时期虽战乱频繁，但人们并没有失去对生活、对权力的追求。他们感叹时局，感叹人生，他们不逃避问题，像曹氏父子从不对时局有过多无奈，他们的一生都在与时局做争斗，文学作品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
反观建安二十二年后兴起的魏晋风度，世人承认这是中国文学历史上无法再重现的辉煌，但这其中隐藏的苦楚和无奈是文人群体不想重现的。魏晋文人崇尚精神上的自由，但精神上的自由在当时的政局下是不全面的，这时他们没有选择与现实作过多抗争，他们沉醉于自己给自己织造的环境中，靠酒与五石散来麻痹自己。这种舍大义全小义的做法是小部分人的选择，但它的确是一个年代的缩影。魏晋名士在精神极度苦闷中选择放浪形骸，虽情有可原，但却为后世做了不正确的范例。
如果说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文人思想出现波动的分界线是建安二十二年，其实是有依据可循的，如果不是战乱瘟疫使原本占据主流的文人思想付之一炬，那之后的文人群体也不会对这个社会失望至极。
说到底还是时代决定的，自古以来的文人都没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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