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之前我在《儒学主流不认可谶语，刘秀为何既崇尚儒学又推崇谶语？》一文中提到：
一是刘秀为了确认其皇位的合法性，宣扬天下乃高祖之天下，非刘玄、刘永，也非刘秀本人之天下的主张，时任的刘氏皇帝不过是替高祖管理天下而已。为了明确自己是高祖皇位的合法继承者，刘秀重视高庙，守高祖之约，提倡儒学，尊崇孝道。
二是在当时的社会，谶纬之学的影响力很大。刘秀称帝时，就借助了谶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作为其帝位合法性的重要理论依据。
除了儒学孝道与谶纬之学之外，还有一个理论也影响着东汉王朝皇位的合法性，那就是尧后火德。
所谓的“尧后火德”可以理解为汉家为尧后与汉朝为火德两部分的结合。
据《汉书·眭弘传》记载，早在汉昭帝时期，眭弘曾说：“先师董仲舒有言¨¨¨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这是《汉书》中所谓汉朝皇室是尧帝之后的最早记载。
另据《汉书·高帝纪》记载，西汉后期著名经学家刘向（刘歆之父）赞颂汉高祖刘邦时说：“汉帝本系，出自唐（尧）帝。”
以上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所谓汉室是尧帝之后的记载。咱们聊了汉家为尧后，接着说汉朝为火德的问题。早在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认为五行（土、木、金、火、水）代表五种德性，以五德始终说来解释朝代的兴替，即：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也就是虞（舜）土、夏木、商金、周火。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接受了五德终始的学说，以为周朝为火德，秦朝取代周朝，所以秦朝为水德。
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认为汉朝应属水德，即：虞土、夏木、商金、周火、汉水；到了汉武帝时期，又把汉朝改为土德，即：虞土、夏木、商金、周火、秦水、汉土。
无论是水德还是土德，都是在用五德始终说中五行相克的理论来解释朝代更替。到了西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刘歆以五行相生的新理论来解释朝代的兴替。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也就是唐（尧）火、虞（舜）土、夏金、殷水、周木、汉火。
于是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两代人的“努力”，汉朝为“尧后火德”的理论正式出现了。
王莽代汉时，采纳了汉朝为“尧后火德”这一理论，又“考证”出自己的王氏是舜帝之后，即“惟王氏，虞（舜）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
根据五行相生的理论，火生土，唐尧和汉朝都属于火德，虞舜属于土德；王莽建立新朝，取代汉朝，新朝和虞舜一样，都应属于土德。所以，王莽以自己的“舜后土德”取代汉朝的“尧后火德”成为其新朝建立的重要法理依据。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刘秀称帝之前，其早年在长安时的同学彊华从关中而来，奉上《赤伏符》，其中讲“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以此劝刘秀称帝。
由此可知，经过王莽时期多年的宣传，刘歆的五行相生理论已经基本取代了之前的五行相克理论被社会大众所接受，汉朝为火德的观念深入人心。
又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二年春正月，刘秀“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汉朝属于火德是王莽宣传的理论，刘秀为何认可呢？
一套理论能够被社会公众普遍认可，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在刘秀看来，一方面当时天下还处于群雄争锋的状态，形势不允许刘秀长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五行相克理论；另一方面，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汉朝根据五行相克理论正式确立自己为土德，尚黄色；而多年来，王莽也一直在宣传自己的新朝属于土德，也尚黄色。而当时新朝已经灭亡，且王莽早已大失人心；如果刘秀称汉朝为土德，尚黄色，很容易让人先想到王莽的新朝；而汉武帝确立汉朝为土德之前，汉朝为水德的事在西汉时期被否定过，且距离刘秀的时代又太遥远了。所以，恢复五行相克的理论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相反，如果采纳汉朝属于火德的理论，不仅在人心思汉的大环境下是有利的，而且也可以为刘秀自己确立汉朝中兴者的身份，有利于刘秀为其所建立的政权争取包括刘氏皇族在内的社会公众的认可。所以，确立汉朝是火德，是刘秀审时度势的结果。
尧帝像
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汉初年，班彪著《王命论》一书，提出：“刘氏承尧之祚，尧据火德而汉绍之，有赤帝子之符，故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
从这个记载可知，先不论汉室为尧帝之后是真是假，但经过王莽多年的大力宣传，刘氏皇族为尧帝之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认可度。
另据《后汉书·祭祀志上》记载，建武七年五月，光武帝刘秀给三公下诏：“汉朝当郊祀尧帝。你们与卿大夫、博士讨论一下。”结果时任侍御史杜林上疏反对，其提出的一个理由是汉朝的兴起和尧没有关系。刘秀采纳了杜林的意见。
刘秀为何想认尧为祖先呢？
在刘秀看来，虽然当初王莽以“舜后土德”取代“尧后火德”的理论建立新朝，但现在的情况是王莽已经败亡，其所谓“舜后土德”的说法也随着其败亡而成为过去式。
现在刘秀面临一个问题，他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也属于西汉皇室，从其兄刘縯“养士”这一点看，刘秀年轻时的家境应该比较富裕，但有一点他无法回避，那就是刘秀是布衣出身。如果这件事放在现代，那一个很励志的故事，但是在当时的封建等级社会里，这严重影响了时人对其皇帝身份的认同和看重，乃至影响到对其新政权的认可度。所以，王莽一直宣称的汉为尧后之说引发了刘秀的兴趣，也让刘秀有了攀高枝的想法。
可是侍御史杜林反对刘秀郊祀尧帝的意见也让刘秀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汉朝皇室是尧帝之后的依据在哪里，没有依据去乱认祖宗，那会弄巧成拙的。所以刘秀采纳了杜林的意见，没有“郊尧”。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儒学孝道、谶纬之学、尧后火德，可以并称为刘秀皇位合法性的三大法理依据。可是这里面是存在问题的，除了汉为尧后缺乏证据支持外，这三大法理依据彼此之间也是存在冲突的。
据《后汉书》和《资治通鉴》记载，刘秀“好图谶”，可是刘秀的这一做法遭到了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桓谭、郑兴等人不同程度的抵制，他们不认同谶纬之学属于儒家经典，结果“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
可回过头来，刘秀发现，虽然自己可以凭借政治权力排挤这些认为“谶之非经”的儒家学者，但问题是自己现在拿不出一套谶纬之学属于儒家经典的理论依据来说服这些大知识分子。
再者，汉朝属于“尧后火德”虽然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通过两代人的“努力”搞出的理论，但是刘歆提出的五行相生理论是对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五德始终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问题是这套与阴阳家关系密切的理论如何归入儒学正宗，这也是一个难题。
经过一番缜密地思考，刘秀认识到一点，为了确立其帝位的合法性，必须将这三大法理依据整合起来，让其相通相融，成为一套被儒家正宗所认可的理论体系。
于是乎，刘秀想到了一本书，此书就是《左氏春秋》。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夫子根据当时的历史记载而作《春秋》一书（因史记作春秋）。
另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司马迁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由此可知，《左氏春秋》是左丘明依据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夫子的《春秋》编撰而成的。
桓谭《在新论》中写道：“《左氏传》（左氏春秋）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据《后汉书·郑兴传》记载，儒家学者郑兴虽然不认同谶纬之学，但其对《左氏春秋》却是深有研究。
鉴于《左氏春秋》一书在儒家学者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刘秀想通过加强对《左氏春秋》研究的投入，将“谶纬之学”“尧后火德”这两大法理依据纳入儒家正宗。
据《后汉书》记载，在建武初年，朝中出现了关于是否应该设立《左氏》博士来研究《左氏春秋》的大争论。当时的名儒范升以“《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等理由坚决反对，并提出“《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当时，反驳范升的人提出太史公司马迁“多引《左氏》”。于是范升又上奏“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刘秀担心得罪大批儒家学者，在设立《左氏传》博士时，不敢用与范升争辩的陈元，而是让司隶从事李封为博士来负责《左氏春秋》的研究。因为《左氏传》博士的设立，在众多的儒生中舆论哗然，“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此时因为负责此事的李封病逝，设立《左氏》博士来研究《左氏春秋》的事又废止了。
据《后汉书·贾逵传》记载，在汉章帝时期，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贾逵上奏称：据其考证“《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汉章帝认可贾逵的结论。
由此，在汉章帝时期，经过贾逵对《左氏春秋》的研究“考证”，“谶纬之学”与“尧后火德”被纳入了儒学正宗。儒学孝道、谶纬之学与尧后火德通过《左氏春秋》的衔接被整合成为证明东汉王朝帝位合法性的一套完整理论体系。光武帝刘秀在九泉之下可以闭眼了。
影视剧中的刘秀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此评价道：“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其实这个评价是否得体关系到当时以《左氏春秋》整合证明东汉王朝帝位合法性的三大法理依据是否应当的问题。
刘秀是一代英主，汉明帝与汉章帝统治时期被称为“明章之治”，总之，刘秀与汉章帝都不是无道昏君，总体还行。所以，不能说和皇帝唱反调的人都是好人，也不能说“附会”皇帝的人都不行。所以，范晔以是否和皇帝唱反调来评价臣下好与不好，这个标准明显是错误的。
为何范晔赞赏桓谭、郑兴，而不喜贾逵呢？其实这里面有深层次原因。
范晔生活在南朝宋代，距刘秀时期大约400年之后，距东汉灭亡大约200年之后。也就是说，在范晔所处的时代，所谓的“谶纬之学”“尧后火德”已经失去了400年前的政治价值。而范晔单纯地站在自己的时代，以儒学正宗的角度，肯定桓谭、郑兴，而否定贾逵，这是不公允的。
评价一件事情，一定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贾逵通过对《左氏春秋》研究，将“谶纬之学”“尧后火德”纳入儒学正宗，有利于巩固东汉王朝帝位的合法性；帝位合法性的巩固可以避免统治阶级内部许多不必要的内斗甚至战乱，有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东汉时期经济发展、人口恢复乃至国计民生都是有利的。范晔对贾逵的评价，存在着格局不大、站位不高、视野有限和见识不足之处。
此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因为儒学孝道是东汉皇位合法性的重要法理依据，这在东汉时期直接带火了一本书。此书就是相传为孔子所作的《孝经》。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汉明帝时期，“自期门（侍从官）羽林（禁卫军）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
又据《后汉书·荀爽传》记载，荀爽在对策中提到：“臣闻之于师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其象在《周易》之《离》。’¨¨¨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
从关于荀爽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东汉不仅在推广《孝经》，还将儒家的孝道与汉朝的火德在理论上衔接了起来。
为了提升皇位的合法性，刘秀非常看重孝道。提到孝道，我们自然会想起刘秀的叔父兼养父刘良。在真实的历史中，刘秀与刘良的相处如何呢？请看下篇《刘良与刘秀：孝道与皇权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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